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天姣 深圳报道

鉴于中国不断发展的经济体量，打造一个翘楚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不是奢望，北京、上海、广州与深圳相继表明这一决心，畅想自身的愿景。

近期，深圳再度表示，正努力迈入“国际级”财富管理队伍。1月9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快建设深圳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意见》（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以建立健全财富管理行业生态圈为重点，加强服务保障、集聚高端要素、强化科技赋能、深化国际合作，打造创新能力强、开放水平高、生态环境优、服务质量好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以更加优质高效的财富管理服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国内一线城市目前均计划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广州提出将重点培育以一城、一港与一湾为核心的三大中心承载片区，打造各具特色的理财和资产管理聚集区；上海正创新产品与服务、扩大行业对外开放，力争在2025年基本成为高国际化水平的亚洲资管重要枢纽；北京则希望在2025年基本建成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财富管理中心“快进” 

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意见》中提出，打造要素集聚、业态齐备、开放融合的现代化财富管理生态圈，财富管理行业规模、创新能力、开放水平、影响力竞争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到2025年，深圳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财富管理总规模超30万亿元，吸引培育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财富管理机构不少于100家，注册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QDIE）、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机构（WFOE PFM）试点机构不少于300家。

“突出深港财富管理合作和市场对外开放”是深圳财富管理的另一个重点。如，推动交ETF、REITs等投资产品纳入“深港通”互联互通投资标的，扩大跨境金融资产转让试点品种和规模，支持香港财富管理机构拓展内地市场。同时鼓励深利用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畅通境内外财富管理市场互联互通和对接合作路径，提升深圳财富管理行业的开放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广州与深圳在几乎各个领域内持续相互比较。2022年4月，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印发《广州市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理财和资管中心实施方案》（下称《方案》），大湾区理财和资管中心建设正式启动。

根据《方案》，广州将打造各具特色的理财和资产管理集聚区，形成跨区联动的空间布局。以成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的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其中，将重点培育以一城（广州国际金融城）一港（黄埔港鱼珠片区）一湾（南沙明珠湾起步区）为核心的三大中心承载片区。

按照规划，到2025年建成理财和资管机构、人才、信息高地，初步形成跨境理财和资管特色，境内境外有效对接，跨境理财和资管占比显著提升，成为大湾区理财和资管中心建设的重要支撑。

北京的布局要更早，该市2018年首次提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的财富管理中心”。2020年，国务院批复《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助力高标准建设城市副中心，鼓励金融机构开展全球资产配置，建设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2022年5月，《关于推进北京全球财富管理中心建设的意见》正式提出“六个打造”和20项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创新财富管理产品和服务、打造活跃的财富管理市场、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打造金融双向开放体系等。该城市整体目标为，到2025年基本建成财富管理法治体系健全、市场规范有序、国际影响力较大的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上海对“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一向有不少想法。2019年，上海首次提出上海要建设全球资产管理中心。2021年5月，《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力争到2025年，基本建成资产管理领域要素集聚度高、国际化水平强、生态体系较为完备的综合性、开放型资产管理中心，打造成为亚洲资产管理的重要枢纽，迈入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城市前列。

一线城市财富管理路径发展各异

相同或类似的目标引发竞争，在财富管理规划中，四地相互间有所区别，也有共同之处，未来发展路径也将相异。

数据显示，财富管理行业是深圳金融业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深圳财富管理机构集聚度、管理规模水平、产品创新能力等指标稳居全国前三，具有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较好基础。

截至2022年底，深圳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含私募）、期货等各类财富管理机构资产管理规模达到26.6万亿元，占全国约1/5；欧洲知名投资杂志《欧洲养老金与投资》最新发布的“2022全球资管500强”榜单中，中国资管机构有30家上榜，深圳有8家，数量上仅次于上海的10家、高于北京的7家。在细分领域，中国最大的两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唯一一家上榜的证券公司均位于深圳。

此前，德勤中国投资管理行业主管合伙人郭新华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时称，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经济发达，总部云集，上市企业股本和市值全国领先；金融机构高度聚集，管理全国大部分的金融资产，竞合生态积极发展演进。在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排名领先，具有大批国际化程度高的金融人才，在财富管理机构设立有很多明显的优势，产品创新审批方面也更便利。

总体看，其表示，由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间的城市角色定位不同，既有优势也有短板，未来在建立财富管理中心的过程中重在取长补短，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

广州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欧江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可以从三个维度来考察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建设与发展的影响因素：城市金融发展能力，城市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城市区位交通优势和国际国内交往能力。

欧江波称，从上述三个维度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座城市各有特点、互有优长。金融发展能力方面，北京、上海、深圳目前金融发展能力与政策优势较为突出，特别是上海和深圳已有规模较大的证券交易中心，有较为完整的财富管理生态闭环。广州虽然在金融保险等方面有传统优势，但在金融新业态发展方面相对不足，正处于起步阶段。而在经济社会综合实力、区域交通优势、国际国内交往能力等方面，四座城市各有特点，总体发展都不错。

