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民
慈善公益报 张謇一生热衷慈善，倾心致力于慈善，创造了中国慈善的不朽功业，被称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目前，介绍和论述张謇慈善所作所为的文章十分丰富，但内容大多偏重于张謇兴办慈善的经历和业绩，对于张謇兴办慈善的基本动因，却缺少较为系统而集中的探讨。本文试图从更深层次理解张謇兴办慈善的思想和动力，以及进一步明确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借鉴和发扬这些宝贵遗产。
概括起来说，张謇兴办慈善的基本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家风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张謇出生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农耕世家，张家几代人都讲仁义，做善事。张謇的祖父张朝彦，年少时走过一段弯路，被不良亲友诱赌，输光了家产。后来浪子回头，重振家业，并乐善好施，被乡邻称为“真好人”。他对曾接济过张家一斗米的李老太始终感恩，李老太的儿子离世后，他对李老太担负起赡养义务，“饷斗米终其身”。
张謇的父亲张彭年，继承了祖父的秉性，作为张家第一个能读书识字的人，对儒家“仁爱济人”的理念认知更加自觉。有一年，家乡海门大旱且有蝗灾，稻米奇缺、奇贵，家人“剥蚕豆和麦屑而食”。家门面临大路，常有人来讨饭，张彭年和妻子便只吃半饱，以省下食物救济他人，并表示“救一人是一人，救一刻是一刻。”他还训导张謇兄弟：“你们知道挨饿的滋味吗?我半饱时还要把饭给别人吃，子孙但有饭吃，不可吝啬。”当江南各州县被太平军攻陷，来海门避难的人很多，张彭年对有求者“必周恤之”。张謇的母亲临终前的遗言便是“有钱，以偿夙负，振贫乏”。
这些都给张謇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可以说，家风熏陶和家长的言传身教，洗涤了张謇幼小的心灵，养成了他慈悲为怀的品性，奠定了他兴办慈善的初心宏愿。
张謇自幼便开始熟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除了家风家教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家风家教的灵魂)，是促使张謇终生奔波在慈善之路上的基本动因。
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轴，儒学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则是“仁”的精义所在。作为深谙儒学经典大义的一代大儒，张謇对儒家以“仁爱”为根基的慈善思想心领神会，身体力行。张謇的慈善思想和作为，出自他的悲天悯人和宅心仁厚的高尚情怀，最终则来源于儒家的博大精深的仁爱思想。他非常信奉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他看来，要体现“恻隐之心”的“仁”，就必须“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必须“爱人”，“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而要“爱人”，必须济人;要济人，则必须付诸慈善。因此，他搞慈善已不是为了一般地做好人、行善事，而是出于强烈的文化自觉和内在追求。做善事，不图名，不图利，不图回报，只图心安理得，“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他坦言：“慈善事业，迷信者谓其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除了直接传承于传统文化，张謇的慈善动因，很大程度上，还来自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绅士和平民的慈行善举的激励。
