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梳理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扩大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渠道，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经济政策层面分析其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内在作用机制，揭示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经济政策如何通过教育市场化、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和财政紧缩化等渠道扩大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有鉴于此，我国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需要引导资本有序发展，防止私人资本在教育、养老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领域野蛮扩张；遏制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尤其需要防范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经营倾向；合理调节资本的收入分配权，提升劳动的收入分配份额；利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教育市场化   经济金融化   资本全球化   财政紧缩化    收入不平等

作者黄平，浙江师范大学边疆研究院教授（金华321004）；李奇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务基建管理局助理研究员（北京1007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P144—P166

责任编辑：李凌静   苑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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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收入不平等问题关注已久，大量研究对收入不平等的表现、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现阶段对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原因的研究和剖析，虽各有差异，但主要涵盖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工会势力削弱，非正式、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增多以及劳工最低工资水平下降。第二，教育收益率提高、金融资本主义所推行的金融全球化，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金融市场的飞速发展，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员、机构投资者与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员在收入方面产生巨大差异。第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造成收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导致的两极分化就必然存在。根据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目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的主要贡献来自对国家间的收入差距的研究，对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研究贡献不大。这也进一步凸显出解决收入不平等这一世界性问题的重要性。

从国内外既有研究来看，影响收入不平等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社会与经济制度性质，还包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公共政策、社会分配机制及其合理程度、教育公平、城市化发展程度差异，等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并不相同，英美等国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因素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虽然对收入不平等这一世界性问题从理论根源上进行了多层次剖析，但仍需深入探讨新自由主义影响造成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机制。本文主要聚焦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主张，重点探讨其对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影响的机制和渠道，以深化对中国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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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本文梳理了新自由主义影响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渠道，并对其通过不同渠道加深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结果，而新自由主义的推行则是进一步加剧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理论和经济政策所引致的教育市场化、经济金融化、资本全球化和财政紧缩化，是导致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程度加深并持续恶化的重要因素。

其中，教育市场化导致私人资本参与教育资源分配，使得不同阶层面临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经济金融化的过度发展，则导致实体经济不断萎缩和劳动收入比重下降，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在资本全球化过程中，资本家和普通劳动者在资源占有配置方面的巨大差异，导致双方面对截然不同的收益来源和增加收入的机会，从而使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财政紧缩化则减少了用于转移支付的社会福利开支，扭曲了不同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不但影响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性收入，而且使其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公共债务负担，进而加剧了英美等国的收入不平等状况，且并未产生新自由主义所信奉或许诺的“涓滴效应”。

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蔓延在英美等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和角落，而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又纷繁复杂，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四个影响渠道并未完全反映其全貌。需要指出，在实践新自由主义的英美等国，经济发达程度、社会治理能力和文化历史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新自由主义经由前述影响渠道对收入不平等发挥作用时亦有不同的表现。

从所有制结构及其关系变化的视角来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统治地位，这也决定了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截至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和生产关系已经拓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所有制从规模上分为中小资本所有制和垄断大资本所有制。在垄断大资本所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表现在对雇佣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上，主要是通过控制市场对其他企业劳动者进行不同程度的控制和剥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垄断大资本所有制和中小资本所有制并存，则成为西方国家所有制结构日益拓展的重要体现。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中小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蓬勃发展，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科技革命与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结构变革的根本原因。高科技在信息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势头中得到快速发展，电子化和信息化促使中小企业在现代技术的支持下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生产效率。众多科技企业不断发展，扩大企业规模，企业之间生产协作进一步加强，分工更加精细化和专业化，生产经营完全一体化。相比于传统企业，高科技企业具有技术更新快、科技成果丰硕、投资少、效率高、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等特点，使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大中小企业间的企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的二元化日益突出，雇佣劳动者就业分化情况也日益明显。

西方国家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与通过分散生产过程、分裂工人和削弱劳工力量而追求资本分不开的。相比于高科技企业，传统企业尤其是服务业雇员多数属于边缘群体，企业雇佣劳动存在许多不固定情况，“弹性的”就业关系和雇佣关系、工会与政府谈判能力日益减弱、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差距较大是西方国家所有制结构造成收入不平等的重要体现。

目前，我国正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我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所需要达到的明确目标。相关研究者有必要充分汲取英美等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新自由主义思潮干扰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本文前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英美等国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渠道及作用机制的剖析，可以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引导资本有序发展，防止私人资本在教育、养老和基础设施等公共品领域野蛮扩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会受英美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唯效率”的理论蛊惑，更不会以“自由竞争”为名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照搬过来。在具有公共品属性的领域，必须给资本设置“红绿灯”和必要的边界。比如，不能由私人资本接管教育资源的分配，从而保证全体公民在接受教育上有平等的机会，以避免低收入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第二，遏制经济发展的“脱实向虚”，尤其需要防范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经营倾向。经济过度金融化会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和产业空心化，这不但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而且容易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从而阻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资产规模膨胀过快、信贷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空转、上市公司将大量募集资金用于金融理财等不正常现象，这就需要有效的政策规范和有力的监督管理，不断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社会基础。

第三，合理调节资本的收入分配权，提升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份额和比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以“自由化、市场化、竞争化”的名义，致力于扫除资本逐利过程中的所有障碍，这加深了劳动对资本在形式上和实质上的依附，导致劳动者在收入分配权上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近年来，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某些地方也出现过某一领域的头部企业利用垄断地位盘剥普通打工者的现象。这需要政府加强监管，依法给资本分配权设置合理边界，既保护企业家和资本的合法收益权，也维护劳动者的基本利益和社会公平。

第四，充分利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合理的二次分配，并多途径引导三次分配，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不仅如此，还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明确社会组织保障职工权益的职能，有效发挥其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减少政府干预并实现市场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做大“蛋糕”，然后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可以自动最终解决收入不公平问题，然而英美等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却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即收入不平等不可能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去“自动”产生“涓滴效应”，更不可能“自发”实现“最佳均衡”。有鉴于此，我国需要综合利用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体制、法律和政策等诸多方面保障。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