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军阀与记者的合作、冲突与关系调适

作者 | 路鹏程

为制造舆论建构统治合法性，军阀与记者之间建立起一种高度的共生互换关系，但是军阀与记者的职业利益诉求不同又难免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启蒙和救亡运动的高涨而日益严峻。但是小记者与大军阀两个力量悬殊的群体在博弈之中，军阀会克制，记者会妥协，制约双方进行相互调适的是他们深嵌其中的盘根错节的恩主忠仆体系。这种体系既给予新闻记者畸形的新闻自由，又严重地侵蚀腐化了记者的专业自主与职业道德。

新闻与政治 共生互换关系 冲突互适模式

1920年代，《大公报》总编张季鸾曾深有感慨地说过，近代中国“权力中心，皆集中于军，今人民已不知有党权、政权，而唯见军权。社会所注意，报纸所纪载，世界所研究，政府所筹划者，皆为关于若干军人之事。”北洋时期，乱世扰攘，武人当权，政治之安危，社会之治乱，人民生活之凶吉祸福，皆随军阀之政治主张、军事行动，甚至个人欲念而变幻无常，因此军阀成为时代最关注的人物，军阀主义成为媒体最关心的问题。民国初期，黄远生、邵飘萍等许多以采写著称的记者都是因长于报道军阀要闻而名著一时，而邵飘萍案、林白水案等轰动一时的悲惨报案又都是军阀所一手造成，中国近代新闻与政治的关系异常密切，其中军阀与记者错综复杂的竞合博弈即其典型之一。

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之间的关系，“长久以来一直被刻画成一种斗争”，而这种理论取向应用到北洋时期记者与军阀的研究中，则进一步窄化与固化为军阀对记者迫害和摧残，以及记者对军阀的反抗和斗争。其实，军阀与记者的互动既有矛盾性又有互依性，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并且浸润在当时“关系本位”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使得他们之间的交际往来变得更为错综复杂。本文试图借鉴消息来源社会学和本土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较为深入地揭示出军阀与记者之间宰制与怀柔、依附与抗争、冲突与共生、博弈与调适等盘根错节的交往结构与纷繁细腻的互动关系。另则，以往军阀与记者研究多是个案研究，虽然其能详尽地刻画出少数极端案例丰富而曲折的历史细节，但却无法充分地揭示出军阀和记者竞合博弈的整体样貌和结构特征。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采取案例史和结构史相结合的方法，既对少数史料丰富的大军阀与名记者的交往案例做详尽描述，也对大多所存史料有限的次级军阀与普通记者的互动状况做一般概述，期望既能细窥一木又能鸟瞰一林。

须指出的是，尽管不少军阀都是从士兵到将军，其军衔职务是升迁嬗变的，但本文引用案例中所涉及的军阀均为师级及以上的军人。其次，本文所讨论的记者主要是独立的商业媒体中以采写和评论政治新闻为主的记者。再次，本文研究的时限为1916年至1928年。尽管“军阀主义在后来的长时间内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特征”，但与北洋军阀相比，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军阀权力关系结构和政治行动准则，特别是其新闻管控制度和策略已发生很大变化，从而使军阀与记者的交往呈现出新的变化和特征，这有待另文专论。

一方面，记者殚精竭力，千方百计寻找结交和采访军阀的渠道和机缘，另一方面，许多军阀也积极主动地试图接近记者，因为他们深刻意识到记者与媒体在其军事斗争与政治统治中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首先，军阀热衷利用记者和报纸来建构和塑造其政治形象。一些行伍出身浸润在乡野文化和市井文学中成长起来的旧式军阀，原本就十分崇拜并且极为喜好效仿中国传统曲艺文学中所刻画的那些英雄人物的豪情壮举。如吴佩孚自况关羽、张宗昌自比张飞，张敬汤不仅自称孔明复生，而且常着一袭八卦衣，摇一柄鹅毛扇，环顾左右，洋洋得意道：“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他们认为藉此也可以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因为在中国民间信仰之中，帝王将相，天赋异禀，不同凡俗。另一些现代高等军事院校培养出来，甚至海外留学归来的新式军阀，眼光敏锐，视野开阔，充分认识到媒介形象和舆论向背对其扩张军权、攫取政权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所以，无论新旧军阀都热衷借助大众传媒来塑造和宣扬其英雄形象和人格魅力，而记者们也乐意报道军阀们的传奇故事去吸引读者眼球。特别是在20世纪初叶，社会失去重心，时代充满迷惘，人们渴求权威而不得之时，报纸上关于军阀们连篇累牍，甚至有时天花乱坠的报道，确实能够激起民众浓厚的阅读兴趣和普遍的崇拜之情。