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经济和文化均欠发达的小农村落中，依靠科举功名和知书识礼，获得身份认可和族群尊重，成为地方精英和民间领袖。他们对上可向官方转达民情民意，对下可向民众传达官方的意图和规训，并兴办最基层的治理和建设事宜。有学者指出，乡村绅士的职责主要有八类：一为慈善组织和民间团体筹款;二能调解纠纷;三为组织和指挥地方团练;四为公共工程筹款并主持其事;五是充当政府与民间的中介;六为官府筹款;七是维护儒学道统;八为济贫。正因如此，绅士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慈善事业的带头人和主导力量。
为了践行儒学理念和赢得民众敬重，绅士们不遗余力地推行慈善事业。他们平时“经营乡里”，力促助益民生，灾荒年则开仓赈灾，恤弱济困。前不久，笔者走访了费孝通、陆定一等名人故里，发现苏南的绅士家庭都具有建“义创”、办学堂的传统。并在乡规民约和家谱家训中，着重强调仁爱慈善思想。张謇的家乡亦是如此。南通如皋的沙元炳，是张謇的同科进士和事业伙伴，沙家是如皋的首富，“救灾歉，恤贫困，除强暴，扶孤幼，凡有益民生之事，无不力为倡导。”
对绅士们造就的传统慈善之风的耳濡目染，以及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担当，促使张謇坚定不移地跋涉在既艰辛又光荣的慈善道路上。正如他自己所说：“兹事具地方慈善事业性质，邦人君子当并不忍听其绝。”
传统文化的感召力、渗透力特别强。不仅社会精英绅士阶层深受其影响并竭力予以传承，就连普通平民，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奉行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在神州大地时时处处涌现出的“凡人善举”，构成了中华慈善的又一绚丽景观。张謇最为推崇的平民慈善家，就是最终被清政府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的“千古奇丐”武训。
武训因自己不识字受财主的欺辱，发誓要让贫苦人家的孩子也能上学读书，便以乞讨为生，逐渐积累起钱财，办了多所私塾学堂，使许多穷人家孩子读书识字。用张謇的话说，就是“幕天席地，四大皆空，是真丝毫无所凭借，然一意振兴教育，日积所乞之钱，竟能集成巨资，创立学塾数所”。张謇最佩服武训的就是“以强毅之力行其志”和深广的慈善博爱之心。张謇从中获得了许多启发和激励。
西方慈善理念的吸纳
张謇虽是由传统文化哺育的一代儒生，但为了使国家尽早富强繁荣，他对西方文明的各种可取之处都努力学习借鉴。对于为何搞慈善，如何搞慈善，他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亦从西方慈善理念中汲取了不少有益的成分。
统观张謇兴办慈善的历程，可以看出，他在1884年结束幕僚生涯，回乡备考和“经营乡里”时，就做了一些收野尸、赈灾民的善事。后来，又在1904年后创办了南通育婴堂等慈善项目，但真正大规模兴办具有现代意义的慈善机构，如养老院、栖流所、戒毒所、济良所、贫民工场、育哑学校等，却是在1912年以后。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一位西方人的劝导和刺激有关。
这位西方人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被清廷赐予头品顶戴)。他是一位在中国生活多年、在中外均有重要影响的“中国通”。他认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出路在于综合融会古今中外文化可取之处，建立一个兼容并包、广泛吸取和专精一学、触类旁通的新学。
1912年4月，李提摩太在与张謇攀谈时，提出了一个鲜明而尖锐的观点：“中国非真能实行普及教育，公共卫生，大兴实业，推广慈善，必不能共和，必不能发达。行此四事，一二十年后，必跻一等国;能行二三事，亦不至落三等国。此比练海陆军为强。究竟能有几省能行否?”这番话使张謇既振聋发聩，他当即表示，目前在全国普及尚难，但个别地方可以作些尝试。李则说：“有两三处做模范即善”。于是，张謇暗下决心，要在地方自治(包括慈善事业)方面做“模范”，为中国人争口气。
张謇在与李提摩太攀谈后的第二天，便写下了《感言之设计》，在南通原有基础之上，全面规划设计实业、公共卫生、普及教育、慈善四件大事。关于慈善的设计是：“推广慈善则育婴堂除幼稚园之增设自任外，须增建初等小学五所，平屋二十五间，连具须七千圆。小平工厂七间，连具需须三千圆。改建宿舍楼五十一幢，连具须二万圆。养老院连工厂器具须一万五千圆。残废院年工厂须一万五千圆。育哑学校须一万五千圆。贫民工厂须三万圆。妇女工厂须一万圆。合计十一万五千圆，核银七万七千七百两。”另外，他对已办或将办的慈善机构，都仿效西方模式，改进管理制度和方法，促其转型升级。
