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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傅小平

（刊于2013年10月24日《文学报》）

视觉中国/图

黄永玉先生有一句让人莞尔的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几十年如转瞬，这个从湘西沱江边走出来的孩子，今年已经90岁了。这一路走来，他遇见了很多寻常人几辈子都不可能遇见的、像是“天方夜谭”般奇怪的人和事。仿佛是和他开了个玩笑，时代把最丰富的经历压缩到了他的生命中，让他成了一个如此好玩的老头，成了“独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

丰富如黄永玉者，寥寥数语很难说得清楚。但“好玩”一词用在他身上，却有别样意味。他这辈人经受岁月的淘洗磨砺，在苦乐博弈的生活里，不乐即死，只要活了下来，多少有几分幽默感。但黄永玉的幽默，正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深到了骨子里，有着丰富的层次，对世事的洞见和随性的豁达。好友汪曾祺曾评价：

“永玉是有丰富生活的，他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特殊的好‘记忆’，对事物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源泉。”

汪曾祺

确如其言。这个只上过初中的老头，一生丰富的创作如生命之河流淌从不停歇。2008年，他暂时戒掉了画瘾，重拾自传体长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个贯穿他一生的“文学梦”。几乎每天上午，他都会端坐在书桌前，在印有“黄永玉用“的竖行稿子上，用钢笔繁体字一行行写下“作品”。在2013年作品出版后，于上海图书馆举行的读者见面会上，策展人李辉风趣地介绍：“旁边坐着比我老的老头，他90岁了，血压比我低，每天工作10个小时，这个老头充满了活力。2008年他开始写小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看来我一百岁之前没有时间玩了。’”

2013年版《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人民文学出版社

“写作时，感觉沈从文和萧乾在盯着我”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好玩”成了贴在黄永玉身上的标签。他似乎从未正面回应过“何谓好玩，如何好玩”，但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自己一生的创作，归结到一个字，就是“玩”。

他谈到自己在文革中，经历过一次“快乐的批判”：一位姓夏的老先生批判他“搞创作从来是玩”。“他给我来的这几句话，要不是弯腰低头在大堂之上，我几乎要跑过去亲他一口说，乖乖，你个狗日的简直说到我心里去了，要不是在今天，我非请你上吉士林吃一顿不可。”黄永玉说，自己搞创作，木刻、绘画、写作过程中十分开心，完全跟玩一样，“我从来没有过一字一泪的庄严创作经历”。

话虽如此。如果真以为他的创作都是“玩”出来的，实是大谬不然。他同样说过，像他这样老一辈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不会玩。“比如说沈从文，你跟他讲玩的时候，很难想象他会玩什么。钱锺书会怎么玩呢，他就玩到他的学问里就够了，包括我，我还是一个剪刀差，是属于中间的人物，我不会打牌，不会跳舞，也不会喝酒和下棋，什么都不会，现在玩音响还得按照朋友给我写的指示来按钮，出去一两个月回去又忘了，又得重新来。”

谈及小说这个他一辈子最倾心的行当，黄永玉说：“我也没有提纲，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么写的方法可能也有点意识流的。”“画画和写文章，对我来讲，都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有它的缺点，缺点恰好成为风格。我没有严格管我的老师，所以比较自在。”

黄永玉在写作中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正如评论家周立民所言，实在不是那种匠人所能写出的，甚至也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滚出来的、流出来的、涌出来的。但黄永玉写得其实并不随意。“有时候写了几页了，觉得不对，这个门槛过不过去，要重写四五回。我感觉到旁边有些朋友在看着你，好像就有沈从文和萧乾，我会和他们对对口径。估计着他们看到会怎么想，有些地方我必须改写。”因为这样，他有时候一天可以写七八张纸，“有时候一天才想了一句，那一句搞来搞去搞不清楚，要搞很久。”

如此这般“玩”出来的小说，有着颇为不俗的面貌。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朱雀城》分为上、中、下三卷，共计80余万字，描写了1926年到1937年前后10年发生在朱雀城的故事。小说生动还原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湘西丰富多彩的生活景象，细致刻画了朱雀城、朱雀人的各个侧面及其所经历的重要历史事件。其中涉及到的人物有90个之多。这些人物如有评论指出的那样“有一种古老的教育培养，作为朱雀城的底色而形成庄严的人文秩序”。

或许在写作中，黄永玉会时时想起表叔沈从文对他说的话：我们两个是时代的大筛子筛下来的，上面存下来的几粒粗一点的沙子。“没有浪荡掉，没有让时代淘汰。经历过这么多事。所以我也一方面要赶快写，一方面还要认真地、很严肃地来写它。又要认真又要轻松。”某种意义上，黄永玉做到了。小说看似东拉西扯，没完没了，不讲什么规矩，然而在奇思妙想之中，却能看出良苦用心，就像周立民说的，用现代精神意识融合中国古典小说的写作传统，又打破了艺术体裁之间的成规戒律，体现了一往无前的“先锋”精神。

年轻时的黄永玉（右）和表叔沈从文在一起

“狼才需要成群结党，但狮子不用”

毫无疑问，黄永玉的“好玩”“先锋”正在于他的自由。即使在禁锢的年月，他也不曾感到过不自由。“因为自由不自由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给的。我创作的任何作品，只有极少的情况下，是人家命令我做的。也不是如实描写，而是加入了我的艺术处理表达出来的。我做出来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就是‘自由’了。”

和狗玩耍中

他办画展从来不请领导人或者艺术界的名流来剪彩。很多年前，他的一些很有名气的学生到美国去写信回来，说他们要成立一个“黄永玉画派”，他回信臭骂一顿：“我说狼才需要成群结党，但狮子不用。画画就要独立思考，自己创作自己。如果你需要靠这个来壮大声势，那艺术的力量就减弱了，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画家。”