一位无锡小学教师读了上海报纸关于吴佩孚的报道，兴高采烈地向他的堂弟讲述：“中国出了个了不起的英雄，真是神机妙算，用兵如神。”这也勾起了他的堂弟，时为小学生的著名记者徐铸成“千方百计想寻觅报纸看看”，并且从此阅读兴趣由关云长等古代传奇英雄转到吴佩孚等现代军政闻人。其实，这不仅是徐氏叔侄的个人偏好，也是广大读者的普遍兴趣。在1923年《密勒氏评论报》举办的“中国今日十二个大人物”大规模读者调查之中，跻身前12名的有冯玉祥（第三）、吴佩孚（第五）、阎锡山（第九）、黎元洪（第十一）等五位军阀，此外还有39位军阀入选。

冯玉祥、吴佩孚均是北洋军阀中的后起之秀，原本偏稗将校，但迅即闻名全国，除了整军经武，能征善战之外，他们极擅长利用舆论热点，借助新闻媒体造势，将自己塑造成万众瞩目的新闻人物。甚至吴佩孚在1924年成为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首位中国人，一时被中外舆论誉为：“非吴不能救中国。”而冯玉祥1925年服膺新三民主义之后，采纳国民党新的宣传思想和策略，信奉“宣传奋斗的效力大，军事奋斗的效力小”，进一步将新闻宣传提升为军政工作的重中之重。他在军中建立宣传队招聘专门人才从事宣传工作，并且常常亲自指导宣传人员的实际工作。在进军中原之时，冯玉祥对制定宣传原则、选择宣传材料、开展宣传活动、改进宣传策略等等宣传工作，无不事必躬亲，高度重视。

其次，军阀非常重视动员记者和媒体来发动和实施舆论战，传递自己主张，攻击对方形象。战争是军阀显示实力、维系地位，以及争夺权势的关键所在，而北洋军阀通常在真正开战之前，铺天盖地发表新闻通电对敌手进行道德谴责、政治抨击和武力恫吓。如直皖战争实际不过数日，但是双方唇枪舌剑之舆论战却长达数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不过月余，而电报战则延续一年有余。当时“文斗”常常比“武斗”更加激烈，持续时间更长。双方电报战的内容虽半真半假，但是其汪洋恣肆、横扫三军的文风有时确实影响着舆论动向和民意向背。这些报纸通电大多是军阀重金雇佣的幕僚、顾问所写，其中不少幕僚是记者出身，如李纯、吴佩孚所聘之白坚武，卢永祥所聘之李继桢，韩复榘所聘之李起元，冯玉祥聘请的高等顾问邵飘萍等。在战争进行之中，军阀重视利用新闻开展舆论攻势，鼓舞士气，打击敌人。如1926年湖南叶唐战事爆发，唐生智召见《新闻报》驻湖南记者陶菊隐。他对陶菊隐所写的《唐生智与吴佩孚代表谭道南之谈话》一稿非常满意，认为写得生动、真实，大长了湖南人的志气，大灭了吴佩孚的威风，进而要求陶菊隐对“叛将”叶开鑫、蒋锄欧之流，应当破除情面，口诛笔伐。正如来新夏等研究者指出，在直皖、直奉战争中，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能够获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利用舆论攻势在为其争取民心的同时瓦解敌军的军心与士气。正是因为新闻宣传在战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当一方军阀战胜另一方军阀，攻城略地之后，立刻会查封后者所资助津贴的报馆，逮捕为后者摇旗呐喊的记者。如直皖战争后，直系查封了皖系喉舌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强行接收了拥直反奉的《益世报》，逮捕其总经理刘浚卿。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再次，记者是军阀了解时局动态的重要消息来源。1917年7月，邵飘萍去天津采访正在督师戡定张勋复辟的段祺瑞时，一见面，立刻“告以北京近状及途中一一所遇”的战斗状况。军阀也留意结交记者来获悉政局风云和社会动态。1923年，时任十一师师长的冯玉祥驻军北京时，常与邵飘萍讨论政局，有时并在日记中颇为详尽地记下邵氏的观点和意见。1917年7月至1920年6月，担任江苏都督李纯督署交际股主任的白坚武在日记中留下极为详尽的记录，充分地展示出军阀幕府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利用媒体获取信息和进行决策的具体情况。白坚武无论在督署办公还是出差公干都注意阅报，其日记中记有确切名称的中外报纸，如《申报》、《字林西报》、《朝日新闻》等，有14种之多。除广泛阅读报刊，白坚武还时常记录下重要新闻以资决策，甚至有时还以新闻报道来核实其他情报。其次，白坚武高度重视与记者交往，如他与先后创办主持《民视报》、新闻交通社等多家新闻媒体的北京知名报人林质生交往极为密切，除通信频繁之外，每至北京必招林氏与谈。白坚武日记中留下交往记录的报人，还有邵飘萍、《河北日报》苏少衡、《北京导报》刁敏谦，以及外国驻华记者《远东时报》端纳（W.P. Donald）、中华通讯社总理索克思（G.E. Sokolsky）。此外，白坚武还经常函请在京、津、沪等中国报业中心的友朋帮他探访新闻、津贴报纸、投递稿件，打理媒体公关事宜。

