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诗词观（连载一）

——读书札记‍

梅  岱

2021年，用了大半年时间读完九卷本《毛泽东年谱》。

《年谱》中有许多涉及毛泽东读诗、吟诗、论诗的内容，摘录在读书笔记中，竟有二百多条、三万余字。

今年以来，对《年谱》读书笔记中有关毛泽东诗论的内容作了认真梳理，又搜集、整理了散见于有关专著、回忆文章中的史料。综合对照起来仔细研读，多有感悟，受益颇深。

毛泽东一生以诗词为伴。诗人臧克家说：“他一生与诗结下不解之缘，虽日理万机，而胸中始终有个诗字在！”毛泽东饱览诗词典籍，写下了许多不朽诗篇，也留下了许多关于诗词的点评、批注、谈话、书信和文稿。

据张贻玖《毛泽东和诗》所载，毛泽东逝世后，他书房里留下了大量生前阅读过的古典文学作品，其中仅他圈画和批注过的，就有诗歌1180首、词378首、曲12首、赋20篇，涉及429位作者。毛泽东还喜欢阅读诗话之类的著作，如《历代诗话》《全唐诗话》等，其中对清代袁枚《随园诗话》的批注圈点最多。这些谈诗论词的历史资料，穿越时空、历久弥新，今天读来仍让我们深有感触和启发。

毛泽东诗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是以政治家的眼光来审视、品评诗人和诗词作品的。格局、视野、胸襟、气度决定了他的诗论往往不是就诗论诗，不是纯美学、纯艺术的评点和解读，而是政治观、大局观、审美观的结合。

毛泽东诗论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自己写诗词，有着丰富的创作经验，也就是我们说的“发言权”。现实中，常常是不写小说的人评论小说，不写诗词的人评论诗词，而毛泽东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论诗说诗，因而他的诗论有着更强的说服力。

可以说，毛泽东的诗论精辟而深邃、丰富而独到，因此构成其自成一体、别具一格的诗词观。学习毛泽东的诗词观，领略蕴含其中的文化立场、文艺思想、文学观点，不仅对中华诗词的当代发展有着重要的方向性意义，而且对当今诗词创作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谈到诗歌的发展，毛泽东一贯主张“以新诗为主体”,“诗嘛，主要应该是新诗”，他特别提倡“年轻人学诗就学作新诗”。

所谓新诗，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白话诗、自由诗。

毛泽东对新诗的发展成就是肯定的。他说，“新诗的成绩不能低估”，“郭老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就打动过许多人”。1938年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应邀参加延安边区印刷厂的工人晚会，诗人柯仲平朗诵他的叙事诗《边区自卫军》，读了一半，怕占用毛泽东太多的时间，便停下问：“要不要继续？”毛泽东一挥手说：“念下去！”毛泽东听完，握着柯仲平的手，高兴地说：“你把工农大众作了诗的主人，对民歌形式进行了吸收、融化，为诗歌大众化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毛泽东特意把诗稿带了回去，并批下八个字：“此稿甚好，赶快发表”，后来评论说：“云南诗人柯仲平真有股犟劲！”

毛泽东虽对新诗的发展给予肯定，但也明确指出其问题，并提出了它的发展方向。1965年，他在关于改诗给陈毅的信中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他多次跟人讲“我不读新诗”，并诙谐地说：“除非给我二百大洋。” 

对于新诗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过剖析，直指新诗的弊处。这里摘其有代表性的三段话：其一，“现在的新诗，太散漫”“不成形”“不引人注意”。其二，“现在的东西中，有许多有一种毛病，不反映民众生活，因此也为民众所不懂”。其三，“新诗于民族情感不甚合腔，且形式无定，不易记，不易诵”。

由此，毛泽东提出一个重大命题，即新诗的出路。他说，格律诗和新诗，都应该在发展中改造。

如何改造呢？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我看中国诗的出路恐怕是两条：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两方面都提倡学习，结果产生一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1957年1月14日，毛泽东同臧克家、袁水拍谈诗时说：“关于诗，有三条：（一）精炼，（二）有韵，（三）一定的整齐，但不是绝对的整齐。要从民间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要编一本现代诗韵，使大家有所遵循。”

精炼、有韵、一定的整齐，这三条当属古典诗词的特点了，新诗发展理应继承这样的传统。而民歌又是产生自民间，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有着最鲜明民族文化基因的艺术。新诗如果真正把二者融合起来，便是中国化的、时代化的、受人民群众欢迎的艺术。

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强调：“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一方面继承优良诗歌传统，包括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革命诗歌的传统；另一方面，要顺应时代要求，以求得新诗的发展。”这实际上提出了新诗改革的重要原则。

毛泽东还谈到，在文艺领域的改革中，“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新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虽然毛泽东关于新诗的见解是零散的，但汇集起来却是系统的。目标、原则、路径，还有时间表，实际上毛泽东已经设计和规划了一张清晰、完整又令人鼓舞的新诗改革发展蓝图。

毛泽东谈话到现在早已超过五十年了，遗憾的是，他提出的新诗改革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构想和期待的新诗形式即“新体诗歌”仍未形成整体气候，有些新诗离形式感越来越远。但愿，会有更多的当代诗人特别是年轻的诗人们，能够从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主张中受到启发和借鉴，并将其付诸实践。

△格律诗“要发展，要改革”“不断地推陈出新”

毛泽东提出“新诗主体论”，是一位政治领袖在科学把握诗词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诗词发展方向的深邃洞悉和理性思考，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他对古典诗词的轻视。党史专家陈晋曾评论说：“作为懂得艺术规律的政治领袖，他有时候很注意在自己的个人爱好和文艺运动的倡导之间，划出一条适当的线来。”

