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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降解材料研究院报道，3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张德元博士在ChinaReplas2023第二十七届中国塑料回收和再生大会上发表演讲，主题为“新阶段塑料污染治理政策趋势分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体制改革研究所研究员张德元博士

生物可降解塑料应解决好三个问题

关于生物可降解塑料，张德元表示，在国家政策的引领下，生物可降解塑料这几年变得比较火，产业规模也很大，据说现在产能达到一两百万吨，但是实际每年市场需求只有十几万吨，产能严重过剩。

张德元认为，应该解决好三个问题。

第一，是选择使用的应用场景。相关研究表明，包括欧盟的研究报告，生物可降解塑料在自然条件下并不能实现完全降解，也需要对它进行收集分类，在工业条件下才能完全降解。因此，我们就要选择合适的应用场景，比如说是不是在一些海洋渔业作业里边，或者是农用地膜里，推动生物可降解塑料，如果在那个自然条件下能够实现完全降解，我们就不用回收了，不存在环境泄漏问题。

第二，是不断提升产品性能。一方面要使产品性能满足生产生活功能需要；另一方面要逐渐实现自然条件下或特定自然条件下可降解（比如海水、农田）。

第三，是不断降低产品成本。要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改进技术工艺路线，使生物可降解塑料逐渐达到与目标替代产品相似的成本。

塑料污染治理的新阶段——循环利用

张德元理解的塑料污染治理新阶段，就是传统的基于经济利益企业自发驱动形成的一个回收体系，现在变成一个由塑料污染治理、政策倒逼的循环利用体系，这是一个转变的时期，这是塑料循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新问题，其实也是老问题，占塑料使用量46%的膜袋类包装塑料的回收再生难题。在农业领域，棚膜回收利用非常好，但是地膜是老大难问题；包装，像农药包装、化肥包装，尽管有企业回收利用，个别地方在探索推行押金制，但是回收也是困难重重；零售业大量的销售包装，实际上也是没法实现再生利用，更多是进行焚烧处置或填埋处置；住宿、餐饮、邮政、卫生领域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也是老大难问题。

所以说，新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还是一样的，就是膜袋类塑料如何实现很好的再生利用。这些一次性塑料包装的处置利用，不仅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国外也很难实现。

软包装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化学循环可能提供了新的方向。从欧盟、日本、我国的再生塑料产业实践来看，一旦再生塑料达到30%左右的材料化回收率，就很难提升。

化学回收，在填埋、焚烧、物理循环、化学循环这几种处理方式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膜袋类包装材料化利用的努力方向。现在，国内外化学循环正处于一个从理论技术到产业化实践转型的窗口期，很多企业在尝试推进化学循环，比如中石化、中石油、恒誉环保、SABIC、壳牌、巴斯夫等，都在推进相关项目落地或计划。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化学循环的原料如何收集，如何加工利用，如何把这种很好的方案或者是未来的方向，实现具体的落地和产业化。

循环再生VS生物降解，谁是未来？

张德元也认为，化学回收制造成再生塑料，再生塑料的推广也得依靠企业和市场自发和政府强制使用，两者相结合来推进回收利用体系的建立。这与生物降解塑料能否顺利推广，有着同样的路径依赖。

所以，生物降解塑料研究院认为，循环再生和生物降解，都是塑料污染治理的途径之一，在不同的场景下发挥不同的作用，未见得哪个途径比哪个途径更加优秀，所以讨论循环再生和生物降解谁是未来，可能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从材料来源或者碳源的角度看，循环再生塑料不会产生新的碳源，生物降解塑料有些是生物基来源，也不会产生新的碳源；有些是石油基来源，但在后端处理可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免除环境污染；有些煤基来源，也符合我国煤炭高值化利用的方向。

至于欧盟新规偏向于生物基来源和循环利用，不过是他们依靠新的技术工艺和市场需求，建立一套新鲜的、看起来自洽的逻辑和规则，来再一次收割全球市场。至于别的国家地区是否采用同样的策略，得看当地的实际资源和产业发展情况，并非一定要紧跟所谓的“环保卫士”，除非你想做它的市场。例如新加坡这种小国，垃圾焚化是它最主要的后端处理方式，在生物降解塑料发展如火如荼之时，它也没有跟随。

最近，生物基聚烯烃又成为了市场关注热点，如果没有合适的后端处理，与现在的传统塑料一样成为塑料污染源。何况，生物基的PE、PP比传统塑料价格高出4-5倍，这种成本的材料，相信最多也只能局限在一些高值的产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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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来源：废塑料新观察、生物降解塑料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