更重要的是，记者还是军阀获悉军事机密的重要来源。尽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军事常识，但因形格势制，军阀们多未能建立起完善高效的谍报机构和情报网络。如李宗仁说起桂系南征北战崛起之时：“我们今日回想当年作战情形，真如儿戏。敌我两军都无谍报人员，敌人行动全凭判断或道路传闻。”冯玉祥也常常焦虑军中“谍报无人负责”的问题。而新闻记者却消息灵通，他们密切关注机密会议、军队调动，以及其他种种形势紧张的蛛丝马迹。北洋时期的大多数战争都提前几天就被报纸有所预测，广为报道。甚至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如此重大的机密行动，报纸竟然也事先得到风闻，传得沸沸扬扬。另则，由于记者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常能获悉许多重大内幕消息，因此，军阀常交结甚至笼络记者来获悉那些事关重大，但秘不见报的内幕隐情。记者不仅清醒地觉察军阀的意图，而且乐于通过交换秘密以获取和挖掘更多的新闻。这甚至被视为重要的采访策略而写入民国新闻教科书，记者“应将不会发表或不能发表于报端的消息给他谈谈。若能将他有关的新闻说给他听，他更欢迎。他听了你的新闻以后，自然地就会说出他所知道的新闻，或者他愿发表的意见”。还有少数记者卷入军阀斗争之中，秘密参与戎幕。在郭松龄倒戈张作霖之时，邵飘萍就曾派其夫人暗地往返津京关外之间，打探消息，密送情报。

军阀分为许多派系多是出于对其地缘关系的描述性概括，他们在军事、政治、社会，包括在新闻的管控和治理上，不存在派系性结构差异，但因其教育背景、社会经历、政治诉求、权势力量以及思想开明程度各个不同，所以他们与记者的交往方式差异很大，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区分，即与记者交往意愿的高低，以及在交往中对记者控制程度的宽严。这两个维度相互交织可以构成四个象限。具体而言：

第一类，军阀不愿与记者交往，并且对新闻控制严格。这普遍存在于从晚清将领变身为民国军人的第一代军阀身上，他们遗留着浓厚的前清官场旧习，视记者为无赖文人之末路，常拒之千里之外。湘系军阀谭延闿系前清翰林，自视甚高，视记者为“文氓”，每遇记者求见，都不愿接见，只令马弁传语。直系军阀张敬尧督湘时，“视报纸如刍狗，新闻记者如草芥。停版、封闭、拘辱、惩处、杀戮，一任其意，不必援引条例。”奉系军阀，除少数新生的少壮派外，大多久居关外，思想保守，过惯官尊民卑的封建生活，对记者“常有气焰逼人，叫人不愿亲近的毛病”。

第二类，军阀与记者有限交往，但对其严密控制。其中最典型是晋系军阀阎锡山。阎氏的舆论观主张“无理性的报纸，无是非的民众，只能改之于前，不能辩之于后”，因此他注重对报纸进行事先审查。徐铸成对此有切身体验和切肤之痛。他在采访阎锡山之后，其稿件立刻被阎的机要秘书取走。翌日，徐铸成那篇经绥署审核发布给各家报纸的采访稿被删减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几根骨头，有内容的‘肉’全给削去了。”甚至，有时阎锡山亲自指示记者如何撰写新闻。如他看了赵效沂对他的采访稿后，不甚满意，要求赵氏：“不要这样写，只要将问答写成……条（一）（二）（三）（四）……更清楚些。”上述两个案例都发生在1930年代，南北军阀鼎革以后，在国民党宣传政策和策略的影响之下，阎锡山对待媒体记者的态度已经发生不少转变，可以推断阎锡山在北洋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当时山西地方报纸的记者称从未采访到过阎锡山。比起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拥有一套舆论管控思想的阎锡山，草莽出身的奉系军阀张宗昌与记者交往，对记者控制的手段就显得更加简单粗暴。张宗昌除了好大喜功热衷在报纸上宣传其赫赫战绩之外，他在“督鲁时，各报馆不仅不能说一句公道话，而凡不颂扬他的即被查封，或禁刊载，又言论不合他胃口的，亦有性命之忧”。

第三类，军阀愿与记者交往，但对新闻控制严格，甚至建立起新闻发布制度，统一管理记者事务。1925年，吴佩孚在汉口福昌旅馆设立新闻处，由汪崇屏、费觉天等主持其事，传达吴氏政见、发布军事消息，供给各家媒体。军阀建立组织化、制度化的新闻发布机构，集中传达军政信息，既降低了记者接近军阀获取信息的门槛和困难，又节省了记者采集新闻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源源不断地提供给记者稳定、充沛、至少在形式上具有官方权威性的新闻信息，所以，此举颇获记者好感。