西方慈善理念的影响，也促使张謇将中国古代传统认知与西方近代观念相融合，从而进一步认识慈善的重要意义，并增强自觉推进慈善事业的动力。他认为，“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墨家者流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孔子志安老，孟子申之”“慈善与国家社会之说之通于政，近世欧美人之言也。比年耶教会设安老院于上海，安老云者，犹孔子意。”在这里，张謇将孔孟之道与西方近代理念相比照，说明两者都以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看待慈善，都应予以重视和践行。
其实，早在此之前，张謇就留意于西方的慈善作为。他在1903年出游日本时，便考察了若干具有西方色彩的慈善机构。看了盲哑学校后，感到“使人油然生恺恻慈祥之感”。回国后，便向地方政府建议兴办盲哑学堂。1904年，他重建南通育婴堂时，也是受到上海徐家汇天主教会主办的汇育育婴堂的启发，移植了一整套制度和方法。“复与同人力去普通婴堂腐败之陋习，参用徐家汇教会之良法，开办一载，活婴千余，成效昭然。”当然，这只是初步的尝试。1912年以后，南通才出现了全面兴办融中外文明为一炉的近代慈善事业的高潮。
1914年12月，张謇为南通医学院题写校训：“祈通中西，以宏慈善。”这既表达了他对中西医结合培育医学人才的殷切期望，又反映了他融合中西文化理念兴办慈善的基本思路。
构建“新新世界”的需求
张謇是中国现代化的早期探求者、开拓者、示范者，他所有的作为，都是为了构建一个“新新世界”，使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而他所有的事业追求，都是围绕构建“新新世界”的需要而展开。慈善事业亦是如此。
具有世界眼光和进步文明观的张謇，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看作是“文明村落”，他的“新新世界”的理想，就是也要把中国建成与先进国家比肩的“文明村落”，“此或不辱我中国之志”。而慈善，在张謇看来，则是现代文明国家的重要标志。不行现代慈善，就无法迈进现代国家的门槛。因此，必须大兴文明之风，大办慈善事业，大力促进全社会的文明转型。在这里，张謇已经把慈善的地位与作用，提升到促进文明，改良社会，乃至救亡强国的高度来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才会对兴办慈善有无比的自觉和执着。
张謇关于构建“新新世界”的设想，首先付诸南通的地方自治。他认为实业、教育、慈善是地方自治的三根主要支柱，缺一不可。其中，实业是根本基础，教育是积极充实，慈善是必要补充。“窃謇以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于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唯赖慈善。”在张謇看来，慈善虽然仅处于后列的辅助补充地位，但对于构建一个完整的文明社会，却是必不可少的。“王政不得行，于是慈善家言补之，于是国家社会之义补之。”就社会结构和社会分配而言，如果老弱病残等社会群体，不能以慈善的途径予以关照，社会成员就不能共享社会财富，社会就有很多缺憾，就无法构成真正的文明社会。同时，还会引起社会动乱，“老幼孤独不得所，大乱之道也。”正因张謇把慈善看作是地方自治和构建“新新世界”之必需和必然，他才会用毕生的精力和财力兴办慈善事业。
在张謇的心目中，“新新世界”是一个社会和谐、人民安康的世界。但他所处的时代，恰恰贫富悬殊，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他认为，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靠慈善。他为当时社会病症开出的药方是“安富”“振穷”“恤贫”。
所谓“安富”，就是为实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让企业家安心经营，让富人安心赚钱。所谓“振穷”，就是依靠经济发展，帮扶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所谓“恤贫”，就是利用民间慈善和国家抚恤，使没有能力工作挣钱的民众，也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张謇主张，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对正常人“广设生计”;对残疾人“亦有所安以恤其苦”，这样就可以“调剂贫富”，“根除社会上之不平等”。他衷心希望并大声呼吁“将来国家若能明定法令，使富人帮助穷人，则尽善矣。”
