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真培养出了优秀的学生，那都是学生本身够优秀。这不是客气话，现在的计划教育取向，本身优秀的学生都不一定能表现优秀，遑论其余。

前段时间接受山东大学研究生的采访，也问到类似的问题，这次回答与其相近。我招收的学生不算多，博士生平均一年一人左右，硕士生更少一些。史学是一门很辛苦的学问，不“合适”的人很难做好，所以招生确实面临一个选择的问题。

现在讲究学术正确（“必记本”注：套用美国“政治正确”的说法），老师可不敢说“看重”考生的什么特质。具体的要求，首先当然要通过大家都一样的笔试。口试的时候指导老师稍有些主动，不过现在也不容易了。

如我们四川大学贯彻上级指示，博士招生面试一次要十位正教授同时出席，整个过程还要录像，至少录音。这举措据说是为了保护学生，却把老师当成犯罪嫌疑人，很能体现大学老师在管理者心目中的形象。且这样口试效果未必好，因为考生忽然面对十位教授的大阵仗，自己先就紧张起来，善读书的临场发挥未必佳，善发挥的读书又不一定好（天才除外）。

在以前的口试中，我希望了解考生平时看不看书、看了多少书，是不是在思考问题，以及思考了什么样的问题。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或她是否适合跟着我学，也就是看学生对未来学习的预设是不是在我力所能及的领域。这不是说客气话，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计划学术，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规定的任务（有时任务还较离谱，例如规定学生读书期间要在特定刊物上发表多少篇论文）。

现在各学校的教育取向不一，有的相当趋新，有的又比较“保守”。我对研究的领域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但只能在我擅长或足以应对的领域里招生。简言之，在各式各样的限制之下，老师和学生在研究方向和风格方面，起码要有一些共同之处，多多益善。

如果一开始师生就不合拍，双方可能在痛苦中度过两三年、三四年。老师只是增添痛苦，学生就吃亏太大，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学术成长。

至于先天禀赋，对从事史学研究而言，有没有天赋一定是有差别的。若有特定方面的天赋，会比普通人强一些。不过天赋异禀的人终是少数，所以学术训练的作用和目标，都是要使没有某方面能力的人能够通过训练具有这方面的能力。若天赋大体相当，更能看出训练的差异。

我对学生的要求以严格著称，首先体现在阅读量大，有学生背后甚至用“恐怖”来形容；另外就是谈话时直来直去，不留面子，有时可能还语中带刺，让爱面子的学生很不舒服。过去自以为这是对他们好。2008年的汶川地震，十万人瞬间离去，让我明白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未必人人都愿意为成长而痛苦，此后开始放松。

不过坦白的说，至少对学术成长而言，效果并不好（“必记本”注：有位在台湾教书的朋友，也是因严格而让学生不满，后来就放松了。他也告诉我，学生的“出息”也从此同比下降）。所以这真是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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