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济南中山公园南门西侧，即经四路基督教自立会礼拜堂对面有座别墅式的洋楼，地上两层，局部三层，楼顶为红瓦坡屋面，阁楼上开有弧形老虎窗。在洋楼林立的商埠，尤其在对面高耸的基督教堂的比对下，这幢小楼虽不显眼却也玲珑精巧。可1928年5月3日，在这座一度成为国民政府战地委员会驻山东外交公署的小楼里，却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惨绝人寰的杀戮。

一

　　1928年4月底，蒋介石任总司令的北伐军逼近济南，张宗昌、孙传芳部全线动摇。日本田中内阁借口保护山东日侨，出兵干涉，由本土调集军队分别从天津、青岛登陆，沿津浦和胶济铁路逼侵济南，随即在商埠一带自行部署所谓警戒线，以纬四路为中心线，将经一路、纬三路之间划为东警备区，将经二路、经六路和纬六路、纬十路之间划为西警备区，在各交叉路口堆积沙包，设置路障，构筑掩体，不许中国军民进入，士兵进入临战状态。与此同时，北伐军也迅速从东南西三面开进济南郊区。济南日军警备司令斋藤公然宣称，南北两军（分别指北伐军和张宗昌部）任何一方闯入警戒线一律解除武装。4月30日午夜，张宗昌仓皇北逃，并炸毁泺口黄河铁路大桥。进入济南的北伐军，除派一小部继续追击张宗昌残部，其余大部兵力分散在郊区、城内、铁路沿线一带。为避免日军挑衅，进入商埠的北伐军也与日军阵地保持距离。5月1日晚，蒋介石从泰安抵达济南，在旧督办公署（珍珠泉大院）设立北伐军济南总部。

　　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部副主任的何思源在1965年的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1928年5月2日晚上，何思源与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蒋作宾、该会外交处主任兼外交部山东特派员蔡公时，及外交部部长黄郛同车抵达济南，除黄郛等人去津浦铁路宾馆居住外，其余人都住在了经四小纬六路的一所小学内。3日清晨，何思源等人去见蒋介石，其他人分头出去行动并找寻其他住所，蔡公时等到交涉公署办公。

蔡公时纪念馆

　　蔡公时（1881—1928），号痴公，江西九江人，十八岁时就与好友成立进步团体“慎所染斋”，明为私塾，讲授儒学，暗中却传播孙中山革命思想。这一组织后被清廷取缔，他被迫东渡日本留学。在日本聆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曾任江西省交通司长等职，后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1918年，他与毕业于香港华仁书院的郭景鸾在厦门结婚。

　　蔡公时先是召集署内职员开会，然后开始办公。这时，几个北伐军的士兵路过公署大门口要到对面基督教堂后的教会医院看病，与巡逻的日军发生冲突，日军开枪造成北伐军士兵一死一伤，其余人都躲进教会医院。日本军人不时向医院开枪，还试图闯进交涉署到楼上寻找射击制高点，被署内人员拒绝。此楼开始被日本兵监视，电话被切断，出去买菜的人也被日本兵拦回，小楼里的人与外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岛”。傍晚6点，北伐军下令撤出商埠，但交涉署由于通讯联系中断没有接到通知，楼内18人饿着肚子坚持办公到晚上9点后才休息。

　　可没过多久，门外响起急促的砸门声惊醒了刚刚入睡的人们，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破门而入，硬说交涉署门口有两个被杀的日本士兵是署内人所为，要求交出凶手，并要强行搜查。精通日语的蔡公时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说明署内都是外交官，当然没有所谓凶手。日军非但不听解释，还将蔡公时打翻在地，并将所有人捆绑起来肆意毒打，用刺刀在他们头部乱砍乱削，顿时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蔡公时愤怒高喊，并大声呵斥，气急败坏的日本兵残忍地割下其耳、鼻、舌，并挖去其眼睛。最后日军将18人分批拖到楼外，除勤务兵张汉儒剪断绳索侥幸逃脱外，其余17人均惨遭杀害。

　　5月5日，得寸进尺的日军不顾蒋介石的妥协退让，又增兵扩大了对济南的侵略，并以飞机、大炮对中国军民狂轰滥炸。8日，日军占领了张庄、辛庄的北伐军兵营以及火车站、电报局等重要部门，并向圩子城和内城进攻，东西南北城墙均遭到日军大炮的疯狂袭击。西门内外的顺城街、西城根街的房屋被日军浇上煤油焚烧，街上无数无辜的居民被打死打伤。西门外的东流水街、估衣市街、普利门、郝家巷及北门菜市庄等地都被日军涂炭。9日，日军利用济南城西北角没有圩子城的弱点开始进攻。10日晚，蒋介石下令守军撤离。11日凌晨，北伐军残部全都撤离内城，日军登上了济南的城墙，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占领。据统计，在这次震惊中外的“五三惨案”（也称“济南惨案”）中，有6123名中国人被杀害，1701人受伤。

