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上野千鹤子
译者：人吉尔郎
译者注：翻译仅供学习参考，原文图片资源来自网络
15小时的新娘，对所谓文春炮的反驳
在这世上，有着窥探他人隐私而当做恶俗八卦的卑鄙之人。《文春炮》就是其中一个。
2月22日发售的《周刊文春》里爆出了《单身教的教祖 上野千鹤子嫁人[入籍]了》这样一篇迫真文章。其内容是2年前去世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先生与上野千鹤子有着婚姻关系这一揭秘文章。此文既没有向本人确认事实关系（没有预约的采访确实有找过来，我当然是拒绝了），也包含了错谬之处。因此，面对这种泼脏水的恶行，我不得不做点什么来澄清和保护自己。如此事态，令我很不愉快。
第一，我并不是什么“单身教的教祖”。我既没有提出、也没有倡导什么单身教。不如说这是个充满着挪揄\嘲笑意味的称呼。第二，“嫁人[入籍]”这个用语也错得离谱。正确而言，应该记做“提交了婚姻证件”。而且既然都调查到这样的地方了，其日期也应该写清楚才对吧。我与色川先生的婚姻证件是在2021年9月6日向当地政府提交的。色川大吉先生的去世则是在翌日9月7日。在提交婚姻证件的翌日凌晨3点，色川先生就逝世了。从提交了婚姻证件算起，算是持续了15小时的婚姻关系。
给96岁高龄而逝世的色川先生在其八岳南麓的自宅进行看护的，确实是我。色川先生因为摔倒事故而大腿骨折、在逝世前三年半的时间里不得不过着轮椅生活。这期间还有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我从东京“疏散\避难”到山间的家宅，差不多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线上。我的工作场所和色川的宅邸在同一片地方，在使用（色川先生的）看护保险之服务的同时，我也变成了负责色川先生之看护的关键人物。在此期间，因为工作也会在东京和八岳之间往返，但由于疫情的发展，移动变得困难起来，以此为契机，我得以长期地驻足、参与看护的现场——这件事是幸运的（译注：指下文所说的实践其理论，上野关于个人老后的在家看护照料的可能性有诸多论述。）
色川先生比我年长23岁。他比我更早逝世，是已经预料到的事情。他离开八王子的老家已经20多年了，妻子也在先前去世了，与作为最后一位在世的家人·儿子也是很少见面的关系。自从色川先生变得需要看护以来，他家族的人也知晓我参与了看护一事。
看护的事情变得长期化，色川先生的衰亡终点也变得一目了然。我和色川先生谈论过好几次关于身后事的事情。（在法律关系上，对于色川）我是单纯的外人，没法提交他的死亡证件。在万一的情况下，连入院和手术的同意书也无法签署。在日本社会，各种关于继承的手续办理中家族优先这件事渗入到了方方面面。在看护期间，当我去处理色川先生的事务比如资产管理、提取转账存款等手续时，窗口的工作人员都要问“你跟客户本人的关系是？”我回答“是友人”，那就很难办。工作人员有时还要打电话给本人进行直接确认（才能办妥）。在经历了五花八门的麻烦事之后，我想到，这只能逆练一把以家族主义为其内核的日本法律了。
逆练手段有两个，收养（养子缘组）和婚姻。如果采用收养办法的话，作为养子的一方只能改为养亲的姓氏。因为日本的收养制度是为了家族存续而存在的，即使只有1日的年龄差、也只能选择年长者作为养亲（不能自由选择年轻一方为养亲）
另一个办法是婚姻，但这个办法也是必须把双方的姓氏统一为一个（译注：即只要结成法律上的婚姻关系，两方必有一方须舍弃原来的姓氏，而在实际情况中统一为夫姓是统治地位的）。
因为明白我这一边会活得更久，为了不让自己死后留在人世的我陷入不利境况，色川先生同意把自己的姓氏改为上野。是我改姓，还是色川先生改姓？两个选项都令人苦恼，而在我尚无法抉择之时，色川先生已经签署好了两封申请文件[译注：应指色川申请改姓与婚姻的两封文件]（根据文春向“很懂继承问题的律师”的采访，婚姻关系中不论是改姓为哪样，在对方去世后都有可能恢复为原来的姓氏，但当时的我并不知晓）。也有亲友愿意担任此事的见证人。手上拿着那两封申请书，我陷入了迷茫。
