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洪侠

前几天刚写了一篇《悼晓岚》，又要写《送别老楼》了。这个疫情与永别一起流行的冬天，不知几时才算熬过。

1月6日上午近十一时半，上海周立民老师来微信说：“老楼今晨3:25因新冠在医院里去世了。”

这可是绝想不到的事。不过，现在还有什么想到想不到呢？2019年之前，谁想得到新冠会和2020年元旦一起到来呢？谁又能预测到一疫三年犹未已、忽然人间又新春？

上次和老楼见面，是2019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参加完“八八沈公”系列活动后，我本来还要参加周立民为老楼一本新书组织的座谈会，结果深圳工作单位忽然有事，我连夜赶回，无法出现在上海作家书店的现场。此刻我忽然又不敢确定：那次在上海，我真的见到过老楼吗？我一直以为我只是和他的新书分享会擦肩而过而已，沈公的活动上我们应该已经见过面。但是谁又说得清楚？反正此刻与我们上次最后一面中间，早已横亘了一条汹涌的疫情之河。身处河的“此岸”，我们对“彼岸”的生活已然看不太真切了。这三年我们不得不忘记一些本应刻骨铭心的东西，腾出空间装载那些层出不穷、莫名其妙的新东西。

老楼姓楼名乘震，1947年出生，1968年参加工作，1993年加盟深圳商报社，长期担任报社驻上海记者，先后任记者站副站长、站长、办事处主任，2007年退休。其新闻报道与摄影作品先后结集成《铁骨柔情》《悲欣人生》《与书同在》等书出版。

我未能躬逢其盛的那场新书座谈会的主角，正是《与书同在》。后来听说，王伟、陈子善、赵兰英、章洁思、陆灏、黄韬、周俊生、韦泱、董宁文等都参加了，这既看出组织者周立民的用心，也部分见证着老楼的人脉与文脉。飞回深圳后我只好用手机写了几段话，让周立民现场替我读出来，算是弥补缺憾。我说：

这次与老楼的新书分享会擦肩而过，实在遗憾之至。感谢上海的师友们，你们能够在上海的盛夏，展现人文的盛情，为老楼新书举办书人欢聚的盛会。我代表老楼的老同事们，代表老楼远在深圳的朋友们，以移动互联的方式，祝贺老楼，感谢上海。我和老楼交往二十七八年了。人一生相遇的人会很多，但是，能够几十年间相互为友、相互理解、有话可聊、有书可读、有事可以一起做的朋友，屈指一算，其实没有多少。很幸运，我在上海就有一批这样的师友在，比如已经去世的邓云乡先生、束纫秋先生，比如陈思和老师，陈子善老师，比如老束、老楼，比如陆灏、王为松、毛尖、施宏俊、曹元勇、周立民等等，所以，每次来上海，我才没有无家可归、无枝可依、无人可恋、无事可干的凄惶丧家之感。我之所以要一一点名，是因为老楼不仅是我上海诸多师友中的一个，还因为他是我和这些师友的重要连接点之一。他做深圳报业集团住上海记者站资深记者多年，其间对《深圳商报》，对报业集团，贡献至巨，成果丰硕，让人感佩。尤其在我主持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期间，他对我的帮助简直“罄竹难书”（哈哈），我一直没有向老楼正式表达真诚的谢意，借此机会，让我在深圳高喊一声：老楼，谢谢！我嗓门儿已经够大，希望你们在座各位已经听见。

老楼书中许多篇章，都是当年经我手编发在“文化广场”上的，有些篇目甚至是我约他写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他主动写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在无人正式安排任务、没有明确考核督促的情况下，老楼凭借自己的人文情怀、敬业精神和广阔的人脉资源，主动地、经常地、大量地为深圳读者传递了无数上海文化名家、文化事件和文化活动的消息。因为实在太多，恕我不再一一举例。我只是想说，作为一名记者，老楼几十年来独当一面，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上海多次重大采访任务，值得赞叹。作为文化记者，他靠自己的努力与勤奋，已经修炼成了独门绝技，晋升到了很高段位，远非今天那些喜欢道听途说、浅尝辄止的从业人员可比，值得小记小编们好好学习。作为深圳住上海的记者，老楼凭借“楼家制造”的图片文字，连接起了两座城市。有很多闯深圳的人，几年之后，选择奔赴上海创业或者安居，这其中一定也有老楼的功劳，因为他给深圳传递了一个人文气氛浓郁的上海，一个名家繁星满天的上海，一个生活着许多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文化人的上海，一个重品质、领风尚、出好书、办大事的上海。

