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9日，记者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获悉，十余年来的汉唐漕渠与昆明池考古，作为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汉唐时期水利工程考古，清晰而明确地揭示出汉唐时期国家水利工程的宏伟面貌。

2012年起对昆明池遗址

进行考古勘探

漕渠是汉武帝为解决首都长安粮食问题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凿的运河，到隋唐时继续得到维护和使用。昆明池是汉武帝为训练水军在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两次开凿的人工池沼，建成后在训练水军之余，还成为了汉长安城的重要水源和上林苑内最重要的园林景观，直到唐祚东移才逐渐变为农田。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其渠自昆明池，南傍山原，东至于河”，昆明池开凿后与漕渠相连，共同组成了庞大的水网。

上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开展丰镐遗址考古曾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基本范围。200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对昆明池开展了新的勘探，进一步确定了昆明池范围、进出水口及周围遗存。两次考古在昆明池池岸位置、池形等的认识上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进出水口的位置上均与文献记载不同，且均未发现漕渠，因此学界对两次考古的认识一直持不同意见。

2012年秋至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配合陕西省斗门水库项目建设的过程中，先后对项目涉及的汉唐昆明池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从2019年开始先后对六个关键节点展开重点发掘，获得了以汉唐漕渠、昆明池等水利工程为中心的一系列重要认知。

确定汉唐漕渠与昆明池进水区等

经考古确定，漕渠、昆明池的供水，均来自一条从秦岭石砭峪而下后在香积寺西折到西甘河村西再北流至石匣口村的人工河。在石匣口村西侧，形成一较大面积的“进水区”，通过“鱼嘴”进行流量、流速控制，在其东侧分布数个取水口，将来水注入漕渠、昆明池，而多余之水则继续向北，通过位于昆明池池岸西侧的沟渠排入沣河。

2020-2022年在石匣口村西侧的进一步考古勘探表明，在该区域由南向北至少分布有3个不同的漕渠取水口，其分布规律与历代郑国渠渠口的变迁相似，是汉唐漕渠长期在此取水、维护的见证。

经勘探、发掘确定，昆明池的北岸位于今丰镐村南高地，早期昆明池的面积约14.2平方公里，唐代中后期扩修达约15.4平方公里；昆明池的一周池岸海拔均在401米左右；池内未发现岛屿，池最深不超过3.3米；昆明池的进水口仅有一个，位于石匣口村西侧，其位置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

2012-2023年开展的汉唐漕渠、昆明池考古勘探与发掘，从考古学上确定了攸关汉唐都城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的漕渠渠首及部分渠线，确定了汉唐昆明池的池岸线和进、出水口，发现了与文献记载一致的漕渠与昆明池间的沟渠联系，表明之前多数学者的研究无误。

滈水为周人“南水北调”的重要工程

2012年在昆明池考古勘探时，在昆明池池底发现一条位于镐京遗址东、南侧的西南——东北向沟渠，勘探长约4200米以上。

2015年、2021-2022年勘探、发掘资料表明，该沟渠在镐京南侧向南继续延伸，与之前勘探确定的汉唐漕渠、昆明池的取水河相连，表明该条沟渠与漕渠、昆明池进水河本为一条人工沟渠，其开凿于周代，到汉武帝时，先是漕渠从该沟渠开口取水，到昆明池开凿后，从昆明池取水口开始直至镐池段的沟渠均沦入昆明池池底。据文献记载，该沟渠应是营建镐京后，在镐京东、南侧开凿的滈水（镐水），是周人“南水北调”解决镐京用水的重要工程。

滈水的发现和确定，是长安地区历史地理的重要发现。滈水及周都镐京东界、南界的确定则是周代水利与都城考古的重要发现。

来源：西安晚报丨编辑：答案 宽宽丨校对：张立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供图 | 审核：马悦丨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编：杨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