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正名而得行礼”。“名号”作为一种简洁的语言符号进入王朝的政治生活，并进一步使王朝的文化观念和理念得到延续、认同和再生，从而让本不具备稳定性的治理手段制度化、规范化。而北魏时代出现的各种名号，不仅是对自身政治理想的表达与权力关系的宣示，更映射出北魏政权对统治区域内各种力量的整合以及社会对这种整合的反馈，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也起着重要作用。
地域特色名号背后的观念转型
“代”“魏”与“中京”，是代国时代、平城时代、洛阳时代的代表性名号，各自带有浓郁的地域特征。
代国时代的拓跋氏，是中国古代游牧与农耕区域交界地带一支以武力称雄的势力。“代”的国号，来自西晋给予拓跋部首领“代公”“代王”爵号的封授。自猗卢到什翼犍数代经营，代地的立国基础已然粗具，代国也成为十六国时代不可忽略的一股势力。改国号为“魏”以后，平城仍长期享有“代都”之名，作为地域名号的“代”也有着极大的影响。至《魏书》成书时，代国时代进入拓跋统治集团的传主还都被加上“代人”的地域标签，不论其是本就源于拓跋部，还是莫题、燕凤、许谦等入代汉人。
在道武帝击溃后燕取得河北“魏土”以后，拓跋政权成为跨据代魏地域的割据型政权，遂以河北地域之名“魏”为其“大名”。邺城曾为曹魏国都并长期为魏郡郡治，北魏也在此新设含有辅佐之义的“相州”，成为王朝的副中心。虽有数次迁都邺城的动议，但直到迁洛以前都未付诸实践。代都平城为主，邺城为辅的格局延续近百年之久。太武帝将北方各地的割据政权尽数击灭，实现了北方的统一，代—魏双中心的格局也未曾改变。出自“魏土”的河北士人也与“代人”一起，构成了北魏统治集团的核心。从出土材料可见，“代”“魏”国号曾经长期并存，这也是代—魏双中心格局的反映。
随着关中、河西的士人由于政权的覆灭进入平城，数批失意的南方士人降魏，代—魏格局中的河北士人势力也逐渐被稀释。到孝文帝时代，以皇室为核心的“代人”文化素养有了质的提升，而魏土士人也无法再独擅士人领袖之名，代人与魏人之间的区隔渐趋泯灭。孝文帝强调北魏“卜迁中京，垂美无穷”，甚至在可考的数方皇家碑刻中放弃了“太和”年号而迳以“迁中”纪年，恰好反映了“中”对于北魏政权的意义。迁都“天下之中”洛阳的象征意义，正是北魏越过“五胡十六国”时代，走向“规模周汉”的中原王朝的必要条件。
从西晋末年受封“代”国到孝文帝“移构中京”，北魏王朝也在延续发展过程中完成了转型。借用陈寅恪先生的“本位”一词，北魏王朝从“代”到“魏”再到“中京”三个时代，实现了从“代人本位”到“代魏区域本位”再向“中原本位”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北魏政权统治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还有不断扩大的观念转型。北魏统治者所面临的任务，也不仅是维持统治区域的稳定，更有对华夏地区久远而丰富的统治经验的借鉴。
治道变革与文化重构
北魏统治者对华夏文明的接受与重构，是从特定时代的需要出发，有意识地进行取舍并运用于国家治理实践中，具有强烈的目的性。名号这种简洁的符号，恰好成为宣示“治道”与“治术”的极佳工具。北魏一朝的各类名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显现出不同的文化色彩。
北魏早期特别是道武帝时代，道家文化较早进入北魏统治集团，无论是道武帝使用过的“真人”号还是明元帝追尊的“道武”谥号，都具有鲜明的道家特色。“道”字入谥既不见于谥法，历朝也无先例。通过研究几种史料还原的改谥诏书可发现，以“道”为谥的原因是“体得一之玄远，应自然之冲妙”。其典源出《老子》，按王弼的解释是“王所以为主，其主之者一也”。由此可见，“道武”谥号不仅是塑造权威的工具，也是对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总结。道武帝、明元帝时代的治理思想乃是随君所需，各得所用，以华夏“君人南面之术”塑造君主权威、保证君权有序传递也因之成为政治文化之主流，故其时之名号也多侧重于此。
在崔浩和寇谦之的主持下，太武帝使用了从“太平王”到“太平真君”数个名号，后来更以“太平真君”为年号，“亲至道坛，受符箓。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道家之色也。”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道教“天师”号的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寇谦之的“清整道教”与“兼修儒教”，与崔浩“偃武修文”的“太平”理想相合无间，道家的“以师为教”就是崔浩文教理想的实施方式。崔浩与太武帝亦师亦臣的君臣关系，让崔浩能利用寇谦之的新说以“帝师”之身份行文教之理想。然当时之北魏并不具备全面实施“文教”的条件，崔氏终究也避免不了家族覆灭的悲剧。
