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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元之际的华北大地上，“世侯”的存在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据《元史》及元人文献资料，当时中原地区世侯约有百余家，势力较强的有十数家，“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其中，又以真定史天泽、顺天（保定）张柔、东平（泰安）严实、济南张荣最为有名，号称“四大诸侯”。

距离秦始皇一统六国已经过去十多个世纪，如何中原又出现了诸侯纷争的局面。说到底，这还是成吉思汗的“锅”。从1211年开始，新兴的蒙古汗国展开了对金朝的攻势。彼时，金国立国还不到百年，却已败像尽露。在四五年的战争中，蒙古大军“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1214年5月，金宣宗被迫将京城从中都（今北京）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以避蒙古兵锋。这样一来，中原郡县尽废，政治悬空，处于“荡然无统”的局面。金朝不能有效控制，蒙古也未稳固占领。“豪杰乘乱而起”，谁能够纠集到一部分兵力，谁就成为占据一方的军阀。

偏偏蒙金双方的政策，愈加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成吉思汗展开西征之后，将对金战争委托给大将木华黎。由于蒙古军主力西征，木华黎麾下部众只能驻于战略要地和用于大的战役行动。迫于兵力不足，他采取“招集豪杰，勘定未下城邑”的做法，凡是归降的汉人地主武装和金朝官吏，一概让他们管辖原有地盘，任以元帅、监军、节度使、万户长、招抚使、府尹、县令、总管等职，并给他们以世袭的权力，让他们扩展实力，争取郡县。这种政策，对金朝地方官吏，汉族豪强地主，农民起义军首领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些人归附蒙古之后，得以世代治理其所辖郡县，成为蒙古统治下的“世侯”。

金朝吃到苦头之后，来了个依样画葫芦。1220年，金廷在黄河以北，封了9个地方首领为“公”，这就是所谓的“九公封建”。九公的权力很大，“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事”，不仅如此，金朝廷还给他们画了一个大饼：如能收复邻近州县者，亦听管属。当然，要吃到这个大饼也不容易。譬如“九公”里以武仙兵势最强，金朝廷授其“知真定府事”，以后又授予“恒山公”衔。问题在于，蒙古方面在此地也封了汉人豪强史天倪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行府事”。敌对双雄并占一地，对真定府展开反复争夺就不可避免了。

在蒙金双方的竞相拉拢下，河北、山东及山西一带出现了形成大大小小割据州县的汉人世侯，“皆世其官，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或父兄存，将传子弟者，亦惟命”的局面。1234年，金朝在蒙古与南宋的联合进攻下灭亡。但效忠蒙古的汉人世侯的权力和地位依旧得到承认。不仅如此，金朝灭亡后，又有一些地方武装投靠蒙古统治者。1235年，原金朝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以秦陇之地归附蒙古，得以保留旧职，“秦、巩二十余州事皆听裁决”。结果，“世侯”制度又扩展到陕西、河南，从而遍布中原各地。

这些蒙古汗国中的汉人世侯世掌其辖区内的军、民、财及司法等权力，“擅生杀祸福聚敛封植之权”，几乎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它的世袭制、割据性和农奴式的统治方式，对早已实行中央集权制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中原地区，明显是一种历史倒退现象。但在当时，它与漠北制度却没有什么冲突。成吉思汗统一草原前，各部酋长本就各自为政。蒙古汗国建立后，也只是松散的许多王侯领地的联合。因此，汉人世侯的存在本质上也是草原统治者在中原地区沿习分封诸贵族的传统观念，进行统治的一种老办法。汉人世侯对汗廷只需要尽到六项义务，即纳质、助军、输粮、设驿站、编户籍、设置达鲁花赤。在蒙古攻掠、灭亡金朝过程中，降蒙汉军随从征伐，出力甚多，作用甚大。蒙古灭金之后，汉人世侯军队的大部分又被派往蒙、宋边境，征伐南宋。

在蒙古汗国的前几代大汗统治时期，汗廷与世侯之间大体相安无事而各取所需。之所以只能说“大体”，是因为蒙古统治者对这些异族军阀毕竟怀有戒心。按照当时南宋人的记载，蒙古军与南宋军作战时的战术是：汉军冲锋在前；不胜，继之以回回军；又不胜，才动用真正的蒙古军上阵。即便是张柔、史天泽这样势力强大的汉人世侯，在战斗中也常常需要率领敢死士冲锋陷阵，故两人皆赐号“拔都”（蒙古语“勇士”之义）。在蒙金、蒙宋战争中，汉人世侯及其部下承受的伤亡之众，也是可想而知的。

到了蒙哥汗因病去世于合州钓鱼山（1259）之后，汉人世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蒙古汗廷的归属产生了重要影响。蒙哥汗生前，并未确立后继人。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他的同胞兄弟（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等人）都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弟弟忽必烈抢先一步，于1260年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自立为大汗；随后，幼弟阿里不哥在蒙古本土哈拉和林举行的“忽里勒台”（宗王大臣会议）上推举为大汗。双方遂展开激烈内战，历时四年之久。直到1264年阿里不哥力竭投降，忽必烈才坐稳了汗位。这场内战彻底撕裂了蒙古汗国。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兄弟阋墙。从法理上说，是忽必烈理亏。这是因为按蒙古旧俗，“忽里勒台”本就要在蒙古草原举行。忽必烈在开平称汗，首先违反惯例，其次也没有邀请西道诸王（如钦察汗、察合台汗）前来，根本就是故意造成既成事实。甚至在开平会议上，“劝进之初，诸侯王议未一”，可见忽必烈称汗，并不怎么得人心。