1956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躺在藤椅上仰望天空，随口吟道：“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他同工作人员说，“这位作者死了一千一百多年。有人说这是‘旧诗’，可直到今夜，我还感受到此诗的新意。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把从外国引进的诗，像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叫‘新诗’，其实这都是洋人的、死人的，何‘新’之有？……把格律诗叫‘旧诗’，含有贬义。就我个人兴趣说，我则偏爱格律诗”，“格律诗之所以打不倒，是因为它从《诗经》以来有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至今还有人喜欢”，“格律诗是打不倒的，除非有更好的东西代替它”，“凡是对人民有好处的东西，人民不会打倒它的”。

1958年的一天，毛泽东在同工作人员谈起为什么在给《诗刊》回信中说，发表旧体诗词怕谬种流传、误人子弟？他说，那是针对当代青少年讲的。“旧体诗词有许多讲究，音韵、格律，很不易学，又容易束缚人们的思想，不如新诗那样‘自由’，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

细细品味这些谈话，能够深切感悟到毛泽东对旧体诗词的喜爱。这种喜爱当然不仅仅是“个人兴趣”和“偏爱”，而是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和中国人民精神寄托的高度，来评价旧体诗词的当代价值的。

毛泽东的结论是，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

看到这样的文字，确有振聋发聩、醍醐灌顶之感。

是啊，“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诗词曾经是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一些激进文人全盘否定古诗词，把格律诗词连同八股、骈文、小脚等，视为束缚自由的枷锁和镣铐，提出以形式革命为突破口统统打破。文化虚无主义者们不光要“打倒孔家店”，还要“打倒古诗词”。

历史已经证明，格律诗没被打倒，依然是一棵扎根中华文化沃土中的参天大树，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古风今律，千载传承；旧韵新词，流风于今。任何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只要它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只要受到人民的喜欢，它就有顽强的生命力，就永远不会被“打倒”。

关于格律诗如何发展，毛泽东曾讲过，“要不断地推陈出新”，“我们每个人都在考虑过去和将来、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他说，格律诗的“格”与“律”是历史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则就成了顺口溜。他还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同时，毛泽东也提出格律诗和新诗一样，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造创新，要求格律诗和新诗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毛泽东曾说：“新诗的作者，要学格律诗的含蓄凝炼，哀而不伤、怨而不怒，还有可以兴、观、群、怨。格律诗要学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他还讲过：“中国的旧诗中，有一种拟古体，就是过分的谦虚，自己没有独创的风格，一味模仿别人。”因此，他大力提倡写诗作词也要有独创精神。

传统是要尊重的，遗产是要继承的，但毛泽东的主张是，尊重和继承绝不是模仿和蹈袭前人，而是推陈出新、守正创新、返本开新。

即便在格律上，毛泽东一方面强调要严格遵从，指出“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另一方面又主张形式服从内容，只要诗的意境好，破点格也无妨。昆明大观楼有副180字的长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名士孙髯，毛泽东对此联十分赞赏，称之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楹联丛话》还记载，晚清云贵总督、号称“一代文宗”的阮元看到这副长联，觉得平仄对仗不工，且文采不足，便下功夫作了修改。毛泽东阅后，在改本旁批道：“死对，点金成铁。”

其实，毛泽东自己作诗填词，在格律上也不是一味死究。他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上下阕就不是一韵到底，为此他还曾专门自注：“上下两韵，不可改，只能仍之。”

以上这两个例子可见，在诗词创作上，求正容变、尊古但不泥古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主张。过于机械的求工求正的“死对”，很可能就会“点金成铁”、因词害意。实际上，包括李、杜、苏、辛在内的大家，破格而成的千古名篇也不在少数。

守正，才能赓续传统；创新，才能实现超越。毛泽东曾引述鲁迅的一段话，说“好诗已被唐人写尽，后人要超过唐诗，除非有能翻过如来佛手心的本领”。后来话锋一转，又说：“其实，鲁迅自己就有这个本领。他引杂文入诗，比许多唐人诗更高，更耐人寻味。”

这里需要我们品味的是“引杂文入诗”，这不就是对格律诗的发展、创新、改造吗？毛泽东之所以说鲁迅超过许多唐人，就是肯定鲁迅具有“引杂文入诗”这样的胆识、勇气和成效，这样的独创精神。其实，毛泽东本人的诗词已雄居诗词历史的高峰，“泰山北斗”，就其社会影响力、艺术感染力而言，已经实现了对唐人的超越。

虽然毛泽东多次讲到格律诗难掌握，不提倡青年作古诗词，但他还是常常要求干部们学习古诗词，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学习古诗词。1975年，已是重病在身的毛泽东询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学校开没开诗词曲赋课？芦荻说现在没有书，毛泽东随即说，咱们搞一部吧，选他五百首诗，五百首词，三百首曲，三十篇赋。

毛泽东一生浸润于中华文化、中华诗词。早在1915年，22岁的毛泽东给同学湘生的信中写道：“梁（启超）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可见，那时的毛泽东就已确立了治学理想，确立了“先业词章”的“初心”。

到了晚年，他需要思考和嘱咐的事情很多，但心心念念的竟然还有古诗词的传承和普及，这实在令人动容。给大学生们编一部诗词曲赋选，成了老人家一个未了的心愿。这应当也算他留给后人们的一个“文化交待”吧。

原载《中华诗词》杂志202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