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既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又是一大历史性进步。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作为这一新兴阶层的杰出代表，先忧后乐，有志天下，并将其理念变为实践，积极推行变法。就个体而论，士大夫良莠不齐，但卑鄙龌龊之徒绝非多数。其中高尚之士颇多，优秀人才不少。将宋代士大夫从总体上斥为“群小”、比喻为“粪土”，有欠公允。学人自当信心满满，继续关注这一阶层。
原文出处：人文杂志2013年07期
一、借古说今宜审慎
如何评价宋代的士大夫？而今学者各执一词，两种观点极端对立。“君子论”者将宋代盛赞为“君子时代”，颂扬“宋朝的文人士大夫是中国历史上最高傲、最有骨气的一群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而不趋炎附势，不巴结权贵”。“粪土论”者则针尖对麦芒，断言：宋代士大夫大多数“是卑鄙龌龊之徒，更有巨恶大憝之辈”。将士大夫从总体上斥为“群小”，比喻为“粪土”，认为“范仲淹等人无非是一堆牛粪土上开出的几朵鲜花”。并指责为数甚多的宋史研习者“关注士大夫”，“称颂士大夫”，至少犯下三大错误，一“不符合史实”，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观”，三还“是一双双势利眼”。触动着我重温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论著，对以往的认识作些再思考。
上世纪50年代初，范文澜曾自我反思其旧本《中国通史简编》“由于片面地‘反封建’和‘借古说今’所造成的非历史观点。”他说：“无分析的一律抹杀或一律颂扬，都是主观主义的、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在他看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不能“古今不分，漫谈时事”，“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①翦伯赞曾强调不能“对自己的历史盲目歌颂”，也不能“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把自己的历史写成罪恶的堆积”。并提出“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不要先提出结论，把结论强加于史实”；“不要依据孤证，武断历史”。②前辈史家的这些告诫，在事隔数十年之后，仍然不乏针对性。恕我直言，“君子论”恐属“一律颂扬”、“盲目歌颂”，“粪土论”则有“一律抹杀”、“虚无主义”之嫌。对于“君子论”，笔者在《不必美化赵宋王朝》③一文中曾略抒己见。下面主要就“粪土论”谈些粗浅看法，相信有关学者会不吝赐教。
漆侠早在50年代初，便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主张“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反对“封建统治阶级中没有一个好家伙”一类的说法，强调“不能一笔抹煞三千年来的封建统治阶级”。④在众多的宋代士大夫的所谓称颂者中，他无疑名列前茅。范仲淹无非是牛粪上开出的一朵鲜花吗？漆侠并不这样认为。将其论文《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⑤同“粪土论”相比较，至少有三个实质性的不同。
第一，漆侠认为，范仲淹集团“是由才俊之士组成的政治集团”。换言之，仅就范仲淹集团而论，在其成员当中也并非仅有一朵或几朵鲜花而已，这个政治集团整体上便是一簇香味扑鼻的鲜花。漆侠引用韩愈的诗句“同官尽才俊”，称颂范仲淹集团。他说：“在整个封建时代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凝聚了这样多的人才，作出了这样绚丽多彩的贡献。”
第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史观，范仲淹这样的政治人物理应是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者。“粪土论”将范仲淹作为孤立的个人，把鲜花与牛粪割裂开来，并予以对立。擅长运用阶级分析法的漆侠则阐述了范仲淹这批鲜花的阶级阶层属性，一再强调“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封建士大夫”。在漆侠看来，范仲淹集团自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即“以中下层地主阶级为主，包括部分上层农民在内的中间阶层”。范仲淹集团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第三，从某种意义上说，“粪土”论与“君子”论如出一辙，均重在以超时空的善恶标准对士大夫个人作道德评价。漆侠则重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对士大夫阶层作历史评价。他认为，范仲淹所代表的封建士大夫是中唐以后才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的阶层。也就是说，范仲淹等鲜花不是附着在臭不可闻的粪土之上，而是植根于新兴阶层这片沃土之中。漆侠指出：这一新兴阶层“不仅经济地位的上升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在政治上取得一定的地位。正是这样一批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富有改革意识的政治集团”，⑥并且“在思想上表现了生动活泼的创造性”。⑦“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⑧由科举出身的读书人⑨为主所组成的士大夫阶层(或称官僚阶层)取代门阀士族等级成为地主阶级的当权阶层，是宋代社会阶级结构最重大的变动之一。王曾瑜指出：“这无疑是唐宋之际从官场到社会的一个变化，也是一种进步。”⑩