2021年夏。（色川先生）变得无法吞咽固态食物、也无法饮水，这样的状态已经5天了。黄疸在加剧，整个人已经浮现死相，可以说是命悬一线的状况。趁着定期巡回探访的看护士在家宅中（能负责看护）的那一小会儿，我开车到政府办事处提交了婚姻证件。色川大吉变成了上野大吉。当我看到名为上野大吉的死亡证件时，一时怃然。若能导入“选择性的夫妇别姓制度”，我也不会有这般苦恼的经历。我这边的姓氏维持不变，没有什么因改姓而带来的不利——原来如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不改姓的一方确实很难理解改姓一方的不便与辛苦——我感受到了这点。还有，如果日本的法律不是以家族主义为其内核的话，我也不必有这般的经历。
从色川宅邸所在的八岳南麓的看护从业者、以及一般社团法人だんだん会[译注：一家提供看护服务之机构，必应搜索可自行了解]那里，真的受到了很多照顾。我想（色川先生）大概是这里的看护保险事业的第一位利用者吧。（色川）成为定期巡回短时间探访看护的利用者后，（看护从业者）每天早中晚三回、无论雨雪都会来访。若无这般周到的看护服务，（我）是无法维持在家看护的吧。因此我算是深刻地体会到了看护保险的好处了。在清里还有提供上门诊疗服务的诊所（clinic），我们请那里的医生成为色川先生的主治医师，也获取了上门的康复\复健服务。在大腿骨折的时候，色川本人拒绝了入院接受手术的方针（选择在家休养），而主治医师反复询问“就这样留在家中、哪怕在家中亡去也可以吗？”，他本人也给予了肯定回答。明明没有接受手术，色川却拥有着惊人的恢复力，能够自己依靠轮椅行动、也能自己上厕所。
对于来看望色川先生的熟人，色川用“这个人是看护的专家……”来介绍我。确实，这样看也没错，对于不知道的人而言，有可能把我当作看护士。头脑清醒的色川先生，这时还用幽默的语调对我说，“现在的上野先生，正处在实践理论的中心呢”。
山中家宅的邻近居民，多是从都市移居过来的，懂得保持有着适当距离感的成年人之关系。“我是色川。”“我是上野”——（在交际时）即使各自报上了姓名，类似“你俩是啥关系啊？”的迫真质问也从没有出现过。
我们也真的受到了探访看护师的诸多关照。在定期巡回探访看护服务中，有着“随时应对”的选项。而具有看护师资格的探访看护服务·提供责任者N桑，反复嘱咐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要随时叫我噢”。
而只有一次，发生了这样（向N桑求助）的事态。色川先生临近亡去的某个深夜，我因他痛苦的呻吟声而醒来，彻夜陪伴在色川先生的身旁。苦恼于什么都做不到的无力的自己，我捂脸啜泣。感到再这样下去自己就撑不住了，希望在这时能有谁来帮助我就好了——我发自内心如此祈愿。尽管想着都这个时间（深夜）了，但还是给N桑打了电话。她并非为了色川先生、而是为了我而过来了。对于她，我感激不尽。
“上野先生，你就像自己所写下的文字那样践行了看护呢。”她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一阵轻松。
色川先生亡去之后，有几家媒体提出想向我采访或请我撰文，但我推辞了所有的邀请。因为还没法整理好适应这种悲伤的心情。而且也不想去贩卖自己重要的隐私。
半年后，仰慕色川先生的人们出席追悼会，并向我提出执笔撰文的邀请。因为无法回绝这些人的心意、我就接受了邀请撰写了一篇短文《色川先生，谢谢你》收录在《追悼民众史的狼烟 色川大吉》（不二出版 2022年）。读了这本书的记者想必是嗅到了什么味道吧。我没打算隐瞒什么。然而也没有公开这件事的理由。知道的人本来就知道。我们那些有良知的友人们，也不会做出贩卖兜售友人隐私的卑劣之事。与其从第三者的嘴里流出不正确的情报，不如作为当事者的我来认真发言澄清——我做出如此的判断，将本文稿寄给了《妇人公论》杂志。
*本文是在2月22日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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