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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昭宗李晔继位以后，朝官崔胤与宦官韩全诲等人闹得势不两立，斗争得非常厉害。为了在势力上压倒对方，他们于是各结藩镇为援。《旧唐书·昭宗记》载：“时中尉韩全诲及北司，与茂贞相善；宰相崔胤，与朱全忠相善，四人各为表里。全忠欲迁都洛阳，茂贞欲迎驾凤翔，各有挟天子令诸侯之意。”宦官韩全诲于是先将唐昭宗劫往凤翔，依附节度使李茂贞，唐昭宗到凤翔后，便落入李茂贞的掌握中。而崔胤随即勾结朱全忠，引兵入关，进攻凤翔。 天复二年(902年)正月，李茂贞推荐给事中韦贻范为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唐昭宗不得不从。韦贻范做宰相后，大肆收受贿赂并当面答应这些人的买官要求。不久，韦贻范因母亲去世居丧免官，答应给人家的官职不能兑现，于是每天都有人上他家吵闹，要求索还贿债。韦贻范没办法，守制未满便展开活动，天天到宦官和李茂贞家求情，让他们向朝廷推荐起用自己。因为只有自己被起复再用，才能为行贿者封官还愿。不遵守居丧礼制自己要求起复任职，在古代是不合孝道的，会遭人鄙视和非议。但韦贻范和李茂贞本是一伙，李茂贞是一介武夫，不太瞳得守制的礼数，也就糊里糊涂地向唐昭宗提出，要朝廷夺情复用韦贻范。唐昭宗当然不敢违背，便命令当晚值班的翰林学士韩偓草拟韦贻范的复职制书。韩偓却说：“我的手腕可以折断，这件制书决不可拟!”并当即上疏唐昭宗，指出韦贻范为母亲守丧没有几个月，急忙让他起复，实在骇人听闻，有损国家的体面。宦官韩全诲派往翰林院做监视的两个宦官勃然大怒，威胁韩偓说：“韩学士不要把死当儿戏!”韩偓把疏文递给他们，让他们转交给唐昭宗，就脱了衣服睡觉去了。两个宦官无计可施，只好把韩偓的疏文进呈唐昭宗。唐昭宗对韦贻范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这次起复任用他又实出无奈，现在韩偓公然违抗诏旨拒绝起草制书，可以说正中唐昭宗下怀，他于是顺水推舟，命令翰林院停止制书起草，并赐令褒扬奖赏韩偓。 这边已在头天夜里停止了制书起草，那边第二天来上朝的百官却已立班排定，没有制书可以宣布，宦官便大声叫嚷说是韩学士不肯草拟制书，听到的人无不感到惊骇。李茂贞去见唐昭宗，说：“陛下任命宰相而学士不肯草拟制书，这与谋反有什么不同?”昭宗却说：“你们保荐韦贻范，朕没有违背你们；韩学士不草拟制书，朕也不违背他。况且他所陈述的道理，事理明白，岂能不依从!”李茂贞听了虽然极不高兴，但他自知理亏，也就不再坚持己见。韦贻范后来还四处活动，营谋不停，但起复任用的目的一时还是没有达到。 韩偓胆敢违旨拒绝起草制书，表面看起来是他坚持守制的原则，实际上反应了朝中两派的斗争。古代官员遭父母丧，须去职在家守制，这当然是必须遵守的居丧礼制，但守制未满而被夺情起复的大臣要员，历代不乏其人。韦贻范敢于厚着脸皮提出起复任用的要求，自然是有先例可循的。这里关键是唐昭宗并不乐意起复任用韦贻范，而他本人又不敢违背李茂贞等人的无理要求，于是只好借助秘书韩偓的抗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韩偓敢这样做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和唐昭宗的私人关系非常好。据史书记载，韩偓自唐昭宗即位做皇帝那一年(龙纪元年即889年)考取进士后，历任左拾遗、刑部员外郎、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等职，一直受到唐昭宗的高度信任。光化三年(900年)十一月，宦官刘季述等人逼迫唐昭宗退位，囚于少阳院，改立太子李裕为帝。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昭宗复位，韩偓因平定宫廷政变有功，此后更是得到唐昭宗的倚重，屡次召对，问以机密大事。韩偓如果不是自恃与唐昭宗的关系非同一般且知道他的真实想法，料想他是不敢冒这种风险的。 韩偓是晚唐、五代之交一位具有政治远见和崇高气节的杰出诗人，也是一位很有才华、性情忠诚的秘书。