某种意义上，黄永玉属于那种把自己活成了一部历史的人，看似一点正经都没有，但这不正经里，渗透着强烈的个人生命的历史感。他用“湘西人的刁蛮和豁达”，应对命运多舛。而他的自嘲，一如他的讥讽或宽谅，隐含了深层的人生智慧。

在很多场合，黄永玉要给热心读者签名。他边不急不缓地签名，边说这是“盲目崇拜”，“我都替人家着急，有很多运动员玻璃橱里都是奖，以后怎么办？拿那么多奖。人不能完全为了纪念活下去。一辈子收集纪念品，满房子都是纪念品，以后拿它们来干什么。要工作，自己有创造性，不要太多的纪念品，尤其不要把纪念品变成终身的事业”。

同样很多时候，他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恭维。有人问：1980年，你画了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非常著名。他回答，著名不是因为我的画，是因为猴票印得太少了，别的生肖票印得多，配不上套，猴子就贵了。有人赞他著作等身，请他回忆一下创作生涯。他说自己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老家的古椿书屋里，“以前遭过火，火烧以后就修了现在这个房子。新房子修起来，我就用毛笔在墙壁上题了几个字：我们在家里，大家有事做。把墙壁写脏了，我爸爸生气，给我屁股上来了几下。这是我第一次稿费，就是屁股挨几下。”有人问他代表作是哪些？他说天天画，太多了，哪有代表作？偶尔也有人批评他的国画不正宗，他开玩笑说，谁要再说我是中国画我就告他。

黄永玉画的中国第一枚生肖邮票“猴票”

面对任何境遇，黄永玉都能做到应对自如、百无禁忌。他为自传体小说取名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想跟莎士比亚的 《温莎的风流娘们》配个谑对，开个小玩笑。“读者当然明白，主旨和其中的‘下水’跟那出杰作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他自言个人趣味比较“低级”，“讲话往低处讲，不往高处讲”。他的举动却满是“高级”趣味。有一回，他去潘家园。在一个小店里看到“自己”的画，一摞一摞地摆在那里。“我看见他在卖，还要我买，不认得我。旁边一个老头认得我说，他就是黄永玉。那个老板有点害怕。我就拍拍他的肩膀说，有饭大家吃，不要紧。”至于为什么“不要紧”，黄永玉解释道，因为他做我的画，肯定想方设法要像我。“但我随便地飘两笔，那是我的，你不能随便，你要认真地学我的随便，那可不容易。第二点呢，这个画卖得便宜，让大家都有我的画，暂时买不了真的，弄张我的假画挂挂不也很好？假就假吧，有饭大家吃。”

但在京城的黄宅门上，黄永玉则“公然”贴出告示，本人不吃软，不怕硬，不签名，不题字，不送画。对讨字求画者，他也有规定，求字画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严禁攀亲套交情，更拒礼品、旅游纪念品做交易。他说，钞票面前人人平等，不可乱了章法规矩。按尺论价，铁价不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纠缠讲价即时按原价加倍，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恶脸恶言相向，驱逐出院。黄永玉孤傲不逊如此，画界人士提起每每赞叹不已。

“从容地，慢慢地，站在人生边上说”

然而黄永玉到底是谦逊的。他的谦逊，就像美国女作家所说的那样，并非是假意谦虚，而是求实。而他的求实，则源于他的清醒和自得。

黄永玉谈到，写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用的是类似福楼拜的写法，不是太紧张，而是从容地，慢慢地说，站在故事以外说。“我更喜欢那种自己不投入到里面去的文学，像契诃夫式的，沈从文式的，这些东西就是比较客观冷静的。人家以为一个作品激昂慷慨的，你一定就激昂慷慨。不是的！写作的人，无论处理战争，处理谈情说爱，还是处理其他一些东西，一句话就是要冷静。”

黄永玉画作

正因为冷静，他有平常心，能客观地看待自己。黄永玉说，他搞创作不是替天行道，也不为打出一个伟大的主义，一种号召，他只是像沈从文说的，不去超过什么，而只是完成。有人拿他跟齐白石相比。黄永玉回应道：齐白石的修养、成就，他的一切，自己都不可以比。“我没有什么可以得意的，比如画画，画完就后悔了。人家以为我十分得意，其实我一辈子是在不得意的作品中一步步进展。我没有自己画完以后不遗憾的画。我常常想，下一次会好一点，但是下次所有的条件不同了，使尽力气，画完了还是不行。”

他正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在黄永玉看来，世界本身有顺有逆，到了逆境的时候，要用欣赏的态度来看它，站高一点，像上帝一样看自己，看自己的处境。“所有的苦难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也不是从近五十年、近百年开始的，五千年前就有了，只是老祖宗没有留下印迹，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你要懂得怎么欣赏它。既然什么事到了欣赏的时候，事就好办了。比如说文革时，拉我们去批斗，你能反抗吗？或者斗你的时候你做一次完全不同的演讲？不可能的。那你怎么样呢，当你像上帝一样的站在高空看看自己的样子，就会感到特别好玩，我就是这样的。”

“老顽童”九十岁时自画像

步入晚年，黄永玉仍然忙碌着，于北京宋庄、湘西凤凰、香港和意大利四处住所间来回帮忙。他喜欢开红色法拉利跑车，收藏古典家具，盖湘式民居，爱照相机，爱与艺术相关的事物，他的思维跳跃敏捷，充满活力。当有读者说他“年轻”，他笑着说：“这词儿用得就不像话了！我唯一的要求，就是等我死的时候，请大家务必弄清楚我死透了没，不行就胳肢我一下。”他也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概括”，那就是作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卷首题词的五个字：“爱、怜悯、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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