学者见仁见智，对漆侠的上述论断有不同认识是正常的。众所周知，漆侠既是宋史专家，又是农民战争史专家。王小波、李顺等农民领袖和范仲淹、王安石等封建士大夫都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漆侠晚年还着重探究宋代士大夫的学术——宋学，有《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一书传世。漆侠作为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后继者，履践了前辈史家翦伯赞的忠告：历史“不能只写一面”。我等自当信心满满，在关注社会下层的同时，理直气壮地关注士大夫。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主流精神并非大多数人所奉行的精神，而是大多数人所认同的精神。而时代精神则顺应历史潮流，体现时代趋向，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是什么？有学者回答道：先忧后乐，有志天下。(11)“粪土论”者的答案则是：读书做官，卑鄙龌龊，颇为糟糕。其实，宋代读书人的学习目的是多元的，其中较为常见的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为谋生而读书。蔡戡指出：“士之仕也，所以为贫。”其目的在于“事父母，育妻子”，(12)即养家糊口。某些上层士大夫自以为高雅，将这些为仰俯计，为生计谋的读书应举者作为嘲笑对象，轻鄙地称之为“岁糜廪禄”的“米虫”(13)即饭桶，显然很不公道。连朱熹也认为：“今之士大夫应举干禄，以为仰事俯育之计，亦不能免。”(14)生存是人的第一基本需求。为谋生而读书，固然算不上高尚，也不能斥之为糟糕，无非是平常人要活下去的起码生存欲望而已。但因科举录取率极低，读书人大多名落孙山，落得个“满头霜雪，满面尘埃”，“别无收拾，只有清贫”，空自叹息：“功名富贵真难致”。(15)正如陆游所说：“士之埋没无闻者何可胜计！”(16)在民间教书办学是广大失意读书人的主要出路之一，他们被称为“乡先生”。(17)乡先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在社会底层推广教育，普及文化，功不可没。“粪土论”者将这些下层士大夫从总体上一律予以否定，只怕有欠斟酌。
二是为做官而读书。杨时说：“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耳。”(18)罗大经说：“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应举觅官。幸而得之，便指为富贵安逸之媒。”(19)如“家甚微”的张绎“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问人曰：‘何以得此’？人曰：‘此读书所致尔。’即发愤力学，遂以文名。”(20)可见，读书做官确实是当时读书人相当普遍的追求。《孟子·滕文公下》曰：“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为做官而读书并不一概可耻。欧阳修在《读书》一诗中就坦言，自己青少年时代曾为做官而读书，并获得成功：“中间尝忝窃，内外职文翰。官荣日清近，廪给亦丰羡。”(21)欧阳修显然并非龌龊之徒。卑鄙的只是那些将“好官亦不过多得钱耳”(22)奉为信条的贪官。他们“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做贵人而不要做好人”。(23)有人认为“科举害人”，朱熹并不完全赞同。他一方面说：“科举累人不浅。”(24)另一方面又说：科举“也废他不得”。(25)科举制度虽然具有实质性的缺陷，但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文化发展，促进社会流动等积极作用，理当受到历史的肯定。须知，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教条的、超时空的。
三是为救世而读书。宋人许翰说：“士之仕也，高则欲行其道。”(26)这些高尚之士“忧国忘家，每言及国事，辄感愤慷慨。”(27)这一类型的代表人物首推范仲淹。据南宋僧人居简记述，范仲淹读书求学时的志向是：“达则为贤相，穷则为良医。”(28)此语又作：“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意思是：“仕而不至于相，则其泽之所及，顾不若医之博耳”。(29)史称：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入仕为官后，“一以自信，不择利害为趋舍。其所有为，必尽其方。”(30)范仲淹说：“不能利泽生民，非士大夫之志。”(31)其境界无比高尚。
范仲淹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精神确实并非当时大多数士大夫所能践行。正如宋人梅让所说：“士之仕也，进而取荣禄易，欲行其志而无愧于心者难！”(32)苏轼曾感叹：“呜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33)任何时代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总是极少数，不应因范仲淹精神是所谓极少数人的精神而加以忽视，其精神伟力不可低估。