“与北京、上海相比，大湾区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建设可能更复杂、更精彩。”他指出，大湾区相比长三角和环渤海，空间面积最小，产业和人口集聚度最大，且随着大湾区规划的实施，区域融合的广度、深度都会走在全国前列。

此外，大湾区现有广州、深圳、香港三座中心城市，在产业、人口、文化、国际化、体制机制等方面各有特色、互为补充，但任何一座城市都很难形成北京、上海那样相比周边区域的城市首位度。欧江波认为，未来大湾区的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很可能是基于广州、深圳、香港三城高度融合基础上的复合型网络化国际财富管理中心。

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发展所执行所长余凌曲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从出台的政策措施看，上海、北京、广州、深圳建设财富管理中心都注重构建财富管理的完整生态体系，从机构、市场、产品、资金、服务、开放等领域进行全面谋划布局。

余凌曲表示，在具体的发展路径上，各个城市突出自身特色，如深圳突出科技赋能和行业数字化转型、扩大深港财富管理市场合作、引导社会财富持续流入科技创新领域等，上海突出集聚国际高端资产管理机构、发挥交易所财富集聚和资产配置作用等。

在他看来，面对广阔市场，未来四个城市的竞争会呈现出“良性竞争”局面，主要围绕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开展竞争，创新能力强、市场需求适配度高的城市及相关机构能更好把握行业发展机遇。

“香港与深圳、广州合作，是一种‘双赢格局’” 余凌曲补充，陆港合作打通财富跨境流动和配置的渠道，国内财富可以利用香港市场实现更好国际化配置，国际财富也可以利用内地市场获取中国增长带来的投资“红利”。

哪些因素决定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竞争力

世界范围内，中国财富管理行业市场规模更具增长潜力。毕马威估测，到2025年，中国财富管理市场规模将达到25万亿美元的规模，并将于随后几年内呈指数级增长。

摩根士丹利预计，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将从2020年的188万亿元人民币提高到2030年的逾420万亿元人民币，并推动财富和资产管理行业AUM和行业总收入的快速增长。

从全球财富管理市场发展看，在2010年至2019年期间， 国内市场容量（DMV）一直呈上升趋势，相比之下，国际市场容量（IMV）则相对缓慢，离岸登记资产与总金融资产之比已由2010年的9%降至2020年的5%，各国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变得日益重要。

2020年IMV大幅增长10.6%，主要是受疫情和强劲的市场表现推动。郭新华表示，疫情促使投资者转向离岸财富管理中心，因其金融稳定性更佳，市场流动性更充裕。2022年以来，全球经济对疫情的适应能力已显著提高，预期疫情后IMV将回归类似于2011年—2019年期间的较平缓的增长。“对于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的从业者来说，如何服务好本地客户的DMV市场增长永远是第一要务。”

国内财富管理行业发展尤具潜力，但随着广州、深圳、北京与上海快进财富管理中心建设，两个必然问题是：四者是否互为掣肘，资源是否会分散。

欧江波说，四座城市都将国际财富管理中心作为发展目标，一方面，是这些中心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综合竞争力提升的合理举措，另一方面，也是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

其称，作为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产业庞大的巨型经济社会体，未来将出现多个国际财富管理中心是很自然的事情。而对于目前讨论多城市建设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可能导致资源分散、无序竞争等问题，或是所谓的政府定位、规划和规制，在欧江波看来，这太早，也太多虑了。“国际财富管理中心的建设，归根到底要依靠市场力量推动，宜积极推动市场合理演化发展，最终市场自然会给出结果。”

欧江波表示，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建设是一个动态目标而不是静态目标，产业规模、产业模式、产业生态都还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城市在速度与状态方面也会有差异，如有些城市会更具综合性，有些城市将更偏专业性。

郭新华认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优质资产相对稀缺的背景下，相对较多的资金追逐相对较少的安全资产，仍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新常态。受疫情波动影响，居民风险厌恶提升的同时稳定投资意愿增强。理财机构维护品牌影响力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财富管理行业以金融科技发展为代表实现的能力提升，将最终推动竞争格局的变化。

其表示，新一轮经济周期下资本市场的蓬勃发展也将带来资管端的大发展，中国正处于财富管理市场的大起点，在监管利好与金融科技的加速作用，国内财富管理市场将拥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国内的财富管理城市将有望在国内财富管理行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核心带动作用。”

“国内当前财富管理面临市场需求巨大、快速增长，而行业发展水平与产品创新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余凌曲强调，在行业快速发展和创新迭代的过程中，四个城市及更多机构参与行业竞争，有利于行业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伴随行业竞争力的提升，中国的财富管理中心也有希望管理全球财富，提升发展能级。”

（本报记者家俊辉亦对本文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