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求学生涯中，一共有过三位导师。他们是硕士研究生期间的中国人民大学著名价格专家胡昌暖教授、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经济学家周叔莲教授和博士后研究期间的中国人民大学著名金融学家王传纶教授。几位导师就像我人生道路上的灯塔，为我照亮了前行的方向。治学严谨，儒雅谦和，平易近人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价格改革成为“闯关”课题。1985年9月，我从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毕业，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跟随胡昌暖老师读研究生。当时，价格改革正是热点，国家物价局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每天都有繁多的研究课题，胡老师在教学和著书之余，常常被各类场合请去做把脉专家。第一年，我们集中学习基础课程，印象最深的是胡老师坚决要求由黄达教授讲授的《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导论》成为我们必修课。

我们这届同学中大部分不是财经类专业的本科生，所以学起来既陌生又非常有兴致。黄老师的课逻辑性强，深入浅出，令人在很短时间内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非常受益。另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资本论》，当时人大对应用经济类专业的研究生，只要求学习一个学期的《资本论》，而胡老师坚决要求价格学方向的研究生一定要修满一个学年。这样下来，我们修《资本论》课程就是和政治经济学专业一起上课。一整年的《资本论》学习，虽然比较幸苦和枯燥，但是令以后的经济学研究和教学工作都受益良深。

合影左7: 胡昌暖教授

《价格学》则由胡老师亲自讲授，胡老师讲课没有各种插科打诨，一字一句，慢条斯理地讲述，逻辑极为清晰，用词非常准确，如果认真将课堂笔记整理下来，一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胡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留学苏联，获得经济学副博士学位，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价格问题，在人民大学创立了价格学本科专业，他的《价格学》教材成为价格教学的权威教材。我后来留校教书，还参与了他主编的教材《生产领域价格学》的编写。在读研究生第一年的暑假，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在太原晋祠宾馆召开了一个煤炭价格改革学术研讨会，邀请胡老师参加。胡老师因为学术活动繁忙无法前往，特意向主办方提出让我代他参加。

为了对煤炭行业有比较直观的了解，我在参会之前专程去大同矿务局煤峪口矿下了一次井。参加这个会议，让我了解到当时计划体制下煤炭价格制定的诸多不合理，于是产生了研究这个问题作为硕士论文的想法。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以后，恰逢国务院发展中心在世界银行资助下开展了中国煤炭价格改革的课题研究，我又加入了这个课题组。我们在山西、辽宁、黑龙江等省份的许多煤矿进行了深入的调研，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这样，我的硕士论文也就自然成形了。那时候学校条件很差，胡老师在学校没有专门的办公室和休息的地方，上午讲完课如果下午还有事情的话，就会到我们宿舍去休息一下，跟我们聊聊天。聊天中我们了解到他的日常生活——如果学校没有事情的话，他每天早上吃完早饭就会带着午饭骑自行车去北京图书馆看一整天的书。北京图书馆原来在北海边上，后来搬到了白石桥。以前，离胡老师住的人民大学老校区铁狮子胡同一号还近一些，搬到白石桥后距离就远了。胡老师身材瘦小，那时已经是满头白发。每当我想到他在寒风中骑着自行车的样子，总是有心酸的感觉。

1989年10月，我离开任教两年的中国人民大学价格教研室，脱产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研究生。当时，人民大学的师资缺乏，非常需要青年教师。胡老师虽有不舍，但是为了我的前途，还是没有任何阻拦放我走了。1992年夏天，我的博士论文完成，需要请学术界相关人士评审。我的论文送给胡老师之后不久，就收到了留校工作的学生陈忠阳的电话，说胡老师遇到车祸去世了。当时真是如五雷轰顶，永远失去了这样一位好老师。胡老师英年早逝，那时候才62岁。从事经济领域的研究和教学，胡老师是我的引路人，他一生治学的刻苦与严谨，对学生的关怀和鼓励，是我永远要学习的。

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导师周叔莲教授正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行政事务比较繁忙，但是周老师总是主动约见我，热情邀请我去他家做客。