第四类，军阀礼贤下士，乐与记者交往，通常情况下对新闻管控亦较为开明。当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后向李纯函请提供新闻，李纯立刻嘱咐其幕僚“复函允为该通讯社提供材料”。张学良对记者亦热情相待，甚至主动邀请知名媒体记者赴东北参观采访，以宣传其政绩军功。来访记者在哈尔滨受到隆重款待，住豪华宾馆，享盛大宴席，在高级官员的陪同下乘坐专车前往各地参观采访，如李烈钧。顾执中说，李烈钧“看见新闻记者不但随便乱讲，连皮包里的秘密文件也拿出来给我看”。

从职业分工和工作特性的角度来看，记者与军阀交往的方式有两种，按照邵飘萍的说法，一种为“常务外交记者”，他们长期负责报道某个军阀统治区域的军政要闻。另一种为“特务外交记者”，临时被派往军阀辖区或条线去采访突发性新闻。这两种分法颇似美国社会学家甘斯所谓的“专线记者和综合记者”，甘斯进一步指出，专线记者和综合记者因其不同的工作方式，“发展出与消息来源之间的不同关系，进而从中挖掘出截然不同的信息。”专线记者因长期栖居于所负责的专线之内，与消息来源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因而“陷入与消息来源之间各自负有责任义务的共生关系之中”。消息来源飨之新闻记者各种内幕新闻、独家新闻以及其他种种便利和资源，后者报之前者为其利益摇旗呐喊，对其政敌口诛笔伐。而综合记者与特定消息来源接触机会少、时间短、频率低，许多时候都只是在采访现场匆匆一晤的一面之缘，他们没有时间精力与消息来源建立起紧密而友善的关系，因此“不会陷入到共生关系之中”。如果将甘斯这个论断应用到记者与军阀交往关系上，则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特征。

对不愿与记者交往并对新闻控制严格的军阀来说，无论是专线记者还是综合记者都很难与这些军阀建立起有效的合作关系。面对这类军阀，记者倾向于站在中立立场客观报道，甚至只要时机成熟记者就转向其对立面，与各种政治、社会力量一起加入到推翻军阀统治的活动之中。如在湖南爆发的驱逐张敬尧，即“驱张运动”之中，记者和报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愿与记者交往，但对新闻控制严格的军阀来说，这不仅巩固了军阀成为常规性消息来源的地位，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其对记者和媒体的操控。因为，军阀给报纸供稿，有时纯系宣传，难免虚张故事。恰如主持吴佩孚新闻宣传工作的汪崇屏回忆说，他当时负责供给《申报》的新闻，“为了军事行动，造了很多谣言，报了很多假消息。”所以，无论专线记者还是综合记者，如果他只是例行公事，抄下军阀们提供的信息交给报纸了事，不去深入调查，多方查证，去伪存真，那么就很容易变成了军阀的传声筒和宣传员。

在军阀与记者交往模式中最复杂的是，那些愿意与记者交往并对新闻管控较为开明的军阀与专线记者的关系。这些军阀在乐意接受采访、殷勤提供新闻之外，通常还会给予记者公务私谊极为广泛的资源和助益。慷慨施援，解救被其他军阀迫害的记者和报纸。吴佩孚在直奉战争击败段祺瑞入主北京之后，徇邵飘萍、秦墨哂、张继斋之请，释放被段祺瑞政府关押的记者和封禁的报馆，取消对上海报纸的邮禁。其次，为关系密切的记者举荐工作。胡政之得以进入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担任主笔兼经理，即得力于皖系军阀徐树铮的推荐。后来，胡政之在《新社会报》做得意兴阑珊之时，又是徐树铮全力保荐胡去主持卢永祥出钱创办的国闻通信社。再次，为记者的报刊著作题词作序，致辞祝贺，揄扬宣广。冯玉祥给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题词“立德立功立言”。甚至，还有军阀为记者的婚丧嫁娶登门吊贺，热情捧场。北京记者金达志的叔祖母去世，“设奠的那一天，门外车水马龙，军政要员多亲临致祭，备极哀荣。”

在他们的交往过从之中，有的军阀因赞许记者妙手著文章的才识和铁肩担道义的勇气而对其生发敬意。冯玉祥赞扬邵飘萍、林白水等揭露曹锟贿选总统：“一般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便把此事底细全盘揭露，甚至买票的收条也照相刊出”。尽管冯玉祥对此记忆有误，张冠李戴，但对记者们不畏权贵，勇于斗争的精神和勇气则是赞赏有加。而一些军阀也特具人格魅力，如段祺瑞清正廉洁、吴佩孚勇毅善战、冯玉祥艰苦朴素，即使粗鄙残暴如张宗昌者亦待人爽直，一掷千金，不失豪杰气概，遂吸引不少记者衷心诚意为之悦服。胡政之钦佩段祺瑞：“吾治新闻事业往来南北垂十数年，所见伟人名士，不可数计，求一见即能予吾以人格之感化者，先生与段合肥（孙中山与段祺瑞——引者注）两人而已”。报道吴佩孚最多，“所写与吴有关的各种通讯稿前后无虑数十万字，有一时期几至一手包办”的陶菊隐对早期的吴氏钦佩有加。如他回忆说：“直皖之役，我站在火线外数千里的长沙暗中为吴使着劲，闻吴师胜利则喜，像我自己参加了那次战事一样”。《申报》记者章旦华崇敬冯玉祥，认为像冯氏这样“能严格律己热心救国”的人“实不多见”，主动请求冯玉祥“每星期准予谈话一次，以便代为宣传”。