为了实现人人各尽所能、各有所安的和谐社会，从而建成现代化的“新新世界”，张謇主张慈善也应由传统走向现代。他认为传统的慈善帮扶偏重物质上的帮济与扶助，突出以“养”为主，而从构建“新新世界”出发，传统慈善应顺应时代潮流，实现跨越式转型，实施物质和精神救济扶助并重，“养”与“教”相结合。因此，张謇后来在创办慈善项目时，竭力践行“教养并重”的理念。一方面对贫弱残缺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方面对其进行知识传授和技能培训，并着力培养他们成为心灵健康、人格健全的正常人。他特别强调“救济之行的目的，即在促其自新，扶其自立，俾由被救而达于自救，故礼义廉耻之诱导，职业技能之训练，较之衣食住所之供给，关系尤重。”
张謇在重建和改造育婴堂时，设立了幼稚园，使“育婴”和“幼教”相结合，并为十岁以上的孩子办了初等小学和平工传习所，帮助他们成人后正常就业。他所开办的贫民工场，既提供劳动场所，又培训工艺技能，让收养留教的学徒工，毕业后就可谋生创业。他所创办的栖流所收养的流浪人员，也要“日作粗工”，并“习有小艺”，逐步养成独立走向社会的生存能力。他注重济良所对失足女子的文化学习和思想教育，开设了国文、算学、手工和伦理道德课程。他在中国首创的育哑学校，除了针对育哑人的特点进行特殊文化教育外，还扬长补短式地进行特定技能培训，学员毕业后，常被商务印书馆及一些图书印刷出版单位录用。
正因为有着“新新世界”理想的指引和激励，张謇才不遗余力地大办慈善事业，并依据建立“新新世界”的需要，以现代的方法创办现代的慈善项目。
卓越人生观的驱动
人生观是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作为。从根本上说，人生观是一个人干事创业的基本动力。张謇之所以能在多个领域(包括慈善领域)创造一般人难望其项背的不朽业绩，就是因为他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非凡人生观。梳理他与慈善有关的人生观内涵，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脱俗。张謇晚年与曾任江苏巡抚的程德全谈论过人生的经历和感悟。程德全感叹人忙了一辈子，最终都是空的。他问张謇，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你的?张謇则反问了他一句，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不是我的?程是从普通人“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财富观念出发，发出人生意义的疑问。张謇则超越了一般人仅从物质层面看问题的高度，从人是不同于一般动物的“万物灵长”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心灵和精神的永恒价值。在他看来，只要人的心灵和精神与世界相契合，特别是心安理得地为世界做事，把自己融入世界之中，无论生老病死，世间万物都可以归属于你，因此，人应该“尽人事，以顺天命”，尽量为人类做好事，与主宰“天命”的宇宙相伴相生。这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情的豁达而焉实的人生态度，是张謇兴办慈善的不竭动力。
二是鹜功。张謇有一段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这段话，充分表达了张謇人生在世就要为社会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他认为，若要锻造不朽的人生，必须创造不朽的功业。而这种功业要为公利他，对社会、对民众有利。由于张謇执着于为人世建功德，才能心无旁骛、百折不挠地兴办慈善等利国利民的好事。他特别看重和专注于自己事业的成败得失，当他所创办的养老院因经费紧张而难以为继时，他咬紧牙关勉为其难，甚至登报卖字筹集资金。他对伴随着“新新世界”理想而不断扩充的庞大慈善事业，充满了梦想和期待。其晚年常感叹：“年日以长，力日以薄，智日以绌，未知观成之何日也?”
