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那场雪,不曾平凡……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间,天气终于有了点冬天该有的样子,傍晚就开始刮起的寒风似乎已经预示了这一夜的不平静。第二天一大早还在享受被窝儿温度的我们被母亲的催促声叫醒“:快点儿,外面下雪了哈”,我和姐姐瞬间兴奋起来,在被窝里调转方向,趴在窗户边,看着外面鹅毛般的大雪,应该是下了整整一夜,因为整个村子都变的刷白刷白,不留一点缝隙,只有我家门前的鸭舍因为鸭子的来回走动一直存不下雪,显得泥泞不堪;路上的雪已经可以摸过脚踝,踩上去永远都是“吱嘎,吱嘎”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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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这时,父亲永远是那个“不解风情”的人,在我们还没欣赏尽兴的时候将整个院子的雪扫的一干二净,没办法我们只能跑到马路上去堆雪人、滑雪板(其实就是在灶台旁拿一块儿还没被烧掉的木板)。

天渐渐变亮了,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大人们扫雪,小孩们就尽情的团雪球、打雪仗,整个罗家院就这样被喊声、笑声充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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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雪意味着温度又要往下降了,我家应该是整个村子里唯一一家冬天不会点煤炉的,为了省下那几百块钱的蜂窝煤,父母想尽各种办法在田里扛回一袋一袋的枯树木头,家里的灶火永远是点燃的,但温度也只能维持在一间屋子的火炕周围,离开几米的距离就会冻得手脚发麻,而这时我们就无比希望去爷爷家待着——老人体质弱,到了冬天爷爷还是会“奢侈”一把——在市场上淘回点儿便宜的蜂窝煤,一块钱一个,五十块钱的还是能支撑过去,毕竟只是在降温的时候才点上。

吃完午饭,我匆忙的把作业本合起来,裹在胸前,出门低头就往爷爷家跑去,虽说只是前后房的距离,但雪被寒风打在脸上还是生生的疼。爷爷奶奶习惯把桌子摆在炕上吃饭,刚好我就可以在上面写作业,脚缩进被子里,整个身子都快趴在了桌子上,写着写着就不自觉的睡着了;每当这个时候老姐总会不合时宜的出现,我就会以不好好学习的“罪名”被“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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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在破旧的红皮沙发上眯着眼休息着,沙发上的月季花早已被我给烫的左一个窟窿右一个窟窿;煤炉子要换煤了,这是我最爱干的事,可以光明正大的“玩火”,拿着火钳子去外面窗户沿儿上取一块煤下来,把煤炉里的三块煤都夹出来,丢掉最后一块已经烧尽的,然后再按燃烧程度把煤依次放进去,最上面的放好新煤,对整齐煤眼儿,成功。夹着换下来的煤块走到大雪地里,使劲儿按下去,听着呲呲啦啦的声音,小孩子的兴趣点就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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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着炉火再次旺盛的时候,切几片馒头干或者在地窖拿几个红薯上来,放在煤炉上,烤个几分钟,也不在乎沾着的煤灰,搁进嘴里嘎嘣脆,如果这样吃一下午,晚饭基本就拜拜了。

下雪天无法出门,母亲一个人在屋里忙碌着,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但从没停下来过,她似乎感受不到屋里的寒意,也永远“不喜欢”吃肉。小村落里唯一不好的一点是只要下雨下雪就永远会停电,一家人围在一支蜡烛前面迅速的解决完晚饭,不到八点钟我和姐姐们就要上炕睡觉了,听着雪落下的声音能够很快进入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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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父亲却依然在灶火前添着柴,水热了,母亲一勺一勺的舀到盆里,开始搓洗我们白天换下来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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