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政府、

士兵干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许金龙是大江健三郎中文作品的主要译者和挚友，曾陪同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访问，也到过他的家中做客。大江健三郎去世的消息传来，他受到刺激，感到心脏不适，难受了很长时间。

在许金龙眼中，大江健三郎有着嫉恶如仇的个性，强调独立、自由和平等，一向对民众和弱势群体满腔柔情。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9.0级地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受此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导致发生自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最严重的核事故。

78岁的大江健三郎听到消息后，既担忧又愤慨。许金龙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大江先生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看到了日本政府的核野心，为呼吁日本人民的觉醒而奔走。”

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对内欺骗民众，对外遮遮掩掩，对核泄漏的巨大危害只字不提，毫无悔改之意。

2012年10月13日，大江健三郎发起废核运动，与日本民众一起走上街头，在东京都千代田区举行示威游行。

·2012年10月13日，大江健三郎（前排左三）参加东京都千代田区的废核游行。

千代田区集中了东京的首都功能，是日本政治、行政和司法中心。大江健三郎亲自在街头呐喊，让不少右翼政客恨得咬牙切齿。

许金龙感慨地说：“大江先生每次参加反战、废核活动时，日本右翼就派流氓混混到大江先生家门口大喊大骂。”但他们的无耻行径并未挫败大江健三郎的斗志。他和妻子相濡以沫，在右翼的险恶泥沼中一路扶持。

其实，早在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日本政府便对他恨之入骨，即便他在日本民间和海外早已享有盛誉，但所有政府奖项一概不颁发给他。

·2006年9月12日，大江健三郎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06年9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邀请，大江健三郎开始他第五次访华活动，并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许金龙说：“参观时，大江先生受到了严重刺激，昏厥过去，被大家搀扶着出来。”

大江健三郎在给纪念馆的题词中表示，他将铭记这种震撼，为完成作为一个日本人，同时也作为人类一员所应尽的责任而倾尽全力。他对日本政府逃避责任感到愤慨，“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政府、士兵干的”“日本绝对不能重返国家主义道路，我要让日本的孩子们，看到政府的错误道路”。

那天晚上，组织方出于对大江健三郎身体的考虑，建议取消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面会，但被他一口回绝。再三协商后，他终于同意晚到一个小时，“但早退半小时，我可保证不了”，一聊就聊到了深夜。

时任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是臭名昭著的右翼，听闻大江健三郎频繁访华，便对他的家人打起了坏主意，通过决议取消残疾人年金（补助金）。

大江健三郎的儿子大江光患有先天性头盖骨发育不全，脑组织外溢，在脑后形成一个大瘤。光出生时，医生对大江健三郎说“大概会成为植物人吧”。

1964年，大江健三郎写下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和短篇小说《空中怪物阿贵》。两篇小说，出现了同样的道德困境：生下一个可能终生残障的婴孩，是逃避，放弃，还是扛起责任？最终，大江健三郎扛起了责任，并把这种责任扩展到全日本、全世界的福祉上。

最终，长大后，光并没成为植物人，但仍被病情折磨着，领取政府发放的残疾人年金。石原慎太郎忽然取消了年金，让大江健三郎担忧不已，他对许金龙说：“我不怕死，但我死后，儿子该怎么办？”

·2007年4月6日，大江光（中）与大江健三郎（右）在一起探讨歌词谱写。

为此，有朋友提议，凭着大江健三郎在中日的影响力，靠着名气挣快钱不是问题，可大江一听便说，“违背我人生准则的事，不做也罢”。

 ·上世纪60年代，大江健三郎重返母校——愛媛县喜多郡大濑小学。

1935年，大江健三郎出生于日本四国，家境还算殷实。他曾回忆，每逢过年，父亲大江好太郎就根据村里传统，边喝着酒，边给上门来的小孩发钱。

1955年，大江健三郎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不仅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学经典，也对日本民众被美国欺压的现状愈发不满。在校期间，他参加了被称为“安保斗争”前哨战的“砂川斗争”。“砂川斗争”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日本民众反对美军扩建军事基地的群众斗争，也是日本社会在战后迎来的第一场大规模反战运动。