但兵戈一起，就轮到武力说话了。蒙古有“幼子守灶”的习俗，阿里不哥以拖雷家族“灶主”的身份掌握了漠北大部分蒙古军队。散处在秦、蜀地区的跟随蒙哥汗征伐南宋的军队，也听从阿里不哥的调遣。他的弱点是在汉地没有基础，只派了个脱里赤到燕京征集民兵。忽必烈赶到燕京，诘问征兵理由，脱里赤只好推说是蒙哥汗的遗命。忽必烈立即把他征集的人解散。反观忽必烈所掌握的军事力量，除了跟随他讨伐南宋的一部分蒙古军之外，主要就是河北、河南、山东的汉人世侯军队。为了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忽必烈势必依赖这些汉军。比如《元史》就有记载，“世祖中统元年(1260）五月，诏汉军万户，各于本管新旧军内摘发军人，备衣甲器仗，差官领赴燕京近地屯驻”。汉军北上集结燕京（今北京），自然是为了对付漠北的阿里不哥。同时，汉人世侯的兵力也不容小觑，仅史天泽就出兵1.4万人之多。

反之，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之间，汉人世侯无疑是支持后者的。相比阿里不哥顽固坚持草原旧俗，忽必烈表现出了亲近中原儒士的汉化姿态。他还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采取了许多发展生产的措施，诸如禁止军队扰民，禁止侵占农田为牧地，禁止擅兴“不急之役，妨夺农时”，设立“劝农司”。这样一来，“中土诸侯民翕然归心”，汉人世侯也甘心为忽必烈所用了。

1260年秋，忽必烈为与阿里不哥决战亲自率军北上。双方军队在和林郊外的巴昔乞地区发生了一场大战。参加忽必烈亲征的汉人世侯有九人之多。这场蒙古内战以忽必烈军队获胜占领和林宣告结束。

汉人世侯帮助忽必烈坐稳了汗位。虽然史料没有具体记载汉人世侯军队发挥的具体作用，但肯定不会小。这样推测的理由在于，1287年爆发了蒙古东道诸王乃颜的叛乱，忽必烈又一次率军亲征。谁知在战场上，对阵双方的蒙古人居然立马交谈，甚至退却不战。面对这种困境，忽必烈只好依靠汉军列前死斗，这才取胜。名正言顺镇压叛乱尚且如此，何况根基未稳的争位之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人世侯及其军事力量，实际上是忽必烈争夺蒙古大汗之位的最为重要的军事筹码。

按理说，忽必烈既然倚仗汉人世侯之力登上了至尊宝座，似乎应该论功行赏才对，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忽必烈逐步采取措施，收夺世侯的权力，实行兵民分治。到至元二年（1265），“罢侯置守”，推行迁转法，基本上解决了世侯问题。

用国人熟悉的话说，汉人世侯的结局叫“兔死狗烹”。为什么会这样呢？表面上看，这是李璮叛乱的原因。李璮也是汉人世侯，“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后来他在《水龙吟》词里干脆表露心迹，“不如易腔改调”，“一声长啸，太平时相将近也，稳稳百年燕赵”。从中可见此人早已心怀异志。窝阔台、贵由汗统治时期，曾多次征调其兵马、他都巧言推托，保存自己的势力。到了中统二年（1261）冬，阿里不哥降而复叛，重占和林。忽必烈不得不把蒙古军队和汉军万户的主力调往北方前线，造成中原地区暂时呈现出武装拱卫的真空地带。李璮认为发动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遂孤注一掷，起兵反蒙。

中统三年（1262）二月三日，李璮起兵。三月，攻占济南，直接威胁到燕京后方，忽必烈稍有踌躇，汗位便有动摇之忧。因此，为了镇压李璮，他立即动用了自潼关以东、黄河以南所有蒙汉军队前往征讨。这几乎占自己当时所掌握总兵力的十之六七。南宋乘机夺去七州四县，山东、河北、辽西数千里，均为之震动。这年四月，忽必烈又命位高权重的右丞相史天泽专征，诸将皆受节度。大军来到济南，远离城外三十里开河筑城，“凡三河三城而围”。李璮多次派兵突围，均未成功。济南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俨然成为一座死城，至七月二十日, 李璮见大势已去，吩咐部众自寻出路。他自己“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浅不得死”，被蒙古兵生擒。

南宋时期形势图。作者/邹逸麟，来源/《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至于李璮的下场则颇为耐人寻味。史天泽俘获李璮，既不献俘给忽必烈，也不向忽必烈请示如何处置，而是当即擅自将其诛杀。联想到李璮反叛前曾派人联络山东、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企图策动他们共同响应起事。史天泽的专擅之举不免有杀人灭口之嫌。

大约是为了撇清自己的嫌疑，史天泽不得不在平定李璮乱后首先奏请：“兵民之权，不可并于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这正中忽必烈下怀，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元史》评价史天泽“及临大节，论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算是给他戴上了一顶高帽子。

史天泽如此表态后，汉人世侯便迅速走向末日。中统四年（1263），忽必烈下令削夺大世侯的兵权，规定“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严格执行军、民分治的制度；至元元年（1265）及二年，忽必烈又遣数路省臣罢世侯世守，迁转河北、河东、山东及河南等地区的世侯。就这样，世侯遂转变为中央集权官僚制下的管民官或管军官。由于除军官外，不得世袭，世侯的原本意义已经丧失殆尽了。

元时期形势图。作者/邹逸麟，来源/《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所谓“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从深层次来看，汉人世侯的结局早在他们为忽必烈出生入死争来汗位时就已经决定了。世侯由于忽必烈倾心汉法而向其效忠，却忘记了汉法的本质就是重建传统的中央集权封建制度。于是，当忽必烈全面推行“汉法”时，“世侯”这一大一统国家身上分裂割据的毒瘤便到了必须去除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