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窗录梦》是道光（1821—1850）时期的一部满文日记。记录者是生活在京城的旗人穆齐贤。日记对八旗翻译考试舞弊现象的记录颇详细，对了解清中后期满文衰落的情况有特殊价值。

 清代的翻译考试

清朝以满语为国语，凡与国是、边疆、民族有关的诏令奏议，原则上都要用满文撰写。为了保证满语的特殊地位，并给旗人晋身之阶，清朝特设翻译考试和笔帖式翻译考试。翻译考试由礼部主办，性质同文举，但又有自己的特色：考生入场前先要通过马步箭考试；内场分为满译汉的满洲翻译和蒙译满的蒙古翻译两种；有复试无殿试。笔帖式翻译考试由吏部主办，属于官员铨选。所谓笔帖式为满文bithesi的音译，是各衙门负责撰写、翻译、誊抄、保管公文档案的文员。考生不拘资历，也不用通过低级别考试，只要擅长翻译即可（《钦定八旗通志》卷五〇，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943页）。

翻译考试关乎入仕，必然有人投机取巧，朝廷也因此制定了各种防范措施。从考试报名环节开始，就要由佐领出具甘结证明考生有参加考试的资格， 再向都统衙门上报；到了考场由监考官员点名、发号、搜身；入场后考生被封闭在单人号舍，不得随意进出；考场还有钦派的大臣监考、兵丁维持秩序。

《闲窗录梦》中的考场舞弊

然而在现实中，翻译考试作弊成风。根据《闲窗录梦》记载，穆齐贤至少三次潜入考场替人答卷。第一次在道光八年七月。友人奎文农提前十天即邀约穆齐贤为参加童试的弟弟恒安代笔。当月二十七日是入闱之日：

入龙门。松老二已入内等候矣。伊替余拿大包裹。后寻包裹，伊云已将包裹给奎文农。奎文农云未有。我等一同各处寻找，终未寻获。乃作罢。此包裹内有被子一床、马褂一件、枕头一个、汗衫一件、毯子一条。此实为余倒霉所致。我等皆在致字号。余在致字第四十号。贡院内德惟一、老春、兆尧蓂、庆熙臣、奎文农、余、岳瞻、富勒恒布、莫德礼皆在一处。遇连熙老连。余看至公堂之匾额。此次乃余有生以来首次入贡院，乃托奎文农兄弟之福也。文农为余备好食物，五更时，圣上所出之试题降至。余译完即睡。（《闲窗录梦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134页，以下出此书者，不再标注）

翌日：

在贡院……答奎文农、恒老四、庆熙臣之汉文卷。为德惟一、老春答卷。老连随人入贡院，亦在致字号。翻译内有一句错，余改正之。

穆齐贤第一天进入贡院就遗失被子、马褂等在号舍过夜的必需品。道光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穆齐贤第三次替考时又将包裹遗失。三次考试，两次遗失物品，可知考试秩序非常混乱，很可能有扒手混迹其间。

穆齐贤冒用身份，未被发现，说明监考人员视监考制度如同具文。根据规定，考生入场前，先在贡院砖门外的空地点名。因亲友、仆从送考时拥挤混乱， 枪手可乘虚而入，所以道光元年十月，清宣宗谕：“嗣后考试八旗翻译，著承办场务衙门奏请简派左右翼副都统各一员，届期带领所属官兵在点名之处稽查弹压，令士子等鱼贯入场。如有喧闹冒混者，按例惩办，并着该御史等据实参奏。”（《清宣宗实录》卷二四）。但是从穆齐贤的经历看，至晚在道光九年，禁令已不起作用了。

根据官书，翻译考试内场纪律森严。雍正十二年（1734）规定：“考试八旗生员，向在至公堂、聚奎堂两处考试，现因人数添增，照考试进士、举人、笔帖式编入号舍之例，每遇场期于贡院内先将场中坐次编号戳印卷面，诸生于点名领卷时，各照伊卷面所印坐号归入号舍，仍多派员役，严加巡逻，俱令遵守场规。不得任意往来、越号窥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三七）考生入场即人各一号，入号舍后不得随意往来。此外，贡院四角有塔楼，可资瞭望，再加上监考官员、巡场兵丁，作弊并不容易。不过穆齐贤作弊从容不迫，监考官兵无动于衷，可见考试制度之废弛。

考试作弊材料

第二次作弊在道光九年十月，穆齐贤应学生伊隆阿之请替准备挑补笔帖式的熙朗阿考试。据十月十五日的记载：

在学堂时，伊隆阿告以，伊所认识之关二爷挑补笔帖式，本月十七日考试翻译。因不能翻译，求余同去，为伊打稿等语。又于东天成即至诚轩等候。余同伊隆阿至，略谈几句遂别去。

十月十七日：

丑时，同伊隆阿起，洗脸，食饽饽、饮茶。卯时，名熙朗阿之关二爷来。我三人乘车至贡院。时天尚未明。辰时日出，贡院门开，我等入内。入列字四号号舍。出题后翻译，余答卷。仍同伊隆阿登明远楼，登二层极高处，四外眺望。九城及妙应寺大白塔皆可见，甚是怡人。于贡院遇代三爷、麟格、喜二爷。仍同庆熙臣详看题目……此乃余第二次入贡院，伊隆阿则是初次。余登明远楼乃首次也。酉时，事毕，熙朗阿关二爷交卷，同出贡院乘车返家。

