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刚，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非营利与公益慈善，主要研究方向为公益社会学、发展人类学、非营利组织发展。主编《中国公益蓝皮书》和《公益研究》杂志，参与创办广东千禾社区公益慈善基金会。曾是哈佛-燕京访问学者和福尔布莱特访问学者。（相关阅读：“不完全合作”：NGO联合行动策略以“5·12”汶川地震NGO联合救灾为例；公众参与与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对绿色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1923年，张伯苓校长聘请了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李济博士，在南开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一百年后，南开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意图延续这一传统。

张伯苓（左）、李济（右）

在上个世纪初，人类学被蔡元培等学者引入中国，他们的初心是想运用人类学来开民智、察民情，并服务中国当时的诸种社会和文化命题。这种人类学中国化的过程其实一直延续至今：人类学结合时代命题融入了民族学、社会学、生物学、考古学等若干发展脉络，却唯独没有形成独立的一级学科。与此同时，不少新的人类学脉络如发展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公共人类学等分支学科又层出不穷。随着项飙这样的人类学家在《十三邀》这样的大众文化节目中的亮相，人类学甚至成为公共文化的新时尚，这种体制内的挑战与体制外的潮流并举的现象与当代的社会-文化转型毫无疑问息息相关。

一、中国人类学面临的挑战

2011年新的学科分级，二级学科不再由教育部直接确定，使得人类学失去确定的归属，它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摇摆。中国人类学面临的一个根本挑战是，作为一门国际社会科学显学的人类学，在民族学和社会学都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的时候，却难以获得独立发展的一级学科的地位。

与此同时，2010年11月20日，美国人类学学会发表题为《长期规划》的宣告，文中提及人类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学科的研究走势等设想，并着重提出了与科学的区别，即这是“与科学无关的人类学（Anthropology Without Science）”。

虽然关于人类学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在学科内部其实有着广泛而丰富的争论，但是人们都普遍意识到：人类学关注人以及人类生活所延伸出的现象与意义，就它的理论脉络和应用前景来说，都不会将自己停留在实证科学本身。

这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处境：它陷入外部学术学科分级和内部去科学化的双重挤压，使得中国人类学在体制内面临日渐边缘化的压力。一门国际显学在中国为什么会遭遇如此深刻的危机，值得反思。然而，这一挑战仅只是表面的困境，困境背后映射出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危机及其在国际社会科学发展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就需要我们从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与发展趋势谈起。

二、人类学：整体性社会科学

人类学是探讨人类的自然属性和文化属性的科学。它着重于“人”，通过“个体”的视野研究群体的特质，着重于文化对人类的影响。这种以人为本的整体性研究是人类学的基本属性。因此，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特的整体研究人类的科学，它不能简单地被视为某类社会科学，而应被视为一门包含着若干与人的整体性研究相关专业的综合性学科。

人类学的学科基础在于走进他者的世界，理解“异文化”，并以之为镜，反观自我。在研究方法上，长期、系统的“田野工作”被视为人类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本质特征。对一个社会组织、社区或者民族做一个短至几个月，长达数年的深入调查，以获得翔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是人类学研究的不二法门。

人类学强调对于人类的整体性研究。人类学家力图通过个案，观察人的生活、文化意义以及社会结构。在研究取向上，人类学即强调人的普同性、整体性、整合性，也注重文化的特殊性、多样性与相对论。

人类学注重区域研究与跨文化比较，将地方世界与更大的社会文化范畴相关联，以微观视野，察宏观动向，并由此探讨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外动因。上述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范式，都成为标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依据。

在世界大学教育体系中，人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统称为社会科学三大显学，并在通识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美国排名靠前的二十所大学中，人类学系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均占据重要地位。人类学“内在的参与者”与“外在的观察者”的观念，有益于学生贴近日常生活，理解自我与他者，增广见识，增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与宽容。因此，人类学对大学人文教育的重要性，可谓不言而喻。

