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车行

“呜——”，火车一声长鸣，象脱了缰的野马，驶出幽深幽深的山谷，奔向了一马平川的大平原。车轮和铁轨撞击出的“咔嗒”声像一首节奏欢快而充满朝气和活力的乐曲，在五月鲜花盛开，绿色葱茏的辽阔大地上尽情飞扬。在火车的最后七节车厢里，我和我的战友一行五人，身着迷彩服，肩上背着行囊，手里握着冲锋枪，押运着载满弹药的长列，心里高兴得像出了笼子的小鸟，心情和着火车的鸣叫声一起放飞。

作为押运兵，平时我们久居深山，过着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只有在外出执行任务的时候，才会感到自己还是文明社会的一员，才有看到外面世界的机会，也只有这个时候心情才会异常的兴奋与快乐。

然而，这难得的兴奋与快乐往往只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旅途疲劳和寂寞，很快就会将它消耗得滴水不剩。火车的运行很是无常，一路上走停不定。有时候它会在一个编组站上，一停就是一、两天，让你耐心又耐心地等待；有时候它又像在逗你玩儿一样，在一个站前立足未稳，却又立刻蛮牛似的“咕咚咚—咕咚咚”地向前爬开了。而我们除了在一个临时停车的地方，看准时机分批分期抓紧时间解决一下个人“方便”的问题外，其余时间只有寸步不离地守卫在车厢里。就这样，我们和这只“蛮牛”耗时间，拼精力，经常为此而感到力不从心。第七天的时候，刚出山时的那种快感已经荡然无存，难耐的枯燥和无聊扼杀着我们身上的一切欲望。当我一个人在七节闷罐车厢中的中间一节，一遍又遍地吹着口琴，消磨时光的时候，上等兵刘广生和列兵杨军在第一节车厢里，扒开彼此的脚趾，比看谁指肚上的“斗”多。而在最后一节车厢里，一级士官冯唐非要让列兵马晓伟数一数，十分钟的时间内有多少沿途的电线杆从他们的眼前经过。——而更要命的是从昨天下午开始，我们就已经断水了。

中午，闷罐车厢里的温度越来越高。火车停下来的时候，车厢里迅速升温，变得像一个大烤炉。我的嗓子干渴得像在往外冒火，嘴唇干裂得渗出了血，我向战友们喊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以这种方式保持着联络），列兵杨军的嗓子已经沙哑得都说不出话来了。水，救命的水，眼前水成了我们的第一需要。按照押运规定，我们的饮用水必须是经过烧开过的熟水。作为常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押运途中一旦喝了生水，拉起肚子来，对于一个押运员来说将意味着不但要承受更多的辛劳，而且还要忍受更大的痛苦。所以，在接受押运常识学习的时候，连长、指导员不止一次地强调宁可忍受干渴，也不能饮用不干净的生水。

在车站的一棵大树下，我召集战士们召开了阶段性总结会。这是自押运以来，我们五个人第一次有机会聚在一起。一级士官冯唐会上报告说，我们来时所带的两箱方便面、一箱面包、一箱火腿肠和三十袋榨菜已吃光了，就连水也所剩无几了，他建议到山下的小村庄里去补充。这个时候我才注意到在绿树掩映的山角下，有一个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其中一家房屋的墙壁隐约写着“扈马庄”的字样。

清点完武器，整理好装具，我们开始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下山。五月二十五日出来，历时九天之后，已经进入六月份了。苍蓝的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火辣辣的阳光直射到下来，地上升腾的热浪烘焙着地表植物，一些似雾非雾的灰气懒洋洋悬浮在低矮的空中。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两条腿象踩在棉花上机械地向前挪动。刚出发没多久，我发现走在我前面的列兵马晓伟，有点脚步不稳，步履蹒跚。我刚要去搀扶他，他却踉踉跄跄一头栽倒在了我的怀里。看着他苍白的脸色，抓着他湿冷的手臂，想到闷罐车厢里的高温，连日来的饥渴，我立即断定：他中暑了。我迅速把昏迷中的马晓伟背到就近的一棵大树下，平放在一块大石头上，解开了他的腰带，敞开了他的上衣。杨军立刻用紧有的几口水将毛巾沾湿，敷在了马晓伟的额头上。冯唐和刘广生两人轮流掐着马晓伟的人中、合谷、太阳、风池等穴位。过了一会儿，马晓伟苏醒了过来，他睁开了疲惫的双眼，脸上开始泛起了红润。这时，大家紧张的心情也才有了些松缓。大约休息了二十分钟之后，我们四个人轮流背着马晓伟走下山来，进了村里的一家私人诊所。