二

　　1929年5月12日，“五三惨案”发生一年零九天后，日军全部撤出济南。临时安置在泰安的省政府又回到济南。西门外被日军烧毁的顺城街改为五三街，中山公园改称五三公园，并立有蒋介石亲笔题字的“五三纪念碑”。曾经作为交涉公署的这座洋楼属曾任济南商会会长的张叔衡的私产，惨案发生后曾一度作为棉花栈行，1932年成为私立建国中学，由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常委兼省政府委员张苇村任董事长兼校长。

　　同年，校园东北隅临小纬六路处建起一座西洋式的“五三”纪念亭。因校园围墙是通透低矮的铁栅栏，这座高大的圆形石亭从马路上就能看得见。亭子檐口上刻“五月三日”字样，临街一侧的石柱上镌刻着“英烈仰当年夏五，梦魂归夜月更三”的对联，为时任山东最高法院院长吴贞缵题写。时任山东省参议会会长张钺、省政府秘书长张绍棠、省财政厅厅长王向荣等分别题写了亭身上另外三副对联。1937年12月，为保护亭子不被日军毁坏，有人便将其拆散运到马路斜对过的中山公园西南角堆放起来。据济南园林史学专家徐家茂介绍，20世纪60年代初，这些亭子的石头构件被运到大明湖东门的园林基建队院里作为建筑备用材料。20世纪80年代中期筹建植物园（今泉城公园）时，这些构件又被运到那里与其他石材混到了一起准备建园时使用，有几块石柱还被运到了千佛山。徐家茂等人发现这一情况后便向园林局、党史馆筹备处等有关部门反映，这些建筑构件最终得以保护。1998年，在划进趵突泉公园的五三街旧址上复建了“五三亭”，这些石头构件又重新组合在一起，成为那段惨痛历史的见证。只是亭内原有的一块刻有“浩气长存”的石碑没有找到。

三

　　1928年10月，以时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为代表的南洋各界同胞，以山东惨祸筹赈会的名义募捐并委托曾铸造过孙中山铜像的一家德国工厂铸造了蔡公时全身铜像，铜像高2.18米，总重250公斤。铜像完成后，原计划先运到新加坡，再转运到中国。但因我国局势不稳，只好落户陈嘉庚在新加坡的南益树胶厂。日军侵占新加坡时，为保护铜像便将其深埋地下。1945年，新加坡光复，蔡公时铜像终于重见天日。1965年，陈嘉庚的侄子、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原会长陈共存将铜像送至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寄放。2002年9月16日，新加坡媒体首次披露了蔡公时铜像的由来。济南市人民政府得知后，有意把铜像运回济南。2006年4月，蔡公时铜像终于回到祖国。2006年5月3日，“五三惨案”七十八周年纪念日，济南市举行了蔡公时铜像安放和“五三惨案”纪念堂奠基仪式。2006年10月底，“五三惨案”纪念堂主体工程完工。

蔡公时铜像

　　由于当时日军的持续占领，蔡公时等人的忠骨一直不知下落，传说是被日军焚尸灭迹了。1930年6月底，蔡公时夫人郭景鸾和当时侥幸逃生的张汉儒来到济南，在已担任省教育厅厅长的何思源陪同下，寻找烈士遗骨，他们雇人在交涉署院中挖掘，只找到一堆被火烧得无法辨认的尸骨、破衣帽以及山东军用地图等，并将这些遗骨用皮箱收敛，外面用木板加固后交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保存在地下室。“七七事变”日军侵占南京，国民政府撤退时，外交部将皮箱丢弃于地下室。从此再无踪影。

　　蔡公时和郭景鸾生有一女，他殉难时女儿才不满一岁。女儿出生后就患脾疾，肚子肿胀很大，郭景鸾来济南时，顺便把女儿抱来让蔡公时生前好友、精通中医的查尔炽给女儿看病。查尔炽见其病情严重需要长期诊治，身边又无子女，便提出收养的请求。郭景鸾考虑再三，同意让查尔炽抚养。这个女孩取名查学敏。

　　养父母对查学敏的身世守口如瓶，直到他们相继去世。学习过护理专业的查学敏辗转到了北京华北联合大学附属医院工作，后来积极上进的她成了华大校长吴玉璋身边的专职保健员。1970年，她随丈夫先是调到东营，后又调到济南在山东大学校医院工作，直到1987年离休。1992年4月，已80多岁的堂哥查禄百把她叫到北京，将她的身世和盘托出，已经65岁的她才知道自己竟是“外交史上第一人”的后代。后来她还了解到自己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蔡今任，比她大五岁，惨案发生后，母亲带着哥哥去了重庆，被宋美龄安排到遗族学校读书，后去了台湾。后来她与哥哥取得联系，并参照哥哥的名字给自己取了新的名字叫蔡今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公时殉难的这幢楼房长期作为山东省地震局的职工宿舍楼。2012年5月3日，这里建成蔡公时纪念馆暨济南开埠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

　　1999年8月19日，济南市人民政府颁布150号令，从2000年起，每年的5月3日上午10时至10时30分，都要拉响防空警报，以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牛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