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理论”是关于“一般”，而“历史”总是对“具体”而言，不能用“具体”来否定“一般”，即经济学的“理论”是不能用“具体”的经验来证伪的，因为一般是指“趋势”，和“具体”不是对应的关系。如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强调“企业家”的重要性，这是指“一般”，但有的人会举例来反驳，说企业家会造假，坑害消费者，这就是混淆了“一般”与“具体”。奥地利学派的“企业家”是指某种“功能”，而不是具体的“人”，因此不能把企业家和具体的人对应起来。具体的“历史”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也可以有无穷无尽的解释，因此，不仅无法从这种“解释”中获得一般性的理论。换言之，“理论”是先于“历史”的。

当把有目的的人的行动引入到经济学之后，经济学实现才第一次实现了真正的跨越，成为一门理论科学，摆脱了古典经济学历史主义风格的叙述。历史主义的特点是以经验性的“理解”为基础，通常使用整体主义的概念，而不是从个体的有目的的行动出发来认识世界。可以举一个例子。通常，人们是根据国籍、民族与信仰等等身份经验建构来对不同的人进行区分，但这种区分是“历史”，本身不包含“理论”，即不能告诉人们“应该”如何才是正确的（有助于社会的存在与繁荣）。因为更加重要的是“人们是否认知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而不是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如具有不同国籍、民族与信仰等等身份背景的人，都能够认识到这一原理，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出现冲突，而是会产生一个自发秩序的社会，产生跨越国界的文明。换句话说，当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被充分认识时，不同民族，国籍，宗教，文化背景之间的藩篱将不复存在，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不会出现，相反，出现的是无数个体之间的交流。

但是“历史主义”方法缺乏这样的视角，它对世界的理解不是从个体的认知（有目的的行动）出发的，而是从国籍、民族与信仰等等身份出发的，也就是从整体性概念出发的。这些概念都是历史主义的“经验”构造，本身并不包含任何确切的“理论”。他们把这些经验构造视为“实在”，视为个体必须服从的事物。对顽固的统治者来说，历史主义方法为他们的专断统治提供了依据，因为这种统治正是建立在“身份认同”之上的，即他们是通过身份认同，来实现自己的统治的。为了实现某种身份认同，施加强制就显得具有必要性，因为这种强制被认为是实现身份认同的必要手段。这种强制，割裂了人类社会，产生国家之间的冲突，即国家间的冲突不是必然的，而是源于历史主义的整体性经验建构（如中国人、美国人，东方，西方等等）出发来“理解”世界。

这涉及到国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问题，是把国家建立在历史主义思维之上，还是把国家建立在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之上？历史主义的国家，就是建立在民族、种族、文化、领土等之上，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经验建构视为必然，国家存在的合理性没有经过审视。如回到个体的认知，回到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那么将会发现历史（如使用暴力推翻之前的政权）不能赋予当下的国家以正当性，国家的正当性源于遵循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实施普遍正当规则，使自发秩序得以展开，从而普遍地增进个体的利益。

区分人的行动所产生的“具体内容”与使不同的行动得以协调，产生分工合作的那个“原理”。行动的具体内容，如国家、民族、信仰和各种制度等等，它也被称为“历史”；分工合作原理，也就是社会存在与繁荣的原理，这个“原理”是形式化的，是不包含具体内容的。并且，这个原理不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因为总结本身意味着要使用某种理论。经济学不是历史科学，而是理论性科学。有关社会何以存在与繁荣的原理（理论或知识）本身不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或者说，历史本身不能提供原理，如行动学原理与自发秩序原理，都不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经济学的主体是演绎性的，只是在具体的应用中，如解释现实时，经济学才会与经验是交互使用。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而历史则不是价值中立的。如在历史方法中使用的通感就是承载着价值的。

历史主义的最严重问题，也许就是否定了“原理”的存在。因为历史主义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不同阶段，不同领域，认为在每一个阶段或每一个领域，都有适合它自己的做法。如认为政治有适合政治的做法，经济有适合经济的做法。政治可以和经济分离，政治可以这样搞，而经济可以那样搞，这就否定了社会的一般性原理。其实应该超越“政治”与“经济”这样的大词，回到个体的有目的的行为和原理来认识社会。历史主义的这种思维，就是“经济学的贫困”的体现，经济学的反义词是“历史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