概言之，这类军阀与记者之间既存在着某种出于利益交换所形成的职业性的“工具性关系”，也存在着由意气相投而生发出真情实意的“情感性关系”，此外还存在着某种基于中国亲缘性社会结构所形成的亲缘、地缘等“既定性关系”。除了在理性计算、情感联系和道德义务三重力量的聚合之下，军阀又常赏赐记者法外之恩、份外之财、方外之情以资笼络利用，从而使军阀与记者之间形成一种交往密切、交情深厚、结交牢固的高度共生关系。

自袁世凯时代起，北洋军阀已初现据地自雄之势，即使袁氏亦需用好言好语和高官厚禄来羁縻他们，而后继之中央政府更须极力拉拢，不取得他们的拥戴，便不能安于其位。因此这些军阀均异常骄横跋扈，“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即使一些接受过现代军事教育的军阀虽然思想相对开明、作风比较谨饬，但他们奉行军事至上观念，亦不容记者置喙政治军事问题。军阀治下，对内横征暴敛，对外穷兵黩武，导致经济崩溃，社会动荡，匪盗横行，饥荒肆虐，民困已极，民怨鼎沸，“举凡军阀之所为，无一不与吾民意旨相违”。而作为民意代表，肩负为民请命职责的新闻记者与这些既为非作歹，逞凶肆虐，又过度自尊，极好面子的骄兵悍将必然发生冲突。京津沪汉等中国新闻舆论中心的大报小报对军阀或轻或重、或明或暗的批评几乎无日无之，甚至记者有时会成为对军阀最反感，对抗最激烈的社会群体之一。

在军阀辖区内的一般报纸和普通记者胆敢触犯军阀，情形轻者：一则训戒恫吓。张宗昌在山东召集记者训话：“今天我请你们大家来，没有别的话说，你们的报上登载的消息，只许说我好，不许说我坏，如果哪个说我坏，我就以军法从事。”奉系军阀褚玉璞，性情刚愎嗜杀，认为京津通讯社关于北伐的报道对其不利，声言要封闭京津通讯社，吓得社长陆少游立刻将涉事记者开革。二则驱逐出境。如四川军阀刘湘将《团悟日报》记者王红鹃、邓铁羽，《平民晚报》记者范爱壎驱离辖区。而情形重者，立刻封闭报馆，抓捕记者。据统计从1918年至1919年底，全国被查封的报刊达100多家。即使报馆开在租界，军阀不能肆意公开封馆捕人，他们或者会与租界当局交涉，要求查封报馆和引渡报人，甚或他们还会派便衣潜入租界秘密抓人。1919年，长沙《华瀛觉报》经理谭笃恭，依仗报纸开在日本租界并拥有日方背景，撰文批评张敬尧，随即被张氏诬控罪名，非法处死。而上海租界报纸先是受皖系卢永祥的胁迫，后则受直系孙传芳的宰制。曾任国闻通讯社记者的张静庐发表反对浙江废督裁军和自制省宪的文章后，卢永祥立刻派人去上海租界抓捕张静庐。1926年底，谢福生在其经营的英文报纸《中国公论报》上讽刺孙传芳，立刻被孙传芳的便衣队从租界抓到龙华护军使署，准备枪决。民国时期报案迭起，绝大多数都是军阀在其辖区内封禁报馆，逮捕记者。地方性报纸遭受军阀摧残之祸最深最烈，军阀对其恣意妄为，肆无忌惮。

无论是具有全国影响，甚至问鼎国家元首的大军阀还是雄霸一方的地方性小军阀均辖地有限，对于其权力实际控制范围之外的记者和报纸，以及在全国舆论界举足轻重的记者和报纸，他们或因鞭长莫及，或因投鼠忌器，不便肆意封馆捕人“军法从事”之时，便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新闻管控方法和手段来惩处相关记者，以维护或扩张其利益，或仅为逞一时之快。

首先，军阀会让幕僚与报纸协商更改令其不满的新闻。李纯极好面子，而沪上新闻界对其时有批评之声，但李纯对既在辖区之外又藏身租界的上海报纸无可奈何，有时只好命人撰写新闻更正与报馆交涉。