周叔莲教授

改革开放之初，周老师率先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学术观点，得到了当时领导人的支持和鼓励。周老师20世纪50年代初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分配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与他的两位同学吴敬琏和汪海波经常一起写文章。他在工业经济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对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有独到的看法。他最早提出了中国应当优先发展轻工业的主张，并且很早就对国有企业的自负盈亏进行了论证。周老师对学生很随和，第一次见面就送给我三本他的著作，并在扉页认真地签下名字。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体制转换中的中国产业组织研究》，当时还没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国际上对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是基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促使国内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产业组织问题。我本人并不是率先研究这个问题的，虽然说有了一些国内的研究成果可以借鉴，但是同时带来的问题是别人已经率先开展研究，创新就更难了。在周老师指导下，我选择了从体制转换过程中产业组织变迁这个角度进行研究，使得这个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论文初稿完成以后，我感觉良好，交给导师后就等定稿打印。突然有一天，所里的学术秘书小董通知我去找周老师。老师一见我，劈头一句“你的论文得重写”，惊得我一身冷汗，连忙请老师指教。听完周老师的要求，我才稍稍定下心来。原来，并不是完全推翻了我的论文，而是在几个问题上老师觉得我没有形成鲜明的论点，因此需要重新做调整。但是，无论怎么说，这个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已经是三月份，我们必须在六月完成答辩才可以顺利在七月份毕业。因此，当大部分同学已经开始打印论文的时候，我们几个被导师打回论文的同学依然还在挑灯夜战。五月的时候，我终于修改完成，这一次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导师的，然而出乎我意料，周老师看完后告诉我，虽然论文不是非常优秀但是也达到了出版的水准，建议我联系出版社出版，他愿意帮我作序，这个消息真是让我意外而且太高兴了。

我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市计委和国家计委产业所工作期间，也多次向周老师请教，都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每次评职称，他都给我写评价很高的推荐信。当时的工经所研究非常有针对性，记得当时留在所里工作的师姐还曾邀请我回所里参加座谈，提供当时一线工作的信息。1998年，我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招聘考试进入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工作，曾经向周老师讨教过。周老师并没有给我指导，相反倒是问了许多证券市场的问题。他说证券市场是新事物，他有许多东西要学习。在证监会工作期间，我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特华博士后工作站从事博士后研究，也多次向周老师汇报研究和学习的情况。同时，在金融研究所组织的不少学术活动上都能遇到周老师。

2001年，我离开证监会到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负责投资银行业务。到公司工作，在当时看算是下海了。兴业证券虽然是国有企业，但是我们这些高管人员全部都是市场化管理。周老师并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对这个选择提出批评，反而鼓励我在企业工作同样要研究问题，而且企业工作中会遇到更加现实的问题，要做有心人。2018年3月5日，周老师也离开了人世。遗体告别仪式上，见到了好多工经所的故旧，大家对周老师的人品评价非常高。无论在治学还是做人上，周老师都教会了我很多东西。

王传纶教授

博士后研究的学术导师是人民大学财政系的王传纶教授。在人大求学和工作期间，就早已知道老师的大名。王老师是财政金融学领域泰斗级的人物，他不仅著述颇丰，而且培养了大量优秀的金融人才。金融研究领域很多知名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扬就是他的学生。王老师家在离人民大学不远的半壁街一个老旧小区，初次去他家以为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里几乎没有装修，水泥地面白灰墙，满屋子的书籍让整个屋子充满了书卷气和神圣感。我的博士后研究的课题是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问题，王老师坦陈他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深入研究，但是他对我的研究角度、问题提出的深度和实践意义等给出了非常好的指导。至今，老师坐在洒满阳关的陋室里、用和缓而睿智的语气讲话的样子还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王老师性格率真，有时候会接连问我好多问题。对于上市公司的运作，经常问出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让我时常有些惊讶。与王老师相处的日子，让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做这个博士后研究课题。后来，我的研究结果成书出版，老师又非常热情地为我写了序言。博士后研究工作完成后，由于工作繁忙，就没有再见过王老师，后来从他另一个学生那儿得知他已经于2012年9月离开了人世。

我的人生变动频繁，职业生涯波折起伏。做过教师、坐过机关、搞过研究、做过监管、管过投行，也有自己创业的经历。最难忘的不是获得某项荣誉的喜悦，也不是赚到一笔收入时的开心，而是解决了一个难题时的如释重负、讨论问题茅塞顿开时的兴奋不已、得到老师指点时的醍醐灌顶。在中国证监会工作时，我们发行部的同事常常中午在食堂吃饭时还在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某个问题，上下级之间没有森严的等级差异，有的是观点的平等交锋。做投行时，能够本着对企业实质的把握来处理问题，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因而也能够发现潜在的问题，避免判断失误可能带来的损失。这些，都来源于学习，来源于各个阶段导师的言传身教。

人生跌宕起伏、百般滋味，为心灵加油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于我而言，生命中的关键阶段遇到这三位导师的指导与提携，是人生之大幸，感恩且怀念这些先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