三、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

尽管在现代大学学科体系诞生之初，人类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就有了各自的定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学科间的交融与借鉴，交集领域增加，独有领域减少，但各学科的研究方法与侧重范围仍存在各自的特性。

人类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强调对文化的解读，研究对象侧重“人”以及人各方面的特征。社会学研究更侧重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人类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田野调查为主，关注日常生活，注重定性研究。

社会学则侧重定量研究，强调对数据的分析与掌握。相对于强调标准型和普遍性的社会学研究，人类学包含着强烈的人文阐释精神，更强调反思性和理论的延展性。而对田野资料的丰富性与真实性以及对当地田野的熟稔程度都成为考量人类学研究的“软性标准”。

人类学与民族学。族群和民族研究是当代人类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民族学则是一门“以民族为对象的社会科学，它研究民族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共同体（林耀华）”。在国际发展潮流中，以侧重某个民族的专门研究越来越让位于探索人类整体性的人类学，民族学成为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而在国内，这种学术思潮却恰恰相反，人们试图将人类学与民族学等同化，其一是将人类学，民族志与民族学三者的关系杂糅。其二，解放后因政治原因，国家一度取消了人类学的学科设置，使得原本从事人类学的学者转而进行民族问题的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民族学传统更多关注少数民族研究，但人类学则更注重于探讨人类的文化属性，将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涵括，这就使得文化的对比更加全面，关怀的领域也更为广阔，两者难以等同。如今，国内的民族学也逐渐从民族政策研究转向关注民族地区的文化、生计模式以及族群互动等更加人类学研究范式的研究。因此，民族学的人类学化也成为国内民族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事实上，人类学与社会学、民族学在诸多研究领域有一定的交集，研究方法上也有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人类学有其自身的特点以及学科意义。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主席路易斯•阿尔伯托•瓦格斯说：“人类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由人类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进行的研究，因此它是人类自己的一面镜子，展现了人类在生物学、精神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多样性。”

四、南开人类学

人类学属于西学东渐，也是萨伊德所说的“理论的旅行”，因此它深深地受到理论发源地的影响，也深深受到那些作为中介的留学归国的学者本人的性情和理解所影响。

由于西方并非一个整体，因此西方的人类学也呈现出不同的流派，比如欧陆、英国和美国的人类学旨趣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这也使得在这些地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也呈现出对人类学的不同认识。因此，因为这些不同的人类学者，中国人类学在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不同的时期，中国人类学背负着不同的学科意识，也形成了不同的人类学发展脉络。南开人类学的发展正处于这一多元的发展脉络中。

中国人类学的第一条脉络是民族学，也可以说是文化人类学。这由既任政府重要官员，又兼中国最高学府首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德国学习后介绍入中国，又引入北京大学的课程。1923年，当时的南开大学雄心勃勃，张伯苓、严修以教育救国的理想回国，力图建立东方的哈佛、耶鲁这样的私立大学，他们的口号是“知中国、服务中国”。

在那个仁人志士力图救中国的年代，中国人对人类学独特的知识论和方法论有着强烈的兴趣和渴望。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下，他们聘请了当时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也是中国第一个在西方毕业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在南开大学建立了人类学系，这也是中国第一个人类学系。

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并非现在民族研究中对于少数民族的侧重，而是欧陆传统下的文化人类学。文化是其核心概念，和现在的文化人类学没有实质差别，在胡鸿保主编的《中国人类学史》中，这类研究被归入人类学的民族学派。不过这些学者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和描述。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李济的学生陶云逵先生也从德国留学回到南开大学，开始了这一类的研究。他深受文化传播论的影响，是国内第一个运用文化概念来分析民族社会的重要学者。民族学的研究视角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的南开。从民族历史和语言逐渐扩展到民族政治、社会以及政策等方方面面。