第一，范仲淹精神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普遍认同和称道。史载：范仲淹生前，“天下想闻其风采，士大夫以不获登其门为耻。”(34)死后，士大夫更是赞不绝口。黄庭坚云：“范文正公在当时诸公间，第一品人。”(35)吕中曰：“先儒论本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36)范仲淹是王十朋崇拜的楷模、效法的榜样，他不断歌咏道：“堂堂范公，人中之龙。正色立朝，奸邪不容。”“平生敬慕范文正，遗像向来祠楚东。”“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私心窃慕范文正，后天下乐先其忧。”(37)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或许正是依据这些，李华瑞将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称为“当时士大夫们的共同理想”。(38)
第二，范仲淹精神对当时社会产生重大作用。庆历以前，士风不振，主政大臣往往“主安静之说而弊事不革”。(39)范仲淹一反先前士大夫“厚重沉默”的作风。在他的力行和倡导下，风气为之一变。朱熹说：“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又说：“本朝惟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40)范仲淹将其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理念变为行动，推行庆历新政。后来实际影响更大的王安石变法在很大程度便是庆历新政的继续。连对王安石变法颇有讥评的吕中也说：“荆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减于范文正。”(41)在某些宋人看来，“王荆公之变法即范文正公之遗意。”(42)范仲淹、王安石不愧为宋代士大夫这一新兴阶层的杰出代表。
第三，范仲淹精神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北宋人李孝彦当时就断言：范仲淹之高风亮节将“为天下后世之仰服”。不出所料，此后不少士大夫将范仲淹称颂为“千载一人”、“百世之师”、“殊绝人物”。明人陈凤梧诗云：“青天白日仰希文，自是先朝第一人。”(43)范仲淹“愿为良医”之志在宋代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元代以后影响越来越大。元人姚燧说：“范文正公之言曰：‘得志愿为贤宰相，不得志愿为良医。’其真知言哉！”(44)元人魏初《题阴德记后》诗云：“不为良相愿为医，落落胸中亦自奇。一片活人心思在，百年名笔有真知。”(45)将范仲淹先忧后乐、有志天下的精神称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精神，恐无不妥。漆侠指出：范仲淹等士大夫站在“时代的最前列”。(46)李华瑞认为：先忧后乐、有志天下是两宋时期“时代的最强音”。(47)范仲淹精神实可视为有宋一代的时代精神。
四、片言只语不足凭信
两宋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女真贵族、蒙古贵族先后以大规模战争的残酷手段灭亡北宋、南宋。在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两大历史关键时刻，士大夫的态度与表现究竟如何，无疑是对他们进行评论的重要着眼点。《宋史·忠义传序》高度评价宋代的士大夫：“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又曰：“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视士大夫为“群小”的“粪土论”者对此痛加批驳，然而其依据不是史实，主要是当时人的两句片言只语，其可靠性相当有限。
其一，“金人相与言：‘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惟李侍郎(若水)一人。’”此言引自《宋史·忠义传》，其实在同一记载中便有不少反证。首先，仅就金方所称赞者而言，就绝非只有被金军杀害于金营的宋朝使者李若水，还有因固守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而遇害的知府陈遘。《忠义传》载：“金人入见其尸曰：‘南朝忠臣也。’”(48)其次，在《忠义传》有记载的所谓“死节者”、“死义者”除李、陈二人而外，还有出使金营而被金军杀害的资政殿学士刘韐、吏部员外郎傅察，战死于隆德府(治今山西长治)的知府张确、战死于太原的知朔宁府(治今山西朔州市朔城区)孙益、战死于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的知崇阳县(今属湖北)李涓、因固守汾州(治今山西汾阳)而遇害的知州张克戬、因固守怀州(治今河南沁阳)而遇害的知州霍安国、通判林渊，在金营遇害的太学生徐揆，等等。第三，《忠义传》的记载有缺失。此传达十卷之多，赵翼还认为遗漏不少，他在《廿二史劄记·宋史列传又有遗漏者》条中有所补充。其例证之一是俞文豹《清夜录》所载：“靖康之变，上皇将赴金军，中书舍人姜尧臣极谏不可往。番使以骨朵击之，死。”引述之后，赵翼赞叹道：“忠节凛然，史传所必宜载者。”(49)可见，《忠义传》所说：忠义之士“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大抵属实。