接诊的一是位五十多岁的乡村女医生，姓林。我们一进诊所，她立即象迎接自己久别归来的孩子一样迎了上来，并和我们一起将马晓伟搀扶到床上。我简洁向她说明了马晓伟的发病经过后，林医生立刻给他做了检查，并很麻利地打上滴点。后来，听说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她忙招呼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给我们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面条，里面还放了不少的荷包蛋。受到这样的礼遇，开始我们还为自己的贸然打扰有些不好意思，但经不住一家人的诚恳劝说，最后我们只好欣然接受。想到这是我们押运九天来，吃上的第一顿热饭，一股暖流顿时洋溢了全身。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马晓伟打完点滴，我掏出钱来结算医疗费和饭费的时候，遭到了一家人的坚定拒绝。她们说军人和军属到她家的诊所里来看病一律免费。我很诧异她们家的这条规矩，问她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林医生的神色忽然变得凝重起来，她缓步踱到窗户前，眼睛里映着泪光，向我们讲述了一个悲壮而又感人致深的故事。

六年前，一个雪虐风饕的夜晚，天地漆黑一团。腊月的北风裹挟着雪花，象猛兽一样吼叫着盘旋着，侵吞了整个扈马庄。农家的房舍在那个晚上变成了冰窖，许多人冻得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大约凌晨两点钟的时候，忽然从北山的车站上下来几个穿军装的军人。他们背着五个冻得昏死过去的战士，急匆匆地敲开了林医生诊所的大门，说是从很远很远地方过来的押运兵，途中遇上了暴风雪。他们齐刷刷地跪在林医生面前，哭喊着救人。

那天晚上，行医三十多年的林医生拿出了平生最高的医术，用尽全身心的力量，从凌晨一直抢救到下午三点多钟。由于五个人昏迷时间过长，最终没能苏醒过来。五个年青鲜活的生命永远消逝了……

据说他们走的时候，一个个脸上展露出的不是痛苦，而是灿烂的微笑，象是在烘烤一丛温暖的篝火……

后来，扈马庄的乡亲们在后山上修建了烈士陵园，把五个押运兵的遗骨安葬在了那里。从此后，这些为祖国和人民而牺牲的英灵们，永远定格在了他们押运的终点站，定格在了人们的心中。为了纪念五位牺牲的押运兵，林医生的这个私人诊所也就有了这条军人和军属看病免费的所规。多年来，她们一直坚持用这种方式，默默表达着对军人的崇高敬意。

由于马晓伟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当晚我们就住在了扈马庄。夜里，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睡，脑海里不断浮现出那个风雪肆虐的夜晚，仿佛看见了在车厢里与严寒拼死抗争的五位押运勇士们，听到了火车那一声声撕心裂肺般的鸣叫……

第二天凌晨，我和战友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一起拜谒了扈马庄烈士陵园。这是座面积不大的陵园，但幽静肃穆。水泥和花岗岩砌成的五座高大的坟茔，很整齐的一队排开，和烈士们生前一样整齐威武。周围一株株苍松翠柏郁郁葱葱，正焕发出生命的生机与活力。我们伫立在烈士的墓前，默默献上采来五束野花，向这些英勇的押运兵，向我们最亲爱的战友们，行礼默哀！

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告别了林家诊所，向十公里开外的火车站行进。路上，我发现我们每个人的水壶里都装满了冰糖绿豆汤。一想到那是林医生一家人连夜熬制的冰糖绿豆汤，我忍不住回首凝望了一眼绿色掩映下的扈马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