翻译虽然是笔帖式的本职工作，但在现实中根本不会翻译者不在少数。清制， 笔帖式三年一次考核，不少人会借故逃避。如嘉庆二十二年（1817）十一月， 原本应参加考核的一千五百馀人，到场考试的仅三百八十人（《清仁宗实录》卷三三六）。有些笔帖式平时将稿件带出衙署，请他人翻译（《清仁宗实录》卷三五八），可知熙朗阿这类人在笔帖式群体中并不罕见。

和上次替考一样，穆齐贤仍然以送考亲友身份混入考场，且枪手非他一人。文中提到的庆熙（字熙臣）在道光九年三月当上了掌印笔帖式，这时又出现在贡院，说明他并非考生。

因为考生多，笔帖式考试的防范措施与翻译科举类似。乾隆二十七年（1762）议准：“御史印号点名，封门散卷，交佐贰官看守门户，并行文步军统领，酌派营员弹压巡逻。其赴考人等，令各该参、佐领认明送考，所有送考之旗员、巡逻之员弁，统听御史稽查。”（《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乾隆五十五年，又奏准“举场一切考试，请派搜检大臣数员，弹压副都统一员。搜检大臣于考试前一日午后在贡院前，挨名从容搜检。入场归号后，该副都统会同御史在至公堂弹压”（《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不过，穆齐贤等人的经历说明，乾隆时期的政策已经失效了。

穆齐贤第三次替考在道光十五年二月，此次记载不太详细。二月十七日：

用晚餐。至亨泰轩，巴哈泰父子皆在此处等候。伊父忠顺忠二爷言，请余为巴哈泰代考翻译生员。

二月二十八日：

早，至正红旗衙门。为巴哈泰、恒山、叶布肯翻译打稿。将烟、护膝、荷包遗失。

穆齐贤不仅受邀替巴哈泰考试，还为恒山、叶布肯答题，而这两人是他满文私塾的学生。老师替学生考试，在今人看来绝对是不可思议之事。

相比道光九年，此时的翻译童试监考理应更为严格。道光十二年五月，礼部奏准“翻译文童、翻译录科，仍照旧奏派副都统弹压。至搜检向由五城五营拣派捕役，请于例派外多派十馀名，号军请由该管官照应用人数，册送监试御史点验入场。如人数短少，将该管官参处”（《清宣宗实录》卷二一二）。此时监考增加了搜检兵丁，且严格考勤，防止兵丁旷班。不过，穆齐贤从容作弊，说明增加兵丁也是无济于事。

翻译考试作弊成风的原因

朝廷三令五申，以各种方法防范翻译考试作弊，但效果不彰。除了替考还有其他作弊方式，如外场考试弓马有替考、改年龄者（《清仁宗实录》卷三三二），“翻译房官，开送不公；应试士子，于派出考官后私行嘱托”（《清仁宗实录》卷三四四）等等。

清代贡院

翻译考试作弊成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八旗制度本身。清代旗人表面上受优待、享有诸多特权，但实际上出路很窄，基本仅限于当兵、当官，最理想的当然莫过于仕途，“因科甲人员升迁较速，遂各争趋文事”（《清仁宗实录》卷三四三），然而在官缺有限、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入仕并不容易，所以很多没有真才实学的旗人选择通过作弊蒙混过关。

舞弊盛行的直接原因是旗人整体的满文水平下降。现代学者通常把此现象视作满汉文化融合的结果：旗人生活在汉文化的洪流中，为了与汉人交流渐渐放弃满文。不过笔者认为谆谆教导旗人保持满洲淳朴旧俗以及母语、骑射的乾隆帝本人难辞其责。入关之初，官方和民间曾经大量翻译汉文书籍， 上自《四书》《五经》，下至医术占卜，经、史、子、集无所不包，特别是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平庸作品（如《归莲梦》《好逑传》），旗人可以阅读的满文书籍种类丰富，但从乾隆朝开始，满文小说被禁止出版。乾隆十八年，乾隆帝提出：

近有不肖之徒，并不翻译正传，反将《水浒》《西厢记》等小说翻译， 使人阅看，诱以为恶……似此秽恶之书，非惟无益，而满洲等习俗之偷，皆由于此……将此交八旗大臣、东三省将军、各驻防将军大臣等，除官行刊刻、旧有翻译正书外，其私行翻写并清字古词，俱着查核严禁，将现有者查出烧毁， 再交提督从严查禁，将原板尽行烧毁，如有私自存留者，一经察出，朕惟该管大臣是问。（《清高宗实录》卷四四三）

所谓“正书”，无非经史，虽有价值，但不适合消遣阅读。这一道禁令对满文图书的出版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文小说大多遭到禁毁，民间翻译活动停滞，直到道光时期才增加了《择翻聊斋志异》一种。既然广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被禁，多数旗人又不可能埋头经史，便弃满文转而读汉文书籍。正如嘉庆帝所谓“从前满洲尽皆通晓清文，是以尚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编。皇考深恐为习俗之害， 严饬禁止。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其粗晓汉文者， 又以经史正文词义深奥，难于诵习，专取各种无稽小说，日事披览”（《清仁宗实录》卷一〇四），这样一来，满语文在旗人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下降，如果不追求考试、挑差，旗人完全可以不学满文，语言水平自然每况愈下。虽然在道光时期开放驻防旗人参加翻译考试后，出现了满文图书出版热潮，但多为语法书、字典、公文套语集成等与考试直接相关的应试书籍。说明对于此时的旗人而言，满文退化成了考试用的敲门砖。乾隆帝为端正旗人风气，严禁满文小说，无形中把一种原本自由发展的语言变成了教化工具，导致很多旗人疏远母语，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是这位以保持满语国语地位为己任的皇帝所始料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