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学勤

来源 | 先知书店

胡适对他十分冷淡

罗素（前排右一）在中国讲学期间　　

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

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罗素中国之行，距今已逾百年。百年中国的历程，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罗素的判断。

即使到了今天，罗素式的审慎的“西方的智慧”，依然是中国最为缺乏的——罗素说，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

相比诸多被直接国人“拿来”的西方思想，罗素是少有的能够真的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当时中国的问题的思想家。他不但亲临中国考察，甚至在余生中仍不断关注着，思考着中国。而他的《西方的智慧》，更是一味中国人最忽视的药方。

罗素很早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后果极为警惕：1920年的访华演讲和随后写下的《中国问题》里，他告诫中国人不可采取的两个极端态度——全盘西化和盲目排外；同时以一种保守审慎的智慧，表达了对苏俄模式的忧虑。

50年代再次访华未果时，他又煞费苦心将自己的《西方哲学史》赠给毛泽东。这些被忽视的智慧，经过罗素的进一步凝练与整理，最后都集成在晚年这本《西方的智慧》之中。从这一角度，《西方的智慧》确实堪称是一本罗素献给中国人的智慧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