其二，南宋遗民汪元量的诗句：“满朝朱紫尽降臣。”夸张是诗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这个“尽”字显然不确切，名垂青史的文天祥、陆秀夫等便是其反证。如果将“满朝朱紫”延伸到整个士大夫群体，这个“尽”字就更不确切了，在汪元量的诗集《湖山类稿》中反证比比皆是。如《醉歌》云：“国母巳无心听政，书生空有泪成行。”《江上》描述元军接管太学诸斋时的情景：“潮落潮生天外去，人歌人哭水边来。”《彭州》书写南宋灭亡后彭州(四川今市)的实况：“我到彭州酒一觞，遗儒相与话凄凉。……岐路茫茫空望眼，兴亡滚滚入愁肠。”对于这些只知哭泣流泪的书生，仅能“话凄凉”，“入愁肠”的“遗儒”，只怕仅可批评其无能，不可指责其无耻。其实，汪元量本人就是个反证。他“声声骂杀贾平章”，抨击权臣贾似道腐败误国；谴责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的宋理宗谢皇后降元：“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佥名谢道清。”(50)汪元量的民族气节素来深受人们景仰。与他诗歌唱和的士人如马廷鸾、刘辰翁、林石田、曾子良、李珏、徐恺、周方、章杭山、陈自堂、毛敏仲、刘桃冈等等，均与其志趣相投。他们在南宋灭亡后，与汪元量一样，隐居不仕，终老山林。《忠义传》称：“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或许言过其实。但据元史研究者陈得芝统计，在晚宋328名进士中，以身殉国者占21.65％，入元不仕者占53.05％，归降仕元者仅占25.3％。(51)其结论很清楚，归降仕元者仅约占四分之一，占多数的是入元不仕者，如果加上以身殉国者则占绝对多数。
五、品评人物最难
认识自然界难，洞察社会更难，品评人物最难。人之为人，很难穿越时空，总是一种面相。处于不同场景，位于不同时段，面相往往不尽相同，乃至截然相反。秦桧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北宋末年系大义凛然的斗士，南宋初期则为卑鄙龌龊的权奸。愚见以为，“粪土论”者只怕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一些。其主要表现有二：一是将士大夫简单地区分为卑鄙之徒与高尚之士两大类。不少士大夫介乎于两者之间，既够不上高尚，又算不上卑鄙。某些士大夫虽有龌龊之行，并非卑鄙之徒。素以刚正著称的寇准即是一例，他天禧元年(1017)在判永兴军(治今陕西西安)任上，曾参与伪造天书，“中外皆以为非”。(52)二是将历史文本与人物原形之间的关系简单地归纳为一味美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应作具体分析。历史是由书写者书写的，其书写目的各不相同，以致在史料中存在下面三种较为常见的问题。
其一，隐恶扬善。对于这个问题，“粪土论”者格外强调，其正确性毋庸置疑。赵翼《廿二史劄记·宋史各传多回护处》条指出：宋史各传“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有过必深讳之”，“有功必详著之”。接着便举出事例12条，以证实之。赵翼还言犹未尽，又在《各传附会处》《宋史数人共事，传各专功》两条中补充了10条例证。(53)赵翼所言未必事事准确，但史料中溢美之处、吹嘘之词确实较多。如《东都事略》载，张方平“为御史中丞，尝附(宰相)贾昌朝”。其著者王称感叹道：“固正士之所不与也。”(54)可是，苏轼在张方平生前，为其《乐全先生文集》作叙，将他比喻为孔融、诸葛亮，死后又在《张文定公墓志铭》中加以重复。这一比喻显然太夸张，张方平本人并不认同。他说：“孔明吾岂敢望！”又说：“北海(即孔融)或似之，然不至若是之蠢也。”(55)苏轼如此吹捧张方平，原因在于张方平有恩于苏氏父子兄弟。苏轼在其《墓志铭》中说：张方平“与轼先大夫游”，“轼与弟辙以是皆得出入门下”。(56)《宋史·张方平传》记述得更详细些：张方平“守蜀日，得眉山苏洵与其二子轼、辙，深器异之。尝荐轼为谏官。轼下制狱，又抗章为请。故轼终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诸葛亮。”(57)苏轼称颂张方平：“天下伟人则必以公为首。”(58)这类溢美之词，均不可信以为真。贤达如苏轼尚且如此，他人可想而知。
其二，隐善扬恶。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种史料中，对士大夫一味美化者固然甚多，蓄意诋毁者也为数不少。突出的事例莫过于托名梅尧臣所著《碧云騢》和伪托苏洵所著《辨奸论》，前者诽谤范仲淹等士大夫，(59)后者将王安石斥责为“大奸慝”。(60)宋代“专暴人之短”的谤书绝不止此两种，还可举出《碔砆录》。(61)这类著述的编撰者不是被诋毁者的政敌，便是其仇人。熙宁二年(1069)，新党开始当政，“二相(曾公亮、陈升之)皆闽人，二参政(唐介、王安石)皆楚人”。史载，旧党党魁、河东人氏司马光指责道：“闽人狡险，楚人轻易”，(62)显然出于派系偏见，外加地域歧视，是不能作为好评的。在《宋史》等史籍中，旧党偏见较为常见，大有凡具新党倾向者即受攻击之势。如在熙宁年间曾两度拜相的韩绛，虽因其“数荐司马光可用”而受到一定肯定，但“终以党王安石复得政”，遭到“清议少之”一类的谴责，(63)外号人称“传法沙门”。(64)然而范纯仁所撰《司马康国韩公(绛)墓志铭》(65)则对韩绛一概颂扬。可见，《宋史》等史籍毕竟不同于素有“谀碑”之称的碑志，并非一味美化士大夫。
其三，真假难辨。这类问题颇多，且相当复杂。如宋仁宗朝曾拜相的贾昌朝是否串通宫人、宦官就是个问题。《碧云騢》载：“昌朝在府，政事多内相关应，故主恩甚隆”，(66)云云。这类“士人少之”的丑闻，固然为王安石《贾魏公(昌朝)神道碑》、(67)王珪《贾文元公昌朝墓志铭》(68)所不载。但此情不能因其见于谤书而简单地视为乌有之事。《宋史·贾昌朝传》涉及到这一碑铭讳莫如深的丑闻：“数有(台谏)攻其结宦官、宫人者。”(69)其史料来源为宋人笔记。(70)苏轼《东坡志林》载：“温成皇后(即宋仁宗张贵妃)乳母贾氏，宫中谓之贾婆婆。贾昌朝连结之，谓之姑姑。台谏论其奸，吴春卿(即参知政事吴育)欲得其实而不可。近侍有进对者曰：‘近日，台谏言事，虚实相半。如贾姑姑事，岂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贾氏实曾荐昌朝。’”(71)宋仁宗此语毕竟出自传闻，《宋史·贾昌朝传》持审慎态度，称：“验问无事实。”(72)又如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述了韩侂胄及其集团的若干贪腐事例，诸如犬吠村庄、由窦尚书、屈膝执政等等。周密《齐东野语》称：“《杂记》所载，赵师睾犬吠，乃郑斗所造，以报挞武学生之愤。至如许及之屈膝，费士寅狗窦，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丑诋。”(73)王应麟《困学纪闻》则予以肯定：“《朝野杂记》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继其后者又甚焉。”(74)韩侂胄集团的贪腐丑闻太多，周密并不一概否定。他说：“《朝野杂记》所载韩平原(韩侂胄封号为平原郡王)送寿礼物，各列之天庆观廊间，观者为之骇然。”仅认为贾似道后来更恶劣，“其视平原之事，何翅万万”。(75)韩侂胄一伙民愤极大。民谣云：“满潮(朝)都是贼”，“冷(韩)底吃一盏(斩)”。伶人语：“苦苦苦，坏了许多生菱(灵)。”(76)《朝野杂记》所载犬吠村庄三事，或许“失真”，“固亦不免”。(77)然而种种迹象表明，李心传所说：“自(韩)侂胄用事，贿赂盛行，四方馈遗，公至宰执、台谏之门”(78)云云，从总体上看，应当是事实。