2004年，南开大学从兰州大学引进了高永久教授，为学校发展民族学学科。学校当年成立了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2005年，南开大学获得了民族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以高永久、陈•巴特尔、陈纪、郝亚明几位老师为代表。从2008年开始，该中心先后出版了南开民族学系列丛书，包括《民族政治学概论》、《民族学概论》、《民族社会学概论》等。郝亚明与中央民族大学包智明教授合著的《体制政策与蒙古族乡村社会变迁》一书，运用人类学整体性的研究手法，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内蒙古地区蒙古族社会文化变迁及其深层原因。郝亚明也通过对内蒙古乡村、西藏牧区和凉山彝族地区多年来细致的实地调查，结合民族学的专业知识，形成了多篇关于民族理论和政策研究的相关论文。而以邢公畹为代表的南开大学少数民族语言问题研究的学者，在汉藏语系语言的比较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汉台语比较研究）、语言理论研究、汉语语法研究等领域产生了一批重要学术成果。

中国人类学的第二条脉络就是社会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社会人类学。也就是著名的中国人类学的功能学派。那个时候的吴文藻、费孝通等人更关注如何观察中国和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他们的问题意识要高于学科意识，因此他们把功能主义人类学、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芝加哥学派的社区研究传统融合到研究中国的社区中，并由小社区来理解大社会。这一脉络对于中国学术的影响极为深远。

这个所谓的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其实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学派。它所创造的社区方法论和乡土中国的想象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今天。八十年代，费孝通先生重建当代中国的社会学，亦由南开开始。这影响了南开的很多人类学者都在社会学的脉络下继续研究。它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在进一步发展。200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的袁同凯加盟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该系又于2004年引进了毕业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的刘华芹。2004年南开大学人类学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点，从此成为学校的一门正式学科，并于2018年设立了人类学二级学科博士点。

中国人类学的第三个脉络是历史人类学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着三千年文字历史的文明国家。人类学进入中国和人类学进入大洋洲和非洲有着重大的差异，它自然就和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密切结合起来。而陶云逵先生在南开的教授职位当年就是被授予历史人类学讲座教授。陶云逵先生对历史情有独钟，他创办了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可以说在那个时期，除了中央研究院的史地所、魁阁工作室，就是南开的边疆人文研究室。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就是边政学的兴起，边疆研究不但提升了人类学的理论范式，积累了关于中国的大量田野调查资料，而且也将人类学的知识应用到当时的中国抗战中。由此人类学建构关于中国的国家想象。这也影响着南开大学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在这四十年间，以杨志玖为代表的学者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献，对蒙元史、回族史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杨志玖的学术成果主要成果集中在马可•波罗研究、探马赤军研究、元代回族变迁等几个重要领域。例如，《元代回族史简稿》是杨志玖关于元代回族史研究的一个总结性论著，这一领域的研究伴随了杨志玖的整个学术生涯。

中国人类学还有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生物人类学和民俗学脉络。人类学学科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五十年代基本都被取消，但人类学本身的思维方式仍然运用于国家认可的民族研究中。人类学可以说在那时受到苏联人类科学的影响，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学，这也是人类学中国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如顾定国所说，这是中国人类学不同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它同时受到西方和苏联的双重影响。但即使在那个时期也没有完全只是苏联模式的照搬，民族识别运动是那个时候人类学发展被冠以民族研究的重要后果，政治意义也极为深远。这些脉络各自都独立发展，遗憾的是最终它并没有整合出一个独立的人类学一级学科。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人类学虽然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却因其文化理论和田野调查方法论，弥散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差不多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冠以人类学的专业存在，甚至艺术人类学也开始引人关注。

人类学这四十年也不仅仅是恢复和重建，而是新的人类学知识再次从西方舶来。阐释人类学之后的人类学开始影响着中国人类学的独立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从海外留学归国的人类学者，他们所处的海外已经是后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人类学。

