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幅推进，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能力建设值得重视。通过对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强调，本书为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一种来自跨国联系视角的新解释。主要包括以下理论观点和经验发现。
第一，正如国际体系的结构不同于国际体系中国家的数量，一国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与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也是两个不同的分析概念，而学者们对外资结构的重视尚显不足。聚焦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构成，东道国的外资结构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刻画：一方面是外国投资者的多元化程度，另一方面是不同类型外国投资者的相对占比。本书整理了1989年至2018年37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双边数据，并计算了135个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指数。外国投资者的来源国类型则区分了东道国的外资结构以中国资本为主还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主。通过采用更多发展中国家较长时段的统计数据呈现了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影响。
第二，通过构建一个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本书论证了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多元化将有助于东道国进行国家能力建设。新投资者的加入为东道国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使东道国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操作空间，通过提升东道国的议程设置权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帮助发展中东道国更好地实现自身偏好。该空间模型也可以用来理解不同类型外国投资者对东道国国家能力产生的影响。相较于七国集团资本对社会权力的看重，中国投资者由于其更长的时间范围、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和更密切的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关系，期望东道国可以更多地通过提升国家权力来解决问题，这将有利于东道国实现自身偏好，并且对发展阶段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
第三，经验上，本书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造了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指数，同时考虑了资本来源国总数和各资本来源国的规模，以便较好地反映发展中东道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多样性程度。书中将整体国家能力及其代理变量——新生儿死亡率、人口普查实施——作为被解释变量。发展中国家跨国纵向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建模显示，当一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更为多元时，其整体国家能力也越强，越有可能实施人口普查并且新生儿死亡率较低。进一步地，可以将国家能力拆分为秩序提供能力、资源汲取能力和社会保护能力，描述性统计和广义估计方程的结果表明，东道国外资多元化程度对国家能力的提升效应在这三个维度上均有所体现。书中区分了传统的七国集团投资者和新兴的中国投资者，并用中国直接投资存量在一国的相对占比来进行测量。发展中国家跨国纵向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和广义估计方程建模以及对埃塞俄比亚的案例分析都表明，外国直接投资结构里中国资本相对占比的增加至少从长期而言会带来东道国国家能力的提高以及作为代理变量的新生儿死亡率的下降。统计模型显示，其他条件不变，发展中国家外资结构里中国投资相较于七国集团投资的占比越大，该国国家能力得以提升、新生儿死亡率得以下降的可能性也越大。埃塞俄比亚不同时期的案例分析同样表明，中国资本的增加对其提供秩序、汲取资源和保护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
概括而言，本书具有以下理论价值。第一，首次系统讨论了外国直接投资结构对东道国国家能力的影响，为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一个来自跨国经济联系的新解释。国家理论对于政治学而言具有根本性意义。国家能力则是国家理论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对于全球化时代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跨国经济联系在其国家能力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尚未充分挖掘。本书聚焦跨国联系中的外国直接投资，探究了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对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
第二，阐述了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程度与东道国国家能力的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并构建了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指数，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解释变量和理论机制。当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A. Frieden）和莉萨·马丁（Lisa L. Martin）在本世纪初出版的著作中谈论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学次级领域的发展状况时，他们注意到与跨国投资的相关议题被学者们所忽略掉了。时至今日，跨国投资的政治学得到了部分学者的重视并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但外国直接投资结构及其政治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讨。在经验上，本书考虑外国投资者数量和投资规模构建了对外国直接投资多元化的测量指数；在理论上，使用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展示了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的提升将如何有助于提升东道国国家能力。
第三，重视外国投资者之间的异质性，发掘了中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意义。归纳新兴的中国投资者与传统的西方七国集团投资者在时间范围、风险容忍度和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关系上的区别，并指出中国投资者相对占比的增加从长期而言将有助于提升发展中东道国国家能力。已有的研究通常将外国直接投资视为同质的，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这种处理方式愈发显得粗糙。已有研究注意到中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意义，本书则揭示了中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的助益。作为世界主要投资输出国，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质孕育着新的理论增长点。
基于理论发现有以下两方面的实践含义。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可以统筹兼顾国家能力建设。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曾悲观地指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权困境”。为了弥补国内资本的不足，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将一部分主权让渡给跨国公司，进而削弱了国家管理经济事务的能力。一些颇具现实关怀的依附论者亦将外国投资者视为对东道国的剥削。重商主义者则将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行为视作母国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延伸。不过基于本书中的理论机制，发展中国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仍然可以保持甚至扩大相对于外国投资者的议价能力，其要旨在于提高外资结构的多元化程度。而这需要通过逐步且普惠的推进对外开放来实现。
另一方面，中国资本“走出去”可以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国家治理作出积极贡献。分析一个国家的崛起要看两个方面，首先是综合国力；其次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愈来愈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重塑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设法通过外部资本弥补本国的投资不足时拥有了新的不同于西方传统资本的外部选项。或许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竞争等考虑，中国企业在发展中世界的投资遭受了诸多不实宣传和报道，这甚至使得一些发展中东道国对中国资本产生了先入为主的消极看法。而基于本书的发现，中国资本的加入增加了一国的外资多元化程度，进而有助于提升东道国政府的议价能力；且中国资本平均而言更长的时间范围、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和更密切的投资者—东道国政府关系则有助于东道国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和更大的操作空间中规划和发展其国家能力。此外，部分由于中国资本所产生的竞争和示范效应，美国和日本等传统投资者也开始更加明确地鼓励投资者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通过更多渠道和机制加强与其他主要资本输出国和发展中东道国的交流与合作，更充分地挖掘中国资本对发展中世界的价值。
陈兆源，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与比较政治。在《世界经济与政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合作专著与独立译著各一本，曾获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中国国际经济法学会“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奖学金。
目 录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第二节 既有解释及其不足
第三节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第一章 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结构的演变
第一节 资本的国际化与资本来源国的多元化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
第二章 外资来源国结构影响国家能力的理论模型
第一节 外国投资者多元化与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
第二节 外国投资者类型与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
第三节 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国家能力建设的辅助假说
第三章 基于发展中世界国家能力的跨国统计检验
第一节 外资来源国多元化与东道国国家能力
第二节 外资来源国类型与东道国国家能力
第三节 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第四章 基于国家能力诸维度的跨国统计检验
第一节 国家能力的诸维度：一个分析框架
第二节 国家能力诸维度的测量
第三节 外资来源国多元化与国家能力诸维度
第五章 外资来源国类型与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
第一节 开放经济下的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
第二节 埃塞俄比亚的外资来源国及其演变
第三节 中国投资者与埃塞俄比亚国家能力建设
结 语
第一节 研究总结
第二节 理论与实践价值
第三节 有待深化研究的问题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