六、“群小”之说待商量
历史岂能无须依据史实，仅仅依据“什么藤结什么瓜”，依据统治阶级的阶级本性即可断定宋代士大夫大多数是卑鄙龌龊之徒，只怕是忘记了翦伯赞生前的告诫：“不要用原则代替历史，而是从历史引出原则。”士大夫人数太多，品评人物最难，现存史料有限且真假难辨，对此确实无法作出较为精确的统计，但倒也并非全无量的考察的可能。借助有关研究成果，仍可对宋代士大夫的道德状况作粗略估计。下面仅抽样式地举出三例，或许即可证明“粪土论”之不可信。
其一，宰相。在两宋137名宰相中，既有王安石、司马光、李纲、文天祥、陆秀夫等高尚刚正之士，也有蔡京、王黼、秦桧、贾似道等“巨恶大憝之辈”，但卑鄙龌龊之徒是否占多数则是个问题。所幸许怀林在《江西通史》中对两宋江西籍宰相乃至执政大臣作过相当具体的考察。依据其研究，北宋江西籍宰相凡6人，即王钦若、晏殊、陈执中、刘沆、王安石、曾布；执政大臣共12人，即陈恕、陈彭年、夏竦、李谘、欧阳修、王韶、王安礼、刘奉世、邓润甫、吴居厚、聂昌、王寓。南宋江西籍宰相凡9人，即陈康伯、洪适、周必大、赵汝愚、京镗、马廷鸾、江万里、文天祥、章鉴；副相共12人，即徐俯、张焘、洪遵、汪澈、施师点、萧燧、王刚中、罗点、刘德秀、包恢、陈宗礼、曾渊子。对于上述顶级士大夫，许怀林依据史实，基本予以肯定。他尤其称道南宋9位江西籍宰相，“都能主持正义”。在这39人中，许怀林仅对少数人略有微词，如夏竦“自奉尤侈”，陈执中“不能治家”，王安礼“疏于细谨”，洪适“无大建明”之类。并为王钦若、陈彭年辩解，认为他们并非“奸臣”、“佞幸”。在他看来，卑鄙龌龊之徒仅一人而已，即北宋末年不敢出使金营的尚书左丞王寓。(79)这一考察未必完全准确，宋真宗时促成天书封祀的王钦若、陈彭年，宋宁宗时阿附韩侂胄的京镗、刘德秀，均有相当恶劣的龌龊之行，绝非高尚之士。但卑鄙之徒在这批士大夫中不占多数，这一结论似乎确切无疑。
其二，翰林学士。据杨果研究，两宋翰林学士凡397人，他们大多是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具有较高封建文化修养”，属于“道德文学之流”。(80)杨果认为：“从个人来说，多数是学问渊博、才干超群的佼佼者；从群体来说，无论知识结构或智能结构，都是堪称一流的。”她将宋代的翰林学士称为“一个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团。”(81)由于翰林学士人数众多，杨果不可能对其个人一一进行具体研究。王瑞来的《代王言者》一文将其探讨范围集中在宋真宗一朝。(82)据他统计，真宗时翰林学士凡22人，即宋白、宋湜、杨砺、王旦、梁周翰、朱昂、王钦若、师颃、梁颢、赵安仁、晁迥、李宗谔、杨亿、陈彭年、李维、王曾、钱惟演、李迪、盛度、刘筠、晏殊、李谘。王瑞来将这22人从总体上称为“士大夫阶层的翘楚”，“在当时多负盛名，为士大夫们所倾慕崇拜”。依据其考察，在这22人中，虽无突出的高尚刚直之士，但可视为卑鄙龌龊之徒者仅王钦若、陈彭年、钱惟演三人而已。
其三，御史中丞。宋人炫耀：“国朝任台谏之法远出前代，台谏亦最号得人”。(83)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一书大体赞同此说，他认为：“宋代言官之盛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中是一个最令人注目的朝代。”(84)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具体地考察了两宋169名御史中丞的事迹，其基本结论是：“仁宗以来御史得人为盛，有裨时政者良多。”(85)同时指出，其中忠直、奸回并存。以宋仁宗朝而论，御史中丞凡31人，即刘筠、薛奎、王臻、程琳、李及、晏殊、王曙、王随、蔡齐、范讽、孔道辅、李仲容、韩亿、杜衍、张观、柳植、贾昌朝、王拱辰、张方平、高若讷、鱼周询、杨察、郭劝、田况、王举正、孙抃、张昇、包拯、韩绛、赵概、王畴。依据刁忠民的考察，包拯以及刘筠、薛奎、王臻、李及、晏殊、王曙、蔡齐、孔道辅、韩亿、杜衍、张方平、杨察、郭劝、王举正、孙抃、张昪、韩绛、赵概、王畴等20人大体属于刚直敢言之士。王随、李仲容、张观、柳植等人则是“无所建明”或“无大建明”的得过且过者。至于程琳、贾昌朝、王拱辰、高若讷、鱼周询等人，实乃卑鄙之士或有龌龊之行。宋仁宗时期，朝政相对清明，刚直敢言之士占多数不难理解。据刁忠民考察，宋徽宗朝御史中丞共27人，即丰稷、王觌、赵挺之、钱遹、石豫、席旦、许敦仁、朱谔、侯蒙、余深、卢航、吴执中、石公弼、张克公、俞、王黼、蒋猷、陆蕴、王安中、陆德先、张劝、李森、翁彦国、陈过庭、郭三益、周武仲、何。其中，陈过庭是北宋晚期著名的刚正高尚之士，丰稷、王觌、席旦、侯蒙、蒋猷、陆蕴、李森、翁彦国、周武仲等人有“直声”，王黼是巨奸大恶，赵挺之、钱遹、石豫、许敦仁、朱谔、余深、王安中、陆德先等人相当卑鄙或有龌龊之行。卢航、石公弼、张克公、吴执中虽有刚直之言，但据说分别党附童贯、郑居中、张商英、蔡京。但朱熹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吴执中“议论刚正，凡所陈述，殊无顾忌，颇有古直之操”，“非蔡氏之党矣，未知本传何所据”。(86)至于张劝、郭三益，资料太少，事迹不详。可见，即使是在北宋历史上最腐败的徽宗时期，也很难说当时的御史中丞大多数是卑鄙龌龊之徒。