作为一个退休的深圳驻上海的资深记者，老楼从没有停下他踏访上海的脚步和去粗存精的镜头。年龄渐大，视力减弱，他却坚决选择始终和上海的文化心脏一起跳动，始终和文化星辰同呼吸，始终奔忙在各类文化现场，这是尤其值得我们学习的。

澎湃等媒体都及时报道了老楼去世的消息，大家不约而同地称他为“文化记者”，他的文化报道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他并非是专职文化记者，作为深圳商报驻上海记者，他当年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是报道上海股市动向，传递浦东开发区最新消息，追踪沪深合作新领域新成就等等。翻检1990年代的深圳商报，他发自上海的各类消息几乎无日无之，其中大量的都是证券股市报道。他首先是一位称职的财经记者。他甚至曾经以工人代表身份参加过1970年代的上海写作组，和前几天去世的朱永嘉算是曾经在一个机构工作过，其所在组别好像是“财贸组”或“经济组”。老楼最后以“文化记者”而为世人称道，足见他在职业生涯后期，完成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在财经越来越受宠、经济日益成为显学的2000年代，他反其道而行之，主动把自己转型成了文化记者。上海文学、演艺、学术、影视、艺术各界，从此不仅是他的“新闻场”，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我第一次编发他的稿子，是在1996年。那年9月，首届上海书市开幕，老楼给“文化广场”写了一篇《筑造文化起飞的平台——上海书市札记》。这篇稿子，同时拉开了老楼后二十年上海文化报道的序幕。如今赫赫有名的“上海书展”，就是从“上海书市”发展而来。

老楼写道：八月的上海，酷暑难熬。但2022年上海的读书人却翘首以盼八月的到来，因为上海书市要在八月举行。尽管有127家国营新华书店遍布浦江两岸，尽管卖书成了商厦、超市、便利店以至弄堂口小贩热衷的经营项目，尽管每年有“文汇书展”等大大小小的书展，但500家出版社提供的10万余种图书、6400平方米的展厅、50项配套的文化活动……仍然大大地吊足了这个城市的读书人的胃口，甚至成为他们向外省人炫耀的资本。书市盛况果然大大出乎主办者的意料之外。８月９日上午在上海展览中心东厅的开幕式还未结束，广场外就聚集起上千读者，书市负责人一边高喊“好兆头！好兆头！”一边赶紧吩咐打开大门。欢呼雀跃的读者顷刻间占据了16个分馆。10日上午更排起了近千人的长队。1元钱1张的入场券被“黄牛”炒到了5元。最多一天的读者流量达到4.3万人次。记者数次挤进书市，闷热的空气令人头晕，无论是读者还是营业员个个汗流浃背，累得都不想说一句多余的话。但就是在如此不尽如人意的环境之中，十天内的销售额竟达1100万元，个人购书竟占到了总销售额的８７％。……从电脑统计评出的十大畅销书排行榜看，《留学美国》、《97香港回归风云》、《文化大革命史》、《中国的崛起》等是因其题材为读者所关注，《当代名作家寄语青年丛书》等是因有作家现场签名促销。其他图书的销售，则未出现预料中的火爆场面……

1996年9月，深圳罗湖书城尚未建成，第七届全国书市深圳举办的盛况要到11月份才能横空出世，“深圳读书月”更是还要到四年后才举行第一届，然而，老楼已经开始向我们传递上海书市火爆的消息了。记得当年编稿至此，心中无限向往上海书市：一张入场券都能涨价5倍，那得热闹到什么程度？

老楼帮“文化广场”写稿最多，这其中最让我感动的，则是连续多年对巴金先生的报道。2009年年底我离开深圳商报时，编发他的最后一篇稿子还是和巴金先生有关。这是一个长长的故事，容我有时间再专门讲述。

老楼不胜酒力，但每次我到上海，他总要张罗一次饭局，找人和我一起喝酒聊天。有一年我带晶报团队去上海观摩世博会，他在一家酒店的大堂吧陪我们喝啤酒，聊大天几乎到天亮，把人家酒吧的啤酒都喝光了。作为旁观者，老楼犹自不甘心，一直问服务员我们怎么可能会把酒吧的酒喝完。说来那也是我叱咤酒坛年代的事了。2018年8月，老楼请我在新锦江附近一家上海菜馆和几位老同事聚会，我说我已经戒酒，他大惑不解，吃一会儿饭就嘟囔一句：真的戒了吗？为什么要戒呢？戒了有什么意思呢？戒了酒大侠还是大侠吗？

唉！俱往矣。老楼，另一个世界想必也有很多文化活动需要报道吧。您继续忙吧！反正您报道过的许多文化大家早已都在那边了，巴金、草婴、柯灵、施蛰存、邓云乡、王元化、束纫秋、黄宗英……，您去了，大家一定少几分寂寞。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深圳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编辑委员会副总编辑，兼《晶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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