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调的合并同浊音声母的清化现象存在关联，尤其是阴阳调的合并似乎只能发生在浊音清化之后（潘悟云，1982；陶寰，2017）。湘语娄邵片中的“清浊同调”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这种声母与声调的演变共性。所谓“清浊同调”，即在一些保留中古浊音声类的方言中，清浊声母后的某些特定调形在共时层面上十分相似。若处理为同一个声调，则该声调既可与清声母相配，也可与浊声母相配。以娄邵片的双峰方言为例，如图1所示，共有5个单字调，但第2调（低升调，阳平）十分特殊，能同时与清浊声母共现。
各家的描写大多已经指出：清浊声母后的低升调有细微差别，清声母后的略高于浊声母后的，但这种区别很难分辨（向熹，1960；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1989；陈晖，2004）。这一描述相当于将清浊声母的发音性质作为主要区别特征，声调的区别归因于声母不同发音性质所引发的扰动效应（perturbation effect）。但近来，这种处理方式受到了来自朱晓农、邹晓玲（2017）实验数据的挑战。他们认为，清浊声母后的声调不同，是音节在发声态上的区别，因采取“气声分调”。本文想要回答：今双峰方言中，与低升调共现的不同声母的语音区别特征到底是什么？
字表由15个承载低升调的近似最小对比单音节字组成。共37名发音人，分为老年组和青年组，同时采集他们的声学及发声数据。测量3组参数：基频（fundamental frequency，F0）曲线、浊音起始时间（voice onset time，VOT）、声带接触商（contact quotient，CQ），使用VoiceSauce提取参数（凌锋等，2019）。我们分别采用增长曲线分析（growth curve analysis, GCA）、广义线性混合效应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GLMMs）、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inear mixed-effects models，LMMs）来处理基频曲线、VOT及CQ。我们关心声母、年龄组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所有建模采用“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李倩等，2020）。
（1）基频曲线。如图2所示，不同声母后的基频曲线的整体走向是相似的，尤其是调尾都指向同一个音高目标。浊声母后的基频曲线都要明显低于清不送气声母后的基频曲线。清送气声母后的基频曲线的走向大致和浊声母后的基频曲线类似，但不同年龄组存在一些差异：老年组几乎和清送气声母后的基频曲线重合；青年组的前半部分则稍高，后半部分与清送气声母后的情况十分类似。
（2）VOT。如图3所示，与第2调共现的浊声母并非全部实现为负值VOT。负值VOT的实现存在年龄组差异：与老年组相比，青年组实现为负值的比率更低。
（3）CQ。如图4所示，清送气声母后元音的气声强度要高于清不送气与浊声母后的，显示为更低的CQ值。浊声母后元音的发声态存在年龄组差异：老年组中更接近清不送气声母，气声较弱；青年组中更接近清送气声母，气声较强。这种区别说明，双峰方言青年组浊声母后元音的气化程度正在增强。所有声母后的发声区别都仅存在于元音的前半部分。
“清浊同调”和“气声分调”的出发点都是声调音系演变，实际的语音实现可能十分多样。一个方言有多少个声调是很复杂的问题，我们目前尚缺乏客观、统一的标准，这使得跨方言比较不易进行。声调数目的确立不应该沦为“数字游戏”，声调的合并与分立需要演变、功能、发音、感知多方面的综合考量。
青年组发音人相对增强的气声可以被视为一种“强化策略”（enhancement strategy），该策略主要利用系统中已经存在的特征来增强感知距离，从而达到维持音系平衡的目的（Garrett和Johnson，2013：79）。双峰方言所体现的这种VOT和发声态之间的“交易关系”（trading relationship）和越南境内台语高平方言（Cao Bằng）的情况十分类似（Pittayaporn和Kirby，2017）。
“清浊同调”现象存在语音实现上的多样性。就基频曲线来看，清不送气声母后的基频明显高于清送气和浊声母后的，清送气和浊声母后的基频曲线则显示出相似性。就VOT值来看，不是所有的浊声母都实现为负值，青年人实现为负值的比率明显低于老年人，显示出较强的清化特性。就CQ值来说，清送气声母后的音节带有较强的气声特征，而浊声母后的气声发声态存在年龄差异，老年人相对较弱，年轻人相对较强，但所有的发声态区别都仅存在于元音的前半部分。这种VOT和发声态之间不同语音线索（phonetic cue）的“交易关系”体现了特定音系特征语音实现的弹力与张力。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编） 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陈晖 2004 《异纽同调和异纽异调——兼论湘语娄邵片与吴语在古全浊声母演变上的差异》，《第四届研究生语言学学术会议论文集》，香港大学。
李倩 史濛辉 陈轶亚 2020 《声调研究中的一种新统计方法——增长曲线分析法在汉语方言研究中的运用》，《中国语文》第5期。
凌锋 史濛辉 袁丹 沈瑞清 2019 《发声态研究的相关问题与VoiceSauce的使用》，《方言》第4期。
潘悟云 1982 《关于汉语声调发展的几个问题——读王士元先生的A Note on Tone Development》，《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
陶寰 2017 《吴语浊音声母的类型及其音系地位》，《方言》第3期。
向熹 1960 《湖南双峰县方言》，《语言学论丛》（第四辑），商务印书馆。
朱晓农 邹晓玲 2017 《清浊同调还是气声分调——在音节学和类型学普适理论中安排湘语白仓话的声调事实》，《南方语言学》（第12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Garrett, Andrew and Keith Johnson 2013 Phonetic bias in sound change. In Alan C.L. Yu (ed.), Origins of Sound Change: Approaches to Phonologization, 51–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ittayaporn, Pittayawat and James P. Kirby 2017 Laryngeal contrasts in the Tai dialect of Cao Bằng.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47(1): 65–85.
原文刊于《中国语文》2022年6期
作者简介：
史濛辉，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音学、社会语言学及方言学。已在《中国语文》《语言学论丛》、The Journal of the Acoustical Society of America、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一部，主持并参与多项国家社科项目，获上海市“浦江学者”人才称号。
陈轶亚，荷兰莱顿大学语言学中心教授，莱顿人脑认知中心高级研究员，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语音学、心理和神经语言学，较关注汉语各方言的语音和音系。担任Journal of Phonetics、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和《中国语音学报》编委，主编《牛津语言学研究百科全书》（语音学卷），主持荷兰国家科学委员会、荷兰皇家科学院及欧洲科学研究理事会等多项科研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