最后需要说明，笔者并无全盘否定“粪土”论之意。毋庸讳言，前面所引有关学者的个别论断不免言过其实。(87)笔者从前所持“士大夫——皇亲国戚的克星”一说也确有再斟酌之必要，这一全称式肯定判断未免欠周延，上文所述贾昌朝串通内宫一事即是其反证。“粪土”论者的尖锐批评，其积极意义在于警醒我等，对历史当常怀敬畏之心，切莫动辄妄发新奇离谱之论。宋代士大夫阶层有无带倾向性的弱点或劣根性？答案是肯定的。由于士大夫阶层处于当权地位，这些弱点对有宋一代的政局曾产生相当深刻的负面影响。“粪土”论启发我思索这个问题，日后或有《宋代士大夫阶层的劣根性》一文刊出，以再就教于同行学友。
注释：
①范文澜：《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8－19页。
②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
③张邦炜：《不必美化赵宋王朝——宋代顶峰论献疑》，《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④漆侠：《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新建设》1953年第7期。收入姜锡东等编辑：《漆侠全集》第9卷，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9－370页。
⑤⑦漆侠：《范仲淹集团与庆历新政——读欧阳修〈朋党论〉书后》，《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收入《漆侠全集》第9卷，第215－235、220页。
⑥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漆侠全集》第6卷，第41页。
⑧张端义：《贵耳集》卷下，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3页。
⑨据台湾学者李弘祺介绍，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宋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认为，“读书人”一词始见于《宋史》(《宋代教育散论》，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0年，第35页)。此论不确，《隋书》中早已有之。《隋书》卷42《李德林传》载：有官员建议隋文帝“尽诛(北周皇族)宇文氏”，内史令李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文帝“作色，怒云：‘君读书人，不足平章此事。’于是遂尽诛之”(中华书局，1973年，第1199页)。藐视“读书人”之意溢于言表。与前代相比，宋代读书人不仅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地位明显提升。《宋史》卷3《太祖本纪三》载：“(宋太祖)曰：‘作相须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中华书局，1977年，第50页)。元人戴表元称：宋代“名卿士大夫，十有八九出于场屋科举”(《剡源文集》卷9《陈晦父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十有八九”，揣测之词，不足尽信，然证诸史实，占大多数则是事实。
⑩王曾瑜：《从门第到有、无出身》，《燕京学报》新22期。
(11)王瑞来：《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以范仲淹为中心的考察》，《宋史研究论丛》第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
(12)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51《治道》“宋孝宗时蔡戡对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96页。
(13)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2《委巷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95页。
(14)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18《训门人六》，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第2837页。
(15)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7《善谑诗词》、支丁卷6《南陵仙隐客》，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1353、1017页。
(16)陆游：《渭南文集》卷26《跋周茂叔通书》，《四部备要》第79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180页。
(17)探讨宋代“乡先生”并肯定其历史贡献的论著较多，足资参考。如：邹重华：《“乡先生”——一个被忽略的宋代私学教育角色》，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99年新8期；许怀林：《南宋的民办书院与乡先生的职业化》，杭州师范大学国学院等编：《徽音永著——徐规教授纪念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355－376页。
(18)杨时：《龟山集》卷2《语录·余杭所闻》，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367册，第39页。
