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娟

2021年9月24日晚，风雨交加。这一天，是曹禺诞辰111周年纪念日。

北京人艺曹禺剧场座无虚席，台下窸窸窣窣，有人小声交谈，有人安静地坐着。大幕还未拉开，透过纱幕，隐隐看到一张古董沙发放在舞台中央。舞台上方是黑沉沉的乌云，层层叠叠。“铛！铛！铛！”开场的钟声敲响，幕布拉开，三对人撑着三把伞，走向沙发，之后转身离开。紧接着，便是一段耳熟能详的故事：一座周公馆，在一天一夜间发生了诸多变故，公馆中的两代人都被卷入命运的漩涡之中——兄妹相恋，父子反目，继母与继子间的情感纠葛，曾经的恋人再度相见恍如隔世……

 ·2021年9月，濮存昕新排的《雷雨》在人艺上演。 

舞台上正在上演的是新版《雷雨》。这部剧自上世纪30年代诞生后，被无数次搬上舞台，且常演常新，长盛不衰。在这部剧中，有人看到封建专制的压迫，有人感悟出女性的觉醒，有人感受到了深深的爱……也正因为此，文艺界流传着“说不尽的曹禺，演不完的《雷雨》”之说。

“中国话剧已经有百年历史了，真正意义上成熟起来就是从曹禺先生的《雷雨》开始的。这次重排，是一份向曹禺先生、向观众汇报的习作。”首演后，导演兼主演濮存昕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那简直是一座宝贵的矿藏”

4年前，濮存昕起念重排《雷雨》。

“前几年，人艺引进白俄罗斯国家模范剧院的剧目《婚礼》——一部契诃夫的经典独幕剧。当我知道正在上演的是这家剧团所排的第十七版时，心里一动，我觉得我们人艺，也可以有很多版本、不同解读的《雷雨》。这才是我们人艺的态度。”濮存昕说。

他先找来导演、也是老搭档唐烨，与他合导这部戏。早在中戏读书时，唐烨就熟读曹禺的作品，后来到人艺工作，参演过《日出》，也曾参与导演过《原野》。濮存昕邀请她时，她只问了一个问题：你觉得周朴园知不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濮存昕答：当然知道。“当时，我就说‘好，那我来’。”唐烨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那时两人心中已有默契——从周朴园的视角讲述《雷雨》的故事。

两人将有关《雷雨》的剧本都找来，不同年代的，甚至还有其他剧院排的，一一研读。后来，唐烨在二手书网站上偶然发现一本1934年未删减版剧本，如获至宝，立马买下，拿给濮存昕看。“那简直是一座宝贵的矿藏，一读就发现了许多被遗忘的珍贵片段。”濮存昕说，他们想摒弃以往乱伦和偷窥的心理，不只讲好一个故事，更要体现曹禺先生的人文关怀和人性开掘，表达出《悲惨世界》般的悲悯。

·1934年7月，由文学家巴金推荐，《雷雨》在《文学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

在这个剧本中，濮存昕和唐烨找到了很多在之前版本里被舍弃，但非常有意思的戏。

比如，周朴园在每一幕都要提及的一条线索——“我们要搬家了！”“新房子已经盖好了。”“周朴园不是局外人。你想想看，周朴园为什么一开始就提搬家？而且多次提到搬家，他是否对家里的某种关系发生了疑问？”濮存昕说，周朴园就是想换个地方，恢复秩序——他觉得自己的家庭应该是最合乎社会规范的“最圆满”“最有序”的家庭。

比如鲁侍萍与周朴园相认那场戏。周朴园真的是始乱终弃吗？他保留了一个房间，房间里依旧是30年前鲁侍萍在时的样子。在房间里，两人一番对话后，即将相认时，鲁侍萍喊出了唯一的一声“朴园”，然后说“你找侍萍吗？侍萍在这儿。”“这句多么重要的台词，在50年代的剧本中拿掉了。”濮存昕说。

再比如，周萍最后自杀的那把枪从哪里来？读剧本就知道，这枪原来是鲁大海在矿上罢工，和警察发生纠纷时警察落下的，鲁大海捡回来，当被矿上开除前途渺茫，又得知周萍与四凤是真爱时，他把枪给了周萍。

·濮存昕（右）和唐烨（左二）指导演员排练《雷雨》。

“就这样，我们依照50年代的剧本为基础，再从1934年版本中找出一些重要的、被忽略的内容，一点点往里面加，然后才有了今天这版新《雷雨》。”濮存昕说。

真正开演时，濮存昕演周朴园，演过繁漪的龚丽君演鲁侍萍，演过四凤的白荟演繁漪，周萍、四凤、周冲等起用人艺年轻演员。首演结束，濮存昕和主创登台谢幕，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那一刻，他心想：曹禺先生应该就在台下，和我们一起看戏。