三是悯人。张謇是一个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生而平等，“大德曰生”，上天赋予人以生命，人人都该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因此，他对生活条件艰难、生存能力不足的贫弱人群，具有与生俱来的怜悯心和帮扶心。“良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穷民无告，琐尾流离，或沦入饿乡，或罹蹈法网，匪特有妨社会之秩序，民族之健全，而要亦为人世之极堪怜悯者。”从天良恻隐出发，就会对扶弱济困的慈善事业具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的责任担当。正因如此，张謇才由衷地说道：“夫愚兄弟所经营者，天职耳。不求人知，亦不求人不知。知不知在人，非在我也。”他认为，他与三兄张詧所经营的慈善事业，是应尽的天职，不管别人知不知道，都要自觉努力地去做。
四是救世。张謇就是一个以强盛祖国、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爱国主义政治家、实业家，又是一个具有浓郁的救世为民、“普度众生”情怀的慈善家。为了“救世”，就必须“济世”，他着眼于“救世”，立足于“济世”，在人世间做了无数的好事、善事，被人称之为“活菩萨”和“人间基督”。他非常认同孔子在《易经》中所说的话：“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他认为天地之最大恩德，是为宇宙和人类提供了生生不息的环境，让各类生命各得其所，繁衍生长。因此，我们要顺应和珍惜“天地之大德”，“要使得大多数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以上的生活”。他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和慈善家，必须“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这种高尚的人生理念和救世情怀，正是张謇广济人世、乐善好施之动力所在。他尽其所能，耗尽财产，一心想让全体民众、特别是老弱病残者，过上好日子，说到底，还是为了践行他的“救世”和“济世”的抱负。
追求完美道德的激励
中国传统的读书人，都奉行读圣贤书、做圣贤事、向圣贤看齐。状元公张謇作为一代儒学最高精英，更是时时处处以孔孟等圣贤为榜样。正如他自己所说：“吾欲用世之心，犹之孔子也;皇皇而不获效，亦犹孔子也。”以践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理想为己任，终生以圣贤为榜样立功、立德、立言。他在“立功”方面，“模范意识”特别强。在推进南通治理和建设的过程中，他总是想当全国的模范，并以此为动力和导向，全方位地推进南通的现代化建设。在他的努力下，南通后来果然成为响当当的“模范县”，示范引领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通观张謇的一生，他有着浓厚的“道德完人”情结，对道德追求有着宗教般的自觉和执着。他要求“吾人之享用，不可较最普通之今人增一毫;吾人之志趋，不可较最高等之古人减一毫也。”这里所说的“最高等古人”，显然就是指古代圣贤。始终以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可能不成为一代道德榜样。他在家乡南通成为一方楷模，并开创一代文明道德新风。大教育家蔡元培也要由衷赞叹：“为地方兴教养诸业，继起有人，岂惟孝子慈孙，尤属望南通后进。”
张謇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以道德楷模要求自己，必然会尽量促使自己十全十美。这不仅要求把事情做到极致，而且个人道德修养也须达到“化境”。张謇一生既能创造不朽的存世功业，又能树立高尚完美的人格形象，追求道德完美是一个基本动因。特别是在兴办慈善方面，更是如此。要想真正办好慈善事业，既需要强烈的事业心，也需要高尚的道德情怀。
首先，张謇认为，办慈善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是自我修行、自我完善的需要，不过是“各尽其力，以行其仁，以自完其为人而已。”他把慈善看作是人道和人格的根本所在，“人道之存在此;人格之存在此。”办慈善既可以兴“人道”，又可以修“人格”。有这样的认识高度和深度，他怎能不自觉自愿、任劳任怨地去兴办慈善?
其次，张謇认识到，用儒家道德伦理观衡量道德水准高低的标准，最关键就是看如何处理公与私、他人与自己的关系。为公和利他的人，就是品德高尚的人。而慈善最能体现为公和利他精神。因此，要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必须从慈善着手。他认为，道德完美的“天之人”，必然会“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人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乐，进小公而成大公。”他一生，都在按这样的“天之人”标准行事，都在为成为这样的“天之人”而努力。实际上，他的慈善事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他的道德修养不断修炼完善的过程。
最后，在张謇看来，一个人道德是否完善，既要看他选择什么事做(比如，是否选择利国利民的慈善);又要看他在做事的过程中，是否具有远大的抱负、坚毅的品格、刻苦的精神、高效的作风。因为这些都是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外在体现。所以，张謇在竭力倡导和推进慈善事业的同时，特别强调，“人患无志，患无强毅之力行其志”，“勤勉节俭、刻苦耐劳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有了这样品行道德理念，张謇所创办的慈善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效，自然会超过同时代的一般人。
张謇志向不凡，他对标国际先进水平，高点定位中国的慈善事业，不仅完整构建了一套慈善救济体系，还推进慈善机构变革改良向现代化跨越转型。他做事极为认真细致，他对育婴堂、养老院等慈善机构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管理，无不亲自操劳，并倾注了极大的耐心和细心。他遇到困难，毫不畏惧退缩，而是咬紧牙关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正是凭着这种精神，这种品质，这种道德追求，张建才创造了慈善事业的无比辉煌，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近代慈善第一人”。
(作者系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江办省张謇研究会名誉会长、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 罗一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