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西北儿童教养院庆祝儿童节。
难童作为“苦难民族中的一份血脉”，是抗战时期政府和各慈善团体救济的重点。1939年8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智澄，奉命来到陕西汉中筹建西北儿童教养院。
组建西北儿童教养院
智澄（1902年—1950年），字镜如，山西忻县人。“七七”事变后，智澄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流亡武汉、重庆途中，他看到很多难童因饥寒交迫纷纷夭亡，心如刀绞。出于“为苦难中的民族多保留一份血脉”的崇高责任感，智澄找到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随后又找到了于右任、宋庆龄。他向宋庆龄讲述难童的悲惨境况，提出要收容和教养抗战中的难童，宋庆龄感慨道：“这一重任，舍君其谁！”宋庆龄立即致电社会部，赈济委员会主任余心清，指出：要办一所像样的“儿童收容教养院”，院长由智澄担任。
智澄欣然受命，随即率10余人渡过黄河、翻越秦岭，到达陕西汉中，与地方政府官员赵唔魏、张大启、余正东等接洽，然后和印尼华侨蔡永瑞等人开始筹建西北儿童教养院（以下简称“西教院”）。为了节省时间，他派蔡永瑞随同南郑县府指派的引导李茂荣队长前往汉中城西龙江乡一带勘察，自己即往城固视察调研。经反复勘察，比较当地生活水平，他最终选定汉中西郊距城15里的凹口寺、吴家山、黄家营、赵寨村的古庙和废弃祠堂为院址。这四所庙宇共计房屋80余间，可容纳500余名儿童。
1939年11月11日，西教院正式宣告成立，隶属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管理。院舍以凹口寺为本部，在周边的吴家山、黄家营、赵寨设置分部，各分部之间都相距不远、来往便利。同年12月1日，赈济委员会指示教养院开始收容沦陷区流亡难童和抗日阵亡烈士子女，有东北、北平、河北、河南、安徽、山东、山西、广东等省籍的难童相继入院，由于人数骤增，校舍远远不够，急需扩容。1940年3月至1941年12月底，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拨出专款，先后修建院舍5处，分为河口寺、龙家庙、黄家庙、南塘庙及大庙四部分，共计校舍167间，收容儿童1005名。1942年春又在吴家山、赵寨村旧庙旁续建平房约50间，成为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儿童教养院。
课程注重职业训练
西北儿童教养院以“公诚爱”为院训，实行军事化管理，厉行人格教育，注重劳动生产。为了保障不同年龄段儿童及自身实际的心智发育和技能成长，该院在学级编制上设置了一至六年级班次，一、二年级为低年级，三、四年级为中年级，五、六年级为高年级。每级人数以30至50人为标准，另设有劳作训练班、成年职业班以及顽劣儿童特殊班。同时，规定除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外，低、中年级加重劳作训练，分别以每周180至240分钟、240至360分钟为作训标准，高年级以360至420分钟为作训标准。劳作训练或职业训练内容以农艺、工艺、商业、家事为主要内容，各科目训练时间视需要情形酌定。顽劣儿童特殊班酌量增加公民训练游戏、音乐等科目时间，并减少其他科目的时间。
在教材选择上，低中高年级及初职班的各科教材均采用世界书局出版的各科小学教科书，高职班各科教材采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职业班应用各科教科书。值得称道的是，该院认为当时“我国小学的各科教科书对于抗敌救国的教材为数太少，不但不能引起儿童的民族意识与抗敌情绪，其减少战时训练的力量亦属太大。本院为适应现时紧急的需要，拟于三十一年度成立一各科教材编选委员会尽量编选有关抗敌救国的实际教材，充分应用以作各该科的补充教材藉资激发儿童抗敌救国的情绪”。基于此，他们选编有关民族英雄、世界建国伟人历史故事、抗战时期各地人民死难情况、各地军民抗战情况、鼓励民众应服兵役等内容，还囊括中日人口面积军备等比较、战时各种统计数据，甚至细化到防毒面具和战时生活基本用品的制作，不断将民族意识、爱国情怀和复兴中华的使命根植于孩子们心中。
编入中国童子军团
1941年，西教院将12岁以下儿童编为幼童军，向当地中国童子军理事会呈报并逐级转呈童军总会备案。童子军团系复式童子军团，按照甲种编制将男女幼童分别编成各小队、中队，各设正副小队长和中队长2名，领导和配合各学级的管理工作。1941年4月4日，驻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率地方官员在汉中校场坝检阅各地童子军军训效果。高年级方队在童子军团长兼教练蔡永瑞的训练指导下进城参赛。他们队列齐整、精神抖擞、健步铿锵、英姿飒爽，令围观军民刮目相看，并且在后来的几次童训表演中均获冠军，受到好评。