濮存昕至今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登上人艺的舞台时，时任院长曹禺就坐在台下。

那是1986年秋，濮存昕还在空政话剧团工作，北京人艺把他“借”来，演《秦皇父子》中的长公子扶苏。当时，他已经33岁，在舞台上摸爬滚打了七八年，但对演戏还是有些不得要领。“等到戏连排那天，我懵懵懂懂上了台。当时曹禺先生身体还可以，走在前面，拄着拐杖，后面跟着艺委会二三十位老艺术家，都来看排练。一看这阵势，我就有些紧张。”濮存昕回忆说。

戏一演完，大家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曹禺身上。“他也不寒暄，直接提意见。最主要是台词，他说剧本的形成是台词，台词是文学，你们得让我听懂。曹院长的批评，可以说丝毫不留情面。”濮存昕听后，心中既羞愧又深受触动，开始重新认识表演和戏剧。

《秦皇父子》的演出不算成功，但成了濮存昕的转折点——人艺觉得他是个苗子，留下了他。此后，他便正式成为人艺的一员，在大院里边演边学。

在话剧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无论是一个剧院还是一位演员，要考验其实力或表演才华，得须过一过演出《雷雨》这道门槛，濮存昕也不例外。

1989年，导演夏淳提出以全新阵容重排《雷雨》。此前，人艺曾有过1954年版、1979年版《雷雨》，由郑榕、朱琳、于是之、胡宗温等老演员演绎，曾被奉为经典。

·上世纪50年代，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在《雷雨》中饰演周萍。

但在1979年版时，已有观众反映“两个演员加起来都100多岁了，还谈恋爱？人艺就找不出合适的年轻演员来了吗？”于是，这次重排，导演决定起用新演员。

也是在这次重排中，濮存昕首次走进《雷雨》，出演周萍。

关于周萍，曹禺在《我如何写〈雷雨〉》中提到过他是“最难演的”，“演他，小心不要单调；须设法怎样充实他的性格，令我们得到一种真实感……演他的人要设法替他找同情”。1954年，《雷雨》在人艺首演时，于是之演周萍。他是城市贫民出身，没有过大少爷的生活体验，与角色有距离，演起来总是很别扭。后来，濮存昕的父亲苏民接替周萍一角，抛开周萍是个“浪荡公子哥”的固定形象，按照曹禺说的那样“为他找同情”，演出了一个良心未泯、性格有些懦弱的大少爷。

“我基本上就是按父亲的方法演，是学习，不是创作，只有自我条件的区别。”濮存昕说。有一天，人艺老演员任宝贤在排练厅看了一会儿，对他讲：“你演得太明白了。”这句话点醒了他，按照设计好的去演，和将体会转化成生活，再到舞台上演，这是不同的。演来演去，他总觉得不满意，“我是在表演自己的理解，把表演弄成了一个空壳，只剩下情绪一片”。

这版《雷雨》，演了4轮近60场，演到1992年，之后停了几年。1997年12月，曹禺逝世一周年，人艺为纪念他，推出老中青演员相结合版的《雷雨》，郑榕和朱琳两位老艺术家再度登台，演周朴园和鲁侍萍，濮存昕继续演周萍。

当时，濮存昕刚刚演完电视剧《英雄无悔》——在剧中，他演刚正不阿、克己奉公的公安局长高天，成了大明星。一天，他邀朋友看《雷雨》，戏演到第三幕，周萍和四凤约会，四凤原本以为他走了，正在叹气，他突然立在窗口，说：“这次你赶不走我了。”这时，观众席传来了笑声，濮存昕的朋友听到后边的观众议论：快看，高局长跳窗户了。

“本来是一个悲伤的情节，却出现了让观众嬉笑的反应。”濮存昕感到非常痛苦，“那一刻我突然知道我没有真正成为周萍，没有把观众带入剧情”。就此，周萍成了他的一个心结。

·2004年，濮存昕在明星版《雷雨》中演周萍。

濮存昕最后一次演周萍是在2004年，导演陈薪伊排的明星版《雷雨》。当时的他已51岁，本不打算再演，但听陈薪伊说“要打碎以往周萍的烙印重新来过”，他被这个说法打动，决定再演。这一次，他给周萍设计了一些动作，跑步、微弯着腰走路等，还有最后5秒钟的“自杀定格”。在剧的最后，四凤和周冲冲出屋外，因雷电而亡，所有人都冲出了屋外，哭号哀鸣。周家阴森的客厅里剩下周萍一人，如行尸走肉般游走一圈，背向观众，掏出裤袋中的枪指向自己，轰然倒下。

“结尾的处理非常有力，让人回味深远。”演员卢燕看完戏后评价说。再加上潘虹版繁漪的“疯”，蔡国庆版周冲的“真”，田海蓉版四凤的“纯”……明星版《雷雨》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演出，场场爆满。之后，濮存昕告别《雷雨》。

但这不是真正的告别。虽然演了百余次周萍，但濮存昕总觉得“未能真正成为周萍，是一个未完成的角色”。这些年，他的心中一直有个“《雷雨》梦”， 而这次新排，对他来说，算是一次圆梦之旅。

