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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20世纪以来人类世界经历的战乱、种族大屠杀、核威胁等深重灾难，使经典社会理论反复阐述的那种现代性，展露出阴暗的面向。此外，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即使已经相当程度借鉴了西欧和美国的现代化经验，依然呈现出与其本土文化历史紧密相联的传承关系。为此，当代社会学名家、现代化理论重要代表学者艾森斯塔德等在新世纪前后提出“多元现代性”的理论范式，解释不同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状况塑造的不同形态的现代性，宣告“两个世纪以来得到发展的现代性规划的终结”。不过，“多元现代性”范式的解释力仍有待充分挖掘。在这个理论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和战略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图源：网络
蒋余浩，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多元现代性”范式的提出，将现代性历史解释为“多种多样的现代性文化规划与文化模式持续不断的构建与重建的过程”，[1]世界各文明历史因此在理论上回复了其变动不居、既相互冲突又互相渗透的本来面貌。这无疑挑战了视文明、文化、政制等“人的造物”为沿着固定不变的方向前进的种种理论“神话”，如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
尤其是，多元现代性范式指出：在经典社会理论分析中，一定类型的社会结构（如前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被当做不可分割的整体，如认为特定社会有其内在的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即便这些层面在分析的时候是各自有别的，它们在历史上也依然是不可区分的”；却没有注意到，现代社会巨大的差异性在全球化进程没有被消除，反而是越发明显了，“即便是在西方内部，在欧洲本身，尤其是在欧洲与美洲之间，也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变易性（variability）”。[2]制度研究中关于资本主义世界不同市场体制类型的揭示，非常好地说明了多元现代性范式这个认识的正确性。[3]
不过，多元现代性范式仍有持续推进的空间。对艾森斯塔德等来说，将现代性的复杂性、可变性和变易性加以展现，是其理论范式的核心任务，这项任务在通过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转化历程以及现代化建设经验纳入观察之后，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然而，这种研究进路缺乏了批判的意识，使它无法讨论不同现代性发展路径面对的问题，以及可能会生发出的应对措施，从而经常又沦为了另一种“西方化”的说辞。
不妨以金耀基教授的研究为例，说明这一点。金耀基认为，西方知识界在近年对现代性概念的普世主义含义进行反思，但无论是哈贝马斯提出的“现代性是未曾完成的启蒙事业”，还是后现代论者以解构的方式使这个概念碎片化，都仍然是局限于北美和西欧的经验；他观察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经验以及迅速崛起的中国的实践，指出亚洲的本土价值理念正发生着一场深刻变化：在社会层面上东亚价值观念和传统得以复兴、在知识理念层面上现代价值观念与本土价值观念相融合。金耀基认为这是一种“另类现代性”的兴起，即西方现代性的某些关键方面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东亚人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金耀基基于此，提出：“全球现代化不能仅仅被看做是西方现代性的结果。它也是其他文化与文明在西方与其他的地方之间发生碰撞时各种回应和反作用的结果。”[4]
在一定的维度上，这样的观察增加了我们挑战西方化和同质化论调（“制度趋同论”是其典型代表）的经验材料。但是，仅看到亚洲被卷入最初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并做出回应和变化，却没有讨论整个世界、包括西方自身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动，则是这个视角的严重不足。
让我们看看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5]西方世界最发达的7个资本主义国家（即G7：美、德、日、法、英、加、意）在19世纪前后获得超越古代亚洲和中东在过去四千年时间里拥有的财富积累，到20世纪90年代占全球制造业份额达2/3；而在20世纪90年之后，G7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跌到50%以下，I6（六个新兴工业国家，即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尼、泰国）所占份额升至30%，其中中国占了20%。对西方而言，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此前全球化模式导致的研发与制造业的分离，发达国家国内出现产业空心化，日益陷入发展不平衡：无法跻身科创研发业的普通民众又无法得到制造加工等行业的就业机会，加上科创产业高度繁荣推动的金融寡头崛起，发达国家国内贫富差距急剧拉大。2014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意大利有60%、美国和法国有50%、日本有40%的受访者相信，是贸易全球化使他们丧失了工作机会。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潮流在近年愈演愈烈，正是对其国内发展不均衡的激烈反应。[6]
应该指出，发展不均衡并不能简单归咎于“全球化”，而是与当前流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技术研发路径、制度条件等深层次因素密切相关。例如，以硅谷为典型的新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模式，但是存在大量的技术门槛和制度壁垒，导致这种先进生产模式目前仅局限于一些前沿生产领域，能直接从中受益的人群非常有限。有数据证实，在过去十余年里，按照每1000人拥有专利的数量来衡量，研发能力居于前20%的国家与后20%的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加大；制造业集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主要是为发达国家从事生产，产业依附性十分严重；在发达国家内部，高新科技制造业领域的从业人员收入增长速度是其他领域工人的数倍以上。[7]
无论如何，当前世界的现代性发展已经到了因此前累积的问题而爆发剧变的危险边界，新技术高速发展与经济领域全面金融化引发的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社会文化重构和政治重组，使西方世界民粹主义抬头、保守主义情绪高涨以及宗教、家庭、性别等各方面意识剧烈变动，无不表明：当前的紧迫任务，是重新认识和反思所谓“西方”以及世界。此时，仅提到“西方现代性的某些关键方面和价值观念已经成为东亚人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对“西方”的认识仍停留在对以前那个时期的“西方”的想象上，如何能面对当前西方、整个世界正不断涌现的新变化？
因此，多元现代性范式的解释力还可以持续挖掘，即不应满足于停留在对西方或非西方等任何一方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固有印象上，而是批判性地看待所有的人类既有经验——“现代化”是求取人类解放的事业，永远处于途中，是现代人共同的努力；不同的民族、国家因其传统和体制，有其相对独特的探索方式，能够形成多元的经验。
[1] [以]S. N. 艾森斯塔德：“对多元现代性的几点看法”，载[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里德尔、[以]S. N. 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42页。
[2] [以]S. N. 艾森斯塔德、[德]任斯·里德尔、[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多元现代性范式的背景”，载[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里德尔、[以]S. N. 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13页。
[3] 关于美国为“自由型市场经济体制”，德国和日本为“合作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两种类型的市场体制下产生的不同的科技创新模式的研究，经典文献参见Peter A. Hall and David Soskice，Varieties of Capitalism：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4] 金耀基：“另类现代性在东亚的兴起”，载[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德]任斯·里德尔、[以]S. N. 艾森斯塔德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欧洲、中国及其他的阐释》，郭少棠、王为理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95页。
[5] 这里引用了著名国际经济学家理查德·巴德文（Richard Baldwin）教授的研究。Richard Baldwin，The Great Convergence：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New Globalization，Harvard：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pp.1-4,179-206.
[6] 两位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当前出现的各种贸易摩擦、地缘政治紧张，都是根源于这种国内发展的不平衡。See Matthew C. Klein，Michael Pettis，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20, pp.1-2.
[7] Roberto Mangabeira Unger，Isaac Stanley，Madeleine Gabriel, Geoff Mulgan，Imagination Unleashed：Democratis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Published by Nesta，March，2019，https://www.oecd.org/naec/projects/Imagination_unleashed-Democratising_the_knowledge_econom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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