这些人类学家或沉入后现代的解构或建构主义的思潮；或积极寻找出路，力图走向公民的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等分支学科层出不穷，去中心化和非科学化成为一种趋势。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以前的这些脉络，而形成世代更替后的新的人类学。

南开大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在不断地适应这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关注社会问题，用人类学特有的学科意识来阐释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当前南开大学的人类学学科主要由赵万里、袁同凯、朱健刚、刘华芹、马伟华、黄旭涛、冯琳、袁兆宇、赵杰翔等老师开设课程并从事相关研究，成立了南开人类学研究所，形成了教育人类学、网络人类学、发展人类学、科技人类学等研究方向。

五、人类学：不确定的未来与定位

人类学以人类整体为研究对象，以长期田野工作、整体论和跨文化比较构成人类学学科的基本属性。这是其他专业学科所不具备的。纵观人类学与民族学、社会学，以及近些年将人类学分别归属于历史学、民族学或社会学等学科之下的情况，人类学作为一门显学有被忽视及矮化之嫌。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倡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三科并列、互相交叉、各得其所、努力发展”。将人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上升到显学的地位，不仅是遵循国际学界的惯例，也是我国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需要。

因此，人类学应该成为一个跨专业的综合学科，作为一门整体性的人类科学。可以说，从人类学自身的圈子来看，希望人类学具有一级学科地位的呼声从未停息，但是从整个学术场的权力格局来看，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似乎都已经被它所依附的学科占据。可以说在人类学创建的时期，人类学作为学科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调，反而研究中国问题成为当时人类学者的主要方向。这种问题意识无疑是中国人类学特色，但是也确实如胡鸿保所说对学科意识形成了负面的影响。如果局限于现有的领域，无论是研究汉人社会还是研究少数民族，它都只能是依附在民族学或者社会学下。

展望未来的中国人类学发展，可以说它正处于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想让人类学成为一级学科的欲望依然强烈。如果人类学要成为一级学科，就需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战略一致，才有可能得到承认，但同时也需要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从而不至于被原有学科所覆盖。

一带一路的倡议，作为本世纪世界最大的发展项目，给中国的人类学走出去，研究他国的异文化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类似于当年的边政研究，人类学家一方面可以发挥自己研究他者文化的学术优势，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知识和方法的支持。因此当代中国的人类学发展恰恰是要走出去，走向非洲、走向太平洋、走向欧美，只有这样，人类学才能找到自己独特的位置，得到国家的认可，成为一级学科。

但这是否就是中国人类学的唯一目标呢？显然不是，在和权力进行对话的另一面，具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中国人类学也可以不再追求一定要成为实体性的一级学科，它本身的对现代反思和批判倾向可以让它成为一种弥散性学科，继续以一种理论方式和研究方法弥散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民俗学甚至哲学、文学和艺术中。它不仅仅不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不是一门学科。它超越学科。或者说它也可以是一种超学科（super-discipline），和各学科展开对话，着力于激活各学科的发展。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作为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最后浪漫”，人类学的理想主义正扎根于这一浪漫主义的土壤中。我们成立人类学研究所，并举办“人类学花儿向南开”这一公众号，目的就是让理想的光照进现实。

人类学所一方面力图重建陶云逵以来的南开人类学传统，吸收德奥人类学的精华，从边疆研究走向一带一路。通过研究小地方来关注教育、发展、灾难、和平、健康、科技、乡村振兴等时代大议题，从而探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另一方面，在这个转型与多变的时代，南开大学也力图打破专业界限，将人类学建设成为一种整体性的反思性科学，它将以田野为本，创立本土视野，推动理论创新，为当今中国和全球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和理解，并最终回归人类学最初的使命，为人类社会发展探索方向。为此它将砥砺前行，低调而浩荡。

〇本文为南开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微信公众号“人类学花儿向南开”发刊词。插图为原文所配插图，来源网络。

〇封面图为南开大学的雪景。[图源：mp.weixi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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