“我们重排，不是创新，是追溯，追溯到曹禺最初的表达。它们就像曹禺先生事先埋下的密码一样，等着我们一点点去发掘。”濮存昕说。

与以往老版本不同，这版《雷雨》有很多个“新”。

比如，那张老沙发一直在舞台上。“为什么觉得沙发重要？为什么让观众一开场就看到沙发？因为所有的情爱都发生在沙发上，周朴园和鲁侍萍，周萍和繁漪，周萍和四凤。它实际上是一座伊甸园。”濮存昕说。老沙发是他在排练期间偶然发现的。有一次，他去苏州，参观完拙政园，去逛雕花楼——以雕刻精美、结构奇巧被称为“江南第一楼”。看到两张木质旧沙发，靠背都是镂空雕花，“一眼就觉得那是曹禺笔下《雷雨》中的沙发”。于是，他拍下照片，然后找匠人照着模子，打造了一张“古董沙发”，搬到舞台上，也放在了《雷雨》的海报上。

比如，当周朴园和鲁侍萍回顾30年前时，评弹《钗头凤》的曲子响起。这是濮存昕在读古诗词《钗头凤》时，“突然觉得唐婉与陆游的故事，跟周朴园的故事太像了”，而评弹正好是苏州、无锡那边的传统曲艺——30年前的故事就发生在无锡。还有层层叠叠的云、雨伞、舞蹈……一切都契合了曹禺最初给《雷雨》的定位：一首叙事诗。

“《雷雨》诞生之初，曹禺先生就称自己‘写的是一首诗’。”濮存昕说，他们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地靠近最初的《雷雨》，靠近曹禺。

早在读中学时，15岁的曹禺就迷上写诗。他写《不长久，不长久》、写《南风曲》，曾因为本名“万家宝”不够诗意，才把繁体“萬”字拆开，上面草字头变成曹，下面是禺，组成笔名曹禺。《雷雨》创作于1933年。当时，曹禺正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读书，天天泡在图书馆，坐在固定的位置，整日读书、写作。写累了，头痛欲裂之时，他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天空，看悠悠的白云，湛蓝的天”。

在暑假毕业前，曹禺完成《雷雨》，那年他23岁。一年后，《雷雨》全文刊登在巴金等人主办的《文学季刊》上。但真正让曹禺成名的，是《雷雨》在日本东京的演出。

1935年4月27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雷雨》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公演。当时，因剧本较长（至少4个小时），违反了日本政府的“夜间娱乐活动不得超过11点”的规定，第四幕刚开演，警视厅来人。导演不得不连夜删去序幕、尾声，保证了后面两天的演出。这场演出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很大反响。演出结束，导演给曹禺写信，提出一些问题和见解，并解释了删除序幕和尾声的原因。曹禺也回了信，回应一些问题。

·1935年，中国留日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日本演出《雷雨》。

正是在这封信中，曹禺直接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绝非一个社会问题剧。”

为了更贴近曹禺“写叙事诗”的初衷，濮存昕这一次特意恢复了序幕和尾声。幕一拉开，六人撑着三把伞，走向沙发。剧的尾声，依然是他们六人，撑着伞转身离开，留下背影。

“您有想过这样排，曹禺先生会怎么想吗？”记者问濮存昕。

“曹禺先生一向很开放，不同的人、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时代，对他的作品都会有自己的想法，他尊重自由创作。我们这次，实际上是更靠近他。”濮存昕说。

关于对《雷雨》的改编和重排，曾有过这样一段往事：那是1992年，曹禺因病住在北京医院，初出茅庐的青年导演王晓鹰经人引荐去探望，提出想要重排《雷雨》——他有个大胆的设想，要把鲁大海这个角色拿掉，曹禺一听，马上说“好啊”。“我在《雷雨》里写一个鲁大海就是为了要进步一点，要革命一点，其实我哪里知道什么工人啊！所以在整个戏里这个人物最嫩，最不成熟，删掉他，我赞同。”曹禺说。

1993年4月，这版没有鲁大海的《雷雨》上演时，曹禺坐在台下观看，这也是这位戏剧大师生前最后一次走进剧场。演出结束后，他握着王晓鹰的手说：“感谢你使我的这部旧戏获得了新的生命！”

“为什么《雷雨》会常演常新，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

“这就是经典文学作品身上所拥有的想象力。文学是棵树，今年这样，明年又长出几根枝丫，后年被人修掉几个枝，修了长，长了修。但它的树根永远是树根，一直往地下扎，越扎越深。”濮存昕说。

“那么，今天我们再看《雷雨》，看的到底是什么？”

“剧里每个人都是温暖的，曹禺用诗化的语言，赋予了笔下每个人物无限的爱与悲悯。”濮存昕说，1000个观众可能会看到1000个不同的《雷雨》，但他希望每个观众看完后，就像曹禺设置尾声时说的那样，“想送看戏的人们回家，带着一种哀静的心情。低着头，沉思地，念着这些在情热、在梦想、在计算里煎熬着的人们。荡漾在他们的心里应该是水似的悲哀，流不尽的；而不是惶惑的，恐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