他以对唐王朝的耿耿孤忠、于亡国之际卓尔不群的操守，以及《翰林集》中反映王室播迁、家国兴亡和感时伤乱的作品，博得后世激赏。 韩偓与唐昭宗的私人关系虽然非常好，几乎达到了心灵相通的境界，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极其险恶和昭宗本人的轻举妄动，这对君臣的遭际却十分令人感伤。韩偓的《翰林集》中有一首《中秋禁直》诗，全诗所写就是他们君臣“际会难”的严峻事实：“星斗疏明禁漏残，紫泥封后独凭阑。露和玉屑金盘冷，月射珠光贝阙寒。天衬楼台笼苑外，风畋歌管下云端。长卿只为长门赋，未识君臣际会难。” 此诗第一联上句写宫中之景，下旬写自己在翰林院值班起草诏书，完成任务后独自凭栏观望。此时已是仲秋季节，又在深夜，因而从天而降的露水是冰冷的，直泻而下的月光仿佛也散发着阵阵寒意，加上宫殿的冷静寂寞，所有这些无不让人感到一股深深的凉意。这看似写景，实则抒情。第三联笔锋一转，写自己在皇帝身边工作，地位重要，责任重大，仿佛置身云端一样，既是从景色上照应第二联，也是在情绪上为最后一联作铺垫。最后一联写西汉孝武帝时，陈阿娇皇后被贬至长门宫，终日以泪洗面，听说司马相如(字长卿)善于作赋，就以千金为酬请他写了一篇《长门赋》，以讽天子。孝武帝读后，大为感动，陈皇后遂复得宠。可是司马相如哪里知道呢?皇帝能不能亲近臣子，臣子能不能效忠皇帝，并不完全是他们双方所能决定的，尚有许多外界因素在起作用，所以司马相如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这一联明显含有讽意，也是本诗诗眼之所在。 当时，作者任翰林学士，受知于唐昭宗，甚得信任。按理说，他们君臣是不存在隔阂，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情谊的，做起工作来也是密切配合，相得益彰的。然而，唐昭宗虽然胸怀大志，雄心勃勃，有振兴朝纲的志向，想挽救帝国于危难之中，却年轻气盛，轻举妄动，具有皇室子弟逞能和任性的特质。他往往容易将事情想象得十分简单，一即位就招募了十万大军，打算以强大的兵力来压制强藩。然而，此时唐朝积弱已久，宦官专权，藩镇跋扈，战乱不断，皇权衰微。尤其是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宦官和权臣均勾结藩镇为外援，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局势相当微妙复杂而严峻。唐昭宗本人也成了各种势力的猎物，势力集团都想通过控制他来号令天下。他却对此浑然不觉，贸然对藩镇采取强硬姿态，企图重新建立中央权威，结果反而引来更大的危机。因复兴无望，唐昭宗深感无力回天，雄心壮志逐渐消退，理想抱负开始黯淡，已经失去先前进取的勇气和锐气，到最后竟然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不仅不思进取，而且自暴自弃，经常酗酒麻醉自己。他的性情也变得喜怒无常，越来越凶恶暴躁，动不动就杀死左右侍臣。宦官刘季述等人感到恐惧，于是合谋将其废黜。几个月之后，宰相崔胤和翰林学士韩偓等人联合神策军将领打败宦官，迎昭宗复位，他却报仇心切，迫不及待地要尽除宦官，于是病急乱投医，居然想利用地方军阀来制约宦官，最后宦官问题虽然得到彻底解决，唐昭宗自己却成了战利品，被军阀们争来抢去。唐昭宗完全失去了掌控朝政的权力，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走向灭亡。 韩偓就是在这样一种特殊政治条件下服务并受知于唐昭宗的。他和唐昭 在同一时期， 韩偓还写了《与吴子华侍郎同年玉堂同直怀恩叙恳因成长句四韵兼呈诸同年》一诗。此诗也是作者在翰林院值班时所作，同样表达了报国无门、效忠无路的无穷慷慨。诗中说自己虽是“声名炟赫文章士，金紫雍容富贵身”，但却“绛帐恩深无路报，语馀相顾却酸辛”。中心思想也是表达“君臣际会难”的感慨和遭遇。 （免责声明：本文来源已经注明。转发旨在分享、裨益大众、致敬作者！如有不妥，请及时告知，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