(19)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2《赠头陀诗》，王瑞来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154页。
(20)《宋史》卷428《张绎传》，第12733页。
(21)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9《读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47页。
(22)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邓广铭、张希清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2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4《又谕学者》，《四部备要》第58册，第1338页。
(24)《朱子语类》卷13《力行》，第245－246页。
(25)《朱子语类》卷109《论取士》，第2697页。
(26)许翰：《襄阳文集》卷11《孙使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7)《朱子语类》卷132《中兴至今人物下》，第3182页。
(28)释居简：《北磵集》卷2《湖州宝云彬文仲净业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范仲淹此语既不见于其文集，又不见于其传记资料，于是有学者怀疑出自杜撰。余新忠《“良医良相说”源流考论》(《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论述甚详。
(29)陈桷：《石山医案》附录《石山居士传(李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0)《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20《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并序)》，第587页。
(31)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文正公愿为良医》，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81页。
(32)《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居士集》卷31《太子中舍梅君(让)墓志铭》，第833页。
(33)苏轼：《东坡集》卷24《乐全先生文集叙》，《四部备要》第77册，第182页。
(34)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卷5“庆历五年正月乙酉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王瑞来校补，中华书局，1986年，第261－262页。
(35)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26《跋范文正公诗》，刘琳等校点，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9页。
(36)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10《仁宗皇帝：朋党·君子·小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梅溪集重刊委员会编：《王十朋全集》文集卷6《国朝名臣赞·范文正公》，诗集卷23《梦人赠范文正公集》、诗集卷24《读岳阳楼记》、卷28《诸公和诗复用前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671、413、447、535页。
(38)(47)李华瑞：《视野、社会与人物——宋史、西夏史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版社，2012年，第342页。
(39)《宋大事记讲义》卷9《仁宗皇帝：馆阁》。
(40)《朱子语类》卷129《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第3086页。
(41)《宋大事记讲义》卷9《仁宗皇帝：两制》。
(42)《宋大事记讲义》卷首《原序(刘实甫)》。
(43)《范文正公集》补编卷3《跋文正公手书伯夷颂墨迹》，四部丛刊初编本。
(44)姚燧：《牧庵集》卷9《易安斋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5)魏初：《青崖集》卷2《题阴德记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漆侠全集》第9卷，第228页。
(48)《宋史》卷446－455《忠义传》，第13149－13383页。
(49)赵翼：《廿二史劄记》卷24，中华书局，1963年，第465页。姜尧臣不仅《宋史》无传，且现存相关史料极少，其生平事迹待考。
(50)汪元量：《增订湖山类稿》卷1《醉歌》、《江上》，卷4《彭州》，孔凡礼辑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13－16、26－37、142页。
(51)陈得芝：《论宋元之际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动向》，收入《蒙元史研究丛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71－595页。
(52)《宋史》卷281《寇准传》，第9532页。
(53)《廿二史劄记》卷23、24，第452－464页。
(54)王称：《东都事略》卷74《张方平传》，孙言诚等点校，《二十五别史》第13册，齐鲁书社，2000年，第618、621页。
