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岁的我，领悟到的一句话：别急着奋斗，别急着躺平，做什么都可以，但别着急。接受自己是一个小兵，一个注定不可能成为将军的小兵，也许并不是没出息的决定。在前往战场报道的路上，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听听树林里的鸟鸣虫声，河边浣纱的漂亮姑娘，林下砍柴的健硕樵夫，世界如此美丽，此刻，就是光明的前途。

    ■ 阿舒

    前几天我度过了自己四十岁的生日。我十八岁的时候畅想过自己的四十岁，想象中四十岁要达成的目标，如今看来一件也没有做到。

    四十当然是个坎儿，女人如此，其实男人也不例外。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可惜，我三十岁的时候没立起来，到四十岁仍旧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

    然而，四十岁的我，领悟到的一句话是：别急着奋斗，别急着躺平，做什么都可以，但别着急。

    最近时常想起一个名字——关紫兰。她是一个画家，在很长的时间里不为人知。

    关紫兰出道很早，1921年她就创作了《秋水伊人》，当时不过18岁。本来她打算去欧洲留学，但因为老师陈抱一的指引，最终选择了日本。刚刚毕业关紫兰就在日本举办了个人画展，她的作品《水仙花》印成了明信片在日本发行，一时间轰动国内。她曾经和潘玉良、蔡威廉、方君璧等人齐名，所有人都认为她有“光明的前途”。但很快，她却选择了低调、低调、更低调。她直到35岁才结婚，是十足的晚婚。

    她的笔触下透露出一种独有的端丽，明媚和爽朗。当时人称赞她是“远处的一盏明灯”。 但这盏灯，选择了照亮自己，而不是照亮世界。

    她默默地做了很多事情。老师陈抱一的房子被烧毁之后，她资助了老师全家，陈抱一因为娶了日本太太而备受指责，也是关紫兰伸出了援助之手。上海沦陷之后，拥有留日经历的关紫兰收到了日本人的邀请，她选择了拒绝。

    我比较过她和潘玉良画的菊花，她的菊花是生动明亮的，积极美好的。潘玉良的菊花显然有更多的故事，更耐人寻味。潘玉良想要诉说，关紫兰则选择了无言，因为她什么也不需要说，她非常自洽。

    新中国成立后，关紫兰完全放下了画笔，成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继续平静地生活。如陈丹青回忆时所说：“关紫兰和我同在一座城市，买菜做饭上街，可是上海美术界没人说起她，她也不让人知道她，记得她。”她所追求的是日常，平静的日常，一如她的菊花，淡淡地欢喜地藏在花瓣里。但绝不是平庸，就像她的头发灰白，却依旧坚持使用香水，这是她的一点坚持。

    我在2008年得知关紫兰的故事，那时候只艳羡于她的美丽，后来又惊叹于她的作品，再后来，我钦佩她的乐观——曾经开车开到树上，却又乐呵呵爬起来继续；晚年因为喜欢西湖，和家人说要把骨灰撒到西湖，“这样你们每年至少可以去一次杭州了”。还有一件小事——她外孙叶奇通过政审入伍，她感觉到鼓舞，所以不顾76岁高龄翻山越岭去部队看外孙，并辅导喜欢绘画的小战士出黑板报。多可爱的一个老太太啊。

    现在，我只想获得她的自洽。她仿佛从不在意作品的进步，不在意作为画家的名利，就像她明明知道当时留法画家的前途明显“优”于留日，她还是去了日本。她本有如此值得夸耀的身世，美丽的容颜，足以自豪的成绩，她却很少炫耀于人前。但却并不是自卑，也并不是不求上进。她在四十年代的作品明显较之少女时代有了突破，她是在暗暗较劲的，但这种较劲，仅限于艺术本身，其他的，她都不在意。

    是什么让她拥有这样的自洽？我想，也许是她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和快乐。而这种自由，使得她拥有了一份底气。

    《花样年华》是我很喜欢的关紫兰的另一幅作品，创作于1941年。那一年关紫兰38岁。关上门，保持时髦，保持低调，这样就已经很好。她一辈子都是花样年华。

    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要努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考上满意的大学，嫁一个好老公，生一个可爱的孩子，然后教育他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由此往复，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所以人们会嘲笑《新华字典》上的那句话——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现在知道了，考上北京大学未见得会有光明的前途，当售货员也未见得没有光明的前途。

    如何定义“光明的前途”呢？光明的前途，绝不等于成功。因为成功的人太少了。接受自己是一个小兵，一个注定不可能成为将军的小兵，也许并不是没出息的决定。在前往战场报道的路上，看看路边的花花草草，听听树林里的鸟鸣虫声，河边浣纱的漂亮姑娘，林下砍柴的健硕樵夫，世界如此美丽，此刻，就是光明的前途。

    四十岁，是爬过一点山，吃过一点苦，但也见证过一些壮丽的日出。爱过一些人，心里有过一些酸楚，但除此以外，和二十岁，也没什么两样，都在路上。

    人生四十，一切才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做个普通但自洽的中年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