其次，军阀透漏内幕新闻给记者，但坚嘱交谈内容保密，禁止记者发表。恰如与湘系军阀交情深厚的知名记者陶菊隐所说：“当他们的话匣子打开后，你切不可以把他们所讲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当保密的还是代保密的好，否则下次就不能再聆听他们的高论了”。藉此，军阀既拉近与记者关系以便日后为其所用，又收发自如控制住新闻发表的机会和节奏。

再次，军阀严格控制新闻传布渠道和言论口径。1924年7月，有报纸报道粤军出征的消息，粵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辗转探得是总司令部秘书周道万透露给中央通讯社所发出的，立即予以记过一次的惩戒。冯玉祥虽然乐于与记者交往，但其严禁下属各级军官擅自对媒体发布消息，他三令五申强调：“事有专责，不得滥发主张。”

因为悠悠众口，防不胜防，新闻来源有时极难控制，所以军阀普遍采用检查新闻电报，即控制记者与媒体之间新闻传输途径来扼杀其认为不利于己的新闻。各地军阀或严令邮政局审查新闻电报，或安置新闻检查人员职司此事。特别是战时新闻审查极为细密，而当时战争又极其频繁，遂使记者备感痛苦。恰如《新闻报》驻京记者张继斋所悲叹：“余之尤感困苦者，则为电信扣发一事。”愈擅长宣传的军阀愈重视删扣新闻电报。冯玉祥多次在官佐会议上专门强调抓紧“检查电报”工作。当其他派系军阀控制北京交通部时，“有关涉彼等之事，虽或偶有扣留，尚不至一律扣发”，而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把持交通部时，“一有关涉，无论何事，均扣不发。”吴佩孚不仅检查邮电，而且还擅改新闻内容，由消极的新闻审查神出鬼没地转变为积极的宣传之术。如1926年4月5日，武汉驻京记者发来电讯，原文是：“京战事无大进展，京秩序安。”面对此情此景，《新闻报》总编辑李浩然悲叹，“国事变动之时，军阀盘踞之地，派员检查，任意删节，为害尤甚。”

在新闻的社会传布渠道上，有时军阀施之禁止销售、禁止邮递、禁止阅读。如1924年，奉系军阀通令东三省查禁《益世报》：“天津北京益世报宗旨乖谬，别抱阴谋，对于东省政局污蔑诋毁意图挑拨。若不严禁售阅，何以息谣诼，而保治安。应请通令军政商学各界及各道县不得购阅，并饬地方军警严禁输送销售，以资杜绝，而定人心。”张宗昌督鲁时，因上海各报报道其通吴联李，以子为质等事，赫然震怒，在山东境内禁销《申报》、《新闻报》等上海报纸。有时次级军阀无法在一省一市范围内禁止公众售阅，就在一军一师范围内禁止阅读。1924年，《益世报》报道冯玉祥的十一师在丰台拳打脚踢强迫火车司机运送军用物资。冯玉祥阅后十分恼怒，命令其部队“再不准看天津《益世报》”。禁售禁邮禁读对商业报馆极富威慑力和杀伤力，恰如饱尝过个中滋味的《益世报》总编辑刘豁轩所说，这个“方法比‘杀头’还厉害。报纸不能出租界，如何可以支持？停三五个月的邮递，什么基础稳固的报也支持不住”。所以，军阀采取禁售禁邮禁读主要是试图迫使报馆老板厉行内部新闻审查严加管束记者。军阀新闻检查通常只是结果审查和事后追惩，而媒体组织新闻审查则无时无刻不贯穿渗透在新闻日常生产的整个结构和全部过程之中，因此媒体组织新闻审查对报馆记者的约束力远比政府新闻审查绵密严厉，也更富成效。

民国时期，记者群体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有‘老枪’，有‘敲竹杠’的流氓，有公然索诈津贴的，有专门叨扰商家酒食的，有奔走权门以图一官半职的”等等，导致报界乱象纷呈，有的报纸“唯钱是问，不管论调一致不一致。甚至同时可以收受几个派别不同，或者冤家对头的津贴，并且都能够在报上替各人说好话”。无良的记者与失范的报纸加剧了报业与军阀的冲突。张发奎常常拒见新闻记者，是“因为我曾接见的新闻记者，歪曲我所讲的话，使我感到恼火，所以立誓不愿再见新闻记者”。冯玉祥则抱怨：“余因无钱收买新闻记者，故伊等常捏谣言，混淆听闻，殊堪痛心。”以致于他愤愤不平地斥责，“现在报馆，皆以捣乱为宗旨”。