(55)苏轼：《仇池笔记》卷下《孔北海》，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38页。张方平认为孔融“蠢”，苏轼很不理解：“北海以忠义气节冠天下，其势足与曹操相轩轾，决非两立者，北海以一死捍汉，岂所谓轻于鸿毛者，何名为蠢哉。”这表明张、苏的正统观存在严重分歧。
(56)苏轼：《东坡后集》卷17《张文定公墓志铭》，《四部备要》第77册，第381页。
(57)《宋史》卷318《张方平传》，第10358－10359页。
(58)《东坡集》卷24《乐全先生文集叙》，《四部备要》第77册，第182页。
(59)参看刘子健：《梅尧臣〈碧云騢〉与庆历政争中的士风》，收入刘子健：《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03－116页。
(60)参看邓广铭：《〈辨奸论〉真伪问题的重提与再判》，《国学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61)周煇：《清波杂志》卷4《碧云騢》，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第144页。
(62)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7《丞相温国司马文正公(光)》，四部丛刊初编本。
(63)《宋史》卷315《韩绛传》，第10304页。
(6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丙戌，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6170页。
(65)范纯仁：《范忠宣集》卷15《司马康国韩公(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6)托名梅尧臣：《碧云騢》，陶宗仪：《说郛》卷38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7)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83《赠司空兼侍中文元贾魏公神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887－892页。
(68)王珪：《华阳集》卷56《贾文元公昌朝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宋史》卷285《贾昌朝传》，第9620－9621页。
(70)《宋史》取材于笔记小说等私家著述之处甚多，可参看赵铁寒：《由宋史之取材论私家传记之史料价值》，《大陆杂志》第12卷，第12期，1956年6月。
(71)苏轼：《东坡志林》卷3《贾婆婆荐昌朝》，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注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
(72)《宋史》卷285《贾昌朝传》，第9620－9621页。
(73)周密：《齐东野语》卷3《诛韩本末》，张茂鹏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第51页。
(74)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5《考史》，栾保群等标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717页。
(75)周密：《癸辛杂识》后集《馈送寿物》，吴企明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91页。
(76)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戊集《满潮都是贼》、《优伶戏语》，沈锡麟等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第189－191页。
(77)永瑢等：《四库总目提要》卷81《史部三十七·政书类一·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十卷》，中华书局，1965年，第695页。
(78)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附录一《拾遗》，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920页。
(79)许怀林：《江西通史·北宋卷》第294－322页；《江西通史·南宋卷》第374－38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80)杨果：《宋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
(81)杨果：《中国翰林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82)王瑞来：《代王者言——以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为中心的考察》，《漆侠先生纪念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2－189页。
(83)洪业等编：《琬琰集删存》卷2《杜御史莘老行状(查籥)》，中华书局，1990年，第328页。
(84)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页。
(85)刁忠民：《两宋御史中丞考》，巴蜀书社，1995年，第1页。
(86)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1《偶读谩记》，《四部备要》第58册，第1261页。
(87)张邦炜：《宋代皇亲与政治》，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