1942年，西北儿童教养院报请中国童子军总团正式批准编为中国童子军第4441团。从那时起，儿童的服装由灰色背带衣裤换成草绿色童子军服装，并且每人配发童子军棍和线绳。军棍作为防卫和救护伤员的担架使用，两根军棍和两条绳子就可构成一副担架，以备随时救援。西教严格遵照中国童子军总章规定的宗旨，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练最高原则，发扬智、仁、勇三大德性与服务公众的精神，实施严格的军队式组织管理与团体训练，辅助儿童智、德、体、群的发展，以育抗战建国复兴民族所需人才。同时为了更好地适应战时需要，西北儿童教养院每周还不定时地举行紧急集合1至2次、防空演习1次和传播战时消息、抗敌宣传以及投掷、攀缘、修建等技能训练。据载，抗战期间该院先后有98名学生毕业后从军参战。
为保障儿童健康成长，西教院的儿童营养膳食和防治疾病工作在当时也做得不错。社会部专门印发了儿童膳食管理办法及施行细则，量化了儿童的主副食标准，保证了各院所儿童主副食费遵照行政院核定标准执行。在疾病防治方面，由于秦巴地区多雨、潮湿，疥疮、秃疮是当地流行病，民谚有“神仙难避汉中疥”一说，再加之当时天花、白喉、麻风等传染病频发，但相较而言，西教院有着较为严格而奏效的防治办法：病室分为甲种普通病室和乙种隔离病室。每部设普通病室两间，内置病床12张，供患重病或不能上课的儿童疗养；隔离病室1间，内置病床3张，专供患急性传染病的儿童隔离疗养。除入院时对难童全面体检外，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1次健康检查，一般每年春季普种1次牛痘疫苗，初夏注射防霍乱、伤寒疫苗各1次，冬季每月洗澡1次。对患疥学生，每星期定时定点有老师专门敷药治疗，对传染性较强的疾病，即刻施行隔离并配以治疗。经过长时间有效防治，西教院未发生规模性传染病，疥疮很快绝迹，秃疥患童也很少。
尽管如此，西教院自成立以来始终面临着缺衣少食的困境。从汉中市档案馆馆藏的3197份西教院档案中查阅，涉及呈请上级汇拨、追加经费和证明各种开支的档案多达2000余份，而社会部等有关上级主管部门拨款档案仅存59份。智澄为解决孩子们的吃、穿、医、用等费用日夜操劳、四处呼吁、呕心沥血、筹款求援。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跑步式败退撤离，自顾不暇，西教院面临断炊之难。智澄一次次奔走、向上级打报告要经费，而上面则是一拖再拖，他一气之下吞下一枚金戒指，以死抗议。
智澄病危，全院沉浸在悲痛之中，老师们急着找大夫开刀，后来一位老中医救治，智澄脱离危险。同时，乡绅赵友南送给西教院大米20担，社会部拨发了部分拖欠款，使西教院又得以维持。智澄为了西北儿童教养院及孩子们的生存，多次抗议国民党当局，不惜付出生命。据1944年1月，赈济委员会西教院发电：赈济委员会钧鉴。本院院长智澄因经济断绝，告贷无门，精神失常，突于本年元月八日夜十二时许，吞服安眠药十四瓶，翌晨九时许，经职等发觉后送医施以紧急解救，即于当日下午二时送至城内医治，刻仍在昏迷不醒中，并在办公桌发现其遗书一封，当经一面电呈钧会，一面请军政当局设法维持，以维现状。理合照缮其遗书，恭请鉴核派员主持院务，并祈拨款电示为祷。1949年，智澄考虑到局势变化和孩子们的前途，提早让这一届学生毕业，以备将来升学或就业之需。
1942年8月，在西教院成立三周年之际，由河南、山西和河北等难民组成的同乡会联合送上题有“儿童乐园”四个大字的匾额，反映了在民族危亡之时西教院使孤儿得以及时教养、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作用和社会公信力。1944年12月，西教院奉命接收前安康儿童教养所，成为更多难童的避难所和康养园。1945年9月，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撤销，西教院由国民政府社会部接管。1946年2月，西教院更名为“社会部陕西第一育幼院”，6月奉社会部令接收陕西第二育幼院（即西教院）。1949年2月更名为陕西省南郑育幼院，1954年1月更名为汉中市育幼院。其后，在原址成立了汉中地区社会福利院。2004年，汉中市社会福利院建成智澄纪念亭“镜如亭”，“一代师表”纪念碑和半身铜像也移入亭内安放，以此缅怀这位教育家。
（冯 甜，作者单位：陕西省汉中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