由于缺乏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稳固的制度约束，北洋军阀通常以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私谊网络将其派系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通过恩威并施给予其派系成员各种权势和利益，将整个派系动员起来忠诚地追随军阀首领共同去追逐、攫取和瓜分更大的地位和权力，从而形成了一种恩主忠仆管理体系。兼之当时中央解纽、法纪废弛、社会动荡，客观上促成权倾四野的军阀将其恩主忠仆管理体系蔓延辐射到广阔的社会领域。一旦军阀一朝得势，其部属幕僚、亲戚朋友等派系成员立刻会侵蚀、占据其治下的各级要害机关和各种重要资源，行使着极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力和职能。这导致无论记者与军阀是合作还是冲突，既不是单纯的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也不能在制度和法律范围内规范化地实施和解决，而是在恩主忠仆体系中生发展开。这种恩主忠仆体系使军阀和记者之间的冲突及其调适变得极为微妙而复杂。

一旦不幸开罪军阀，记者尽管会千方百计动用法律、舆论、公会等一切制度化力量来与军阀周旋，但在其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却是恩主忠仆关系网络。记者所托庇的恩主忠仆关系网络的层次和规模，以及其在网络中位置和能量决定了对军阀的抗压能力和突破空间。有的记者与军阀本人有直接交往或密切关系，而有的记者与军阀暌隔九重、素无交情，但只要记者或其私谊网络中的关键人物，能够与军阀私谊网络中某个重要人物有深情厚谊，就能借此攀缘入军阀的恩主忠仆关系网络，从而取得军阀本人的赦免和庇护，所以，记者与军阀之间是一个多级结构的交往网络，并且在其中形成一种交错互动的关系格局。如前述张静庐案，经杭辛斋全力转圜，张静庐才算脱险；谢福生案，端赖史量才出面担保，谢福生方得幸免于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军阀赦免记者不是看重记者的交情，而是看在其圈子里部属幕僚、亲戚朋友的情分或面子之上。这就是为何在小记者与大军阀两个力量悬殊的群体博弈中，军阀会克制，记者会妥协，制约他们克制和妥协的是他们深嵌其中的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是恩主忠仆体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要求。有个案例尽管发生在1930年代，但其以丰富的细节充分地展示出这种结构和互动。《大公报》曝光湖北吏治废弛，官员颟顸，不恤民生。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读后极为恼怒，当探知是《大公报》驻汉记者陶菊隐所写：“要杀一儆百，不能听之任之。”陶菊隐的好友晏勋甫惊悉此事之后，急忙托付和何成浚交情颇深的程汝怀前去说情。程替陶好言相劝，何冰释前嫌。陶菊隐关系网络中的晏勋甫，与何成浚关系网络中程汝怀成为将记者和军阀网络勾连起来的关键节点。何成浚最后看在程汝怀的面子上谅解了陶菊隐。军阀施恩请托之人开释记者，藉此认为亦有恩于记者，从而将记者纳入恩主忠仆体系，昭示记者既待之以恩遇，要报之以忠诚。所以，何成浚最后爽朗地对陶说：“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以后可以常常见面，有话当面讲，不要在报上舞文弄墨，就不至于再有误会发生了”。

对记者来说，军阀恩主忠仆关系网络的复杂性和凶险性还在于，记者没有冒犯军阀而是得罪了军阀恩主忠仆关系中的某个关键人物，也会惹火上身，甚至遭致杀身之祸。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不是因为林白水抨击张宗昌，而是因为林白水讥讽了潘复。潘、张两人原系赌场赌友，由于潘的引介，张宗昌受到张作霖的提拔而显赫一时。张为酬报旧恩，纳潘入幕，恩宠有加。潘复哭求张宗昌必欲处决林白水，张宗昌遂命令北京宪兵司令王琦立即逮捕并枪决林白水。潘复深知林白水人脉广，为防林氏被人营救，密托王琦一经逮捕，立即枪决。林白水被宪兵带走后，林家立刻向其私谊网络中与张宗昌有交情的戚友求救。杨度和《黄报》薛大可得讯后，急去见张宗昌替林白水说情。杨度曾任张宗昌的秘书长，深为张所赏识。薛大可和张宗昌亦是赌场相识，因两人都嗜赌如命，而引为相知。薛大可长跪不起，张宗昌方答应赦免林白水。但是当张宗昌电话通知宪兵司令部时，林白水已被枪决。

恩主忠仆关系网络具有内在的权变性和脆弱性，因为军阀斗争，或利害巨大，或生死攸关，即使亲如姻亲戚友、情同袍泽兄弟，关键利害一有冲突，或是恩断义绝，顿成陌路，甚或反目成仇，兵戈相向，记者与军阀的关系情感就更脆弱不堪。所以，记者如果触犯了军阀的根本利益或容忍底线，即使其有强固的关系网络也无济于事。恰如包天笑评价张学良处决与其素有私交的邵飘萍时所说：张学良“为了疑心他夺权而杀了他的父执杨宇霆，又何惜乎这一个新闻记者呢？”军阀通常无视法律，惯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纠纷争端，兼之长期刀光剑影、出生入死的戎马生涯使其常处于高度警惧之中，对外部反应既极端敏感又异常冷酷，常因琐碎细故，或一时激愤而置人于死地，所以其对记者的惩处难免有时肆意而残忍。邵飘萍案发时，北京报界同人十三人向张学良恳求开释邵氏达三小时之久，秉性高亢的张学良，时年二十五岁，年轻气盛，最后颇为不耐烦地说：“余对生死二字看得极透彻，其实何足关心。邵某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张氏的答语，深刻地显示出军阀对己轻生赴死，对人草菅人命，冷漠而残酷的品性。