孝文帝的“正名行礼”，重新议定德运、庙号等各种名号，名义上接续汉晋正统王朝的儒家“礼治”之道，实则开辟了华夏制度与文化融合之新格局。这个时期重新塑造的诸多名号，对道武帝以来形成的“旧事”，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扬弃与整合。孝文帝以强有力的君权推进文化变革，而李冲、王肃等来自河西、江南之士人得与河北旧士族一起，辅佐孝文帝实施儒家“正名行礼”的大业，成就了“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的局面。
“汉化”或者“华夏化”的趋势实际上是五胡十六国政权的共性，最能体现北魏相较于十六国政权之优势者，在于采用之“治道”与“治术”贴合历史发展之需要。北魏一朝改制名号所利用的华夏诸家学说，也具有北魏王朝所独有的特色，熔铸成全新的政治文化。
名号竞争与南北朝的民族融合
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政权不同，北魏政权的发展有一个基本的背景，那便是南北政权长期对峙。北魏政权利用名号进行自我建构时，有两个最重要的参照系统。一是横向的参照系统，即与之相对立的割据政权，主要是东晋南朝，早期也可以包括十六国诸政权。二是纵向的参照系统，即本部族的历史与传统。在南北政权长期互动与竞争的背景下，相较于所谓“拓跋旧制”，横向的参照系统对于代魏政权的影响要大得多。
“代”“魏”“鲜卑”“索头”乃至“索虏”“魏虏”这些名号，在史书中可谓司空见惯。北朝给予南朝的称谓，比如“岛夷”之类，也为学者所熟知。这些名号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晋南朝政权对拓跋魏的称谓，其实是在不断变化的。西晋就出现的“索头”号，实际上就是当时拓跋氏的族称。刘宋时期广泛使用“索虏”号，或者单用“虏”字组成。“索虏”号是以“索头”族称加上“虏”字。“虏”字本非专门针对北方民族政权的称谓，曹魏对吴、蜀即广泛称之为“虏”，强调的其实是政权的敌对性。齐梁则多称北魏“魏虏”，这表明南朝对北魏的称谓已经不再包含拓跋部的族称。在齐梁时代的史料中，用“鲜卑”等名号指称北魏的情况也几乎不再出现。这是南北对峙格局不断变化的结果，也是南北文化交融不断发展的结果。
拓跋氏最初可能只是“带着一个不甚熟习的称号”在华夏的北境繁衍生息，也在与其他部族的交往中发展。随着新的称号被加诸自身，拓跋政权要么接受这种称谓，要么自立新的名号以应对。“魏”国号的确定，史书就明确记载其直接原因是“时司马德宗遣使来朝，太祖将报之，诏有司博议国号。”新名号的使用，无疑会塑造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和其他因素一起，刺激着代魏政权向华夏文化靠拢，从而重新塑造全新的文化观念。北魏统一北方以后，逐渐以“中国”自居而以南朝为僭伪。孝文帝时期，恰逢南齐建立后遣使聘魏，便以齐地在魏而质疑南齐国号的合理性：“南国无复齐土，何故封齐？”与一般印象中的南谓北为“索虏”，北指南为“岛夷”不同，“岛夷”称号晚至《魏书》成书才定型。“岛夷”号所代表的“北朝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观念，也在魏齐禅代之际正式形成。
正是因为与南方政权的交往和竞争，内迁各族人群实现了与华夏社会的深层融合，也推动了华夏认同的强化与国家统一的进程。随着南北政权的相互称谓越来越类似，南北政权的文化认同也越来越接近，南北统一在文化上的障碍也逐渐消失。北魏时代各族人群融入华夏的进程，加速了中华民族“滚雪球”式的向心发展。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汉族核心”的关键一步。
名号在北魏时人的生活中可谓无处不在。名号的每次确定或重塑，往往会成为这个时代政治文化的风向标。北魏政权的名号变迁尤为复杂，在历代政权中也更具典型性，更是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的典型事例。其留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基因湮灭的历史遗迹，在不同的时期都曾经起过各自不同的作用。如果把视角拓展到北魏以外的王朝，探寻名号等各种符号的作用，或许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北魏时代的名号变迁与国家社会转型研究”负责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