1959年3月，24岁的大江健三郎毕业。1960年1月19日，日本政府与美国正式签署经修改的《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其中宣称“为了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而这个所谓的“远东”是指“以日本为中心，菲律宾以北，中国大陆一部分，苏联的太平洋沿海部分”。

一时间，日本民众纷纷怀疑日本政府试图再次侵略包括“中国大陆一部分”的亚洲诸国，相继投身到反对运动中。1960年初夏，在文坛上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大江健三郎也站在示威群众之中。

就在这如火如荼的抗议活动中，大江健三郎受老一辈作家的邀请，随团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以获得中国对这场大规模群众抗议运动的支持。

在机场与新婚刚刚三个多月的妻子话别时，大江特地叮嘱妻子：日本没有希望了，不要生孩子。

6月某天凌晨1点左右的上海某院落，大江被告知即将要见到一位重要人物。洗漱完毕后，他闻着院子里的茉莉花香，来到了毛主席所在的会客厅。那次情景，令大江终生难忘。

·1960年6月，大江健三郎（前排右一）等日本青年作家在上海受到毛主席接见。

回日本后，他不仅为日本民众的权益奋斗了一生，还始终保持着在家中放一束茉莉花的习惯。

访华期间，大江应邀为《世界文学》杂志撰写了特邀文章《新的希望之声》，表示日本民众已经回到了亚洲的怀抱，并代表日本民众发誓永远不背叛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他还在一篇题为《北京的青年们》的通讯稿中表示，无论是历史博物馆讲解员的眼睛，钢铁厂青年女工的眼睛，郊区青年农民的眼睛，还是光裸着小脚在雨后的铺石路上吧嗒吧嗒行走着的少年的眼睛，全都无一例外地清澈明亮，而共和国青年的这种生动眼光，是在日本那些处于“监禁状态”的青年眼中从不曾看到过的。

时隔38 天后，结束中国之旅回到日本的大江又对前来迎接他的妻子说：“还是生一个孩子吧，世界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2009年1月16日，位于北京阜成门的鲁迅故居内，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馆内一侧蹲了下来，泪流满面。

·2009年1月，大江访问阜成门鲁迅故居。（许金龙摄）

观看鲁迅手稿时，大江匆匆看了一眼就赶快放下，生怕自己再度情绪失控。事后，他解释说，在鲁迅故居看到鲁迅雕像时触景生情，既有回忆也有感慨。

在大江健三郎的印象中，父亲一直是中国古典文学爱好者，中国古典著作是家里常见的书籍。大江的母亲“早年是热衷于中国文学的文学少女”，非常熟悉并热爱中国现代文学，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喜爱者。因此，大江健三郎大量阅读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和鲁迅的小说。

1934年春天，他的父母由上海北上，前往位于北京东城沙滩的北京大学，在那里聆听了胡适用英语发表的演讲。他们投宿于王府井一家小旅店，父亲与老板娘的丈夫聊起了自己甚为喜爱的《孔乙己》，由此得知了茴香豆的“茴”字竟然有四种写法。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父亲仍在对大江健三郎说着鲁迅的文学，还教了他茴字的四种写法。

受父母影响，大江健三郎对《孔乙己》《药》《狂人日记》《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故乡》《阿Q正传》《白光》《鸭的喜剧》和《社戏》等作品相当熟悉。

“当时我很喜欢《孔乙己》，这是因为我认为咸亨酒店那个小伙计和我的个性有很多相似之处。《社戏》中的风俗和那几个少年也很让我着迷，几个孩子看完社戏回来的途中肚子饿了，便停船上岸偷摘蚕豆用河水煮熟后吃了。这里的情节充满童趣，当时我也处在这个年龄段，就很自然地喜欢上其中的描述。”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母亲得知消息后，依然向来访的宾客们表示，她的儿子比鲁迅还差得远。

·1994年12月10日，瑞典，妻子给生平第一次穿燕尾服的大江健三郎整理领结。

第六次访华时，大江健三郎曾到北大附中进行演讲。他说：“我是个作家，对教育是外行，但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右）在北大附中讲演时，与许金龙（左）在一起。

2013年，大江健三郎作品《水死》中文版在京发布。《水死》的主人公以大江健三郎的父亲为原型，真实反映出日本二战前后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

许金龙感慨地说：“大江先生去世后，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次拥有这样宝贵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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