托庇于军阀恩主忠仆体系给记者在外部社会中创造了广泛的新闻自由，但依附于这一体系又剥夺了记者批评军阀恩主的基本言论自由，在此二律背反之中造成了北洋时期新闻畸形的繁荣。军阀权力高度私人化，他们认为记者只要在“私”的关系上不反对其个人，因“公”的关系反对国策是可以的。即邵飘萍所谓：“我国政府及有权力者之对待新闻纸，只问私而不问公；只干涉与彼有关之事，而不干涉与国有关之事。”所以在恩主忠仆关系之中，只要记者不触及其私人利益，军阀则对新闻与言论不闻不问，甚至记者报道军事机密、外交内幕，批评军阀制度，只要不指名道姓，事不关己，一概听之任之。此外，有的军阀还别有用心地利用或附和新闻记者共同声讨官僚政客。如徐树铮以《公言报》为喉舌，“每日以骂孙伯兰（时任内务总长）为日课，嬉笑怒骂，无微不至。”这势必削弱和破坏了北京政府时期政治官僚体制的权威性，遂使新闻记者可以傲视法律，俾睨政客，自由大胆地抨击国事，挞伐政治。如林白水揭露财政总长陈锦涛贿选，交通总长许世英贪污，结果陈锒铛入狱，许畏罪辞职。但是在“私”的关系上不能反对军阀个人，一旦记者触犯了军阀的个人利益，军阀必施以报复，甚至不惜痛下杀手。所以，同样是林白水，当他批评吴佩孚时立被封报闭馆，讥讽曹锟时就身陷囹圄，得罪张宗昌则惨遭杀害。另则，军阀权力碎片化，各军阀宰制范围有限，所以，一地记者可以批评另地军阀，对方亦鞭长莫及，无计可施。兼之，军阀间势力均衡，冲突频繁，军阀不仅纵容，而且指使本地记者去揭露、批评，甚至攻讦对立的军阀，所以异地舆论批评异常活跃。又则，即使军阀内部又分成若干支系，各成派别，争权夺利，互有矛盾，常利用媒体相互攻讦，所以即使在军阀辖内各个派系，相互揭露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的新闻亦不时见诸报端。记者附翼在军阀恩主忠仆网络之中，对军阀私人结舌禁言，除此之外都可畅所欲言，兼之北洋时期，各地军阀都声称效忠宪政，即时为争权夺利而展开激烈斗争之时，也宣称是在保护和恢复宪法政府的幌子下进行，言论自由表面上具有高度的合法性。正是上述原因造成了北洋政府时期的报业“有时过于自由，有时又太不自由”的新闻生态。其实记者的自由不自由，只是军阀恩主忠仆体系在新闻业中庇护攻击递相嬗变而已。

无论如何，军阀恩主忠仆体系严重威胁新闻职业理念和实践的发展。一则，正如李剑农对袁世凯的评价：“他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烘炉中。”军阀们大多继承了袁氏的衣钵来对付记者，“这种赤裸裸交易所激起的贪欲心膨胀和道德水准下降”，严重地侵蚀腐化了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新闻操守。一些腐化记者甘受军阀操纵，供其滥肆机诈诡谲愚弄民意之术，不仅使新闻公信扫地，而且恶化政治纷争，使政局世事愈加紊乱不堪。另则，军阀要求记者死心塌地对其效忠和大肆播扬其私人利益。尽管各路军阀驾驭记者，为其所用，各具不同，但追溯本质，恰如权倾一时的徐树铮在《平报》周年纪念感言中一语道破天机：“军人者杀人之人耳。……欲杀人而不失人心之平，非扶持正论之记者倾注余辈军人杀人之目，参仿余辈杀人之腕，以著笔著述鼓吹杀人事业不可。”这与新闻事业服务公众利益的最高鹄的、记者职业自主的根本要求、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核心准则背道而驰。特别是在“五四”之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思想解放，社会进步，民众觉醒，“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观点蔚为风潮，新闻职业化的理想和军阀主义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记者挣扎在私利和公益、依附和独立的强烈冲突与剧烈摩擦之中，难免开罪军阀，并且一旦触犯军阀的核心利益则必大难临头。所以，新闻事业在军阀主义之下左冲右突，虽时而左右逢源，但时时左支右绌，始终步履蹒跚，一路坎坷。面对军阀，胡政之哀叹出了当时新闻记者的共同困境：“我们始终是一个有理说不清的秀才。”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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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余俊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