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蔡长风1930年参加红军以后的经历，档案已有记载。但他参加红军以前在家乡的经历，特别是父亲15岁至20岁间的革命活动，一直是一个空白。

童少年时代的父亲在外国人开办的吉水县天主堂教会小学和吉安市天主堂教会中学学习8年，1925年参加学潮、1926年参加革命、在当地开展农民运动；1930年3月秘密宣誓加入了共产党。由于历史环境的局限等原因，又因父亲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及能证明父亲1926年参加革命的同志均在清剿“AB团”和红二十军富田事变的内乱中含冤处死，此段史实鲜为人知。

1942年，父亲蔡长风在八路军滨海军区任后勤部长时参加了延安整风，《我1930年参加红军以前的情况》一文系父亲1942年参加整风时所写《自传》的前部。

——蔡玲2023年12月11日于北京

我1930年参加红军以前的情况

蔡长风

一

天主堂的影响

我父亲信奉天主教。我大约九岁，父亲送我到吉安新码头天主堂储修学院读书，十二岁由储修学院保送去北门天主堂学习。这里是吉安天主教区的修道学院，分高、中级两班，在高级班学期满，再视个人的品德、才学，晋升为神父。

蔡长风9-12岁在吉安市新码头天主堂读书（2023年10月22日 蔡玲 摄）

这里不称学员，称修道士。一切费用全由天主堂供给，吃、穿好，生活舒适。四人一桌，三菜一汤，中餐西吃，吃饭不讲话，听圣经。不读孔夫子的书，对外称西文学校，除语文外，有法文、拉丁文、世界语，以拉丁文为主，圣经均系拉丁文。早上弥撒，晚上祷告。这里的教育、生活等，纯系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奴化教育。

蔡长风12岁时被保送至吉安北门天主堂储修学院（中学）学习，图为储修学院校园（2023年10月22日 蔡玲 摄）

好一座偌大洋房，只有神父五六人，全部修道士不到百人。学习是以听讲和自学并重，神父也是教员。神父中仅有一位中国人，是本修道院晋升的，名欧阳儆，吉安人。在他与我们生活谈吐间，经常讲什么东革命、西革命、全球革命的话；讲什么当代的伟人是列宁、孙文、甘地；讲什么孙文是海内伟人，首屈一指；还讲什么俄罗斯的共产党，领导工、农、兵搞暴动，等等。我们听故事一样地听，在脑子里留下有革命、共产党、列宁等的印象。

1925年北伐军的北伐声浪，波及吉安，各学校闹了学潮，直接影响到修道院，冲破了修道士不与外人接触的界限。我们先是早晨睡懒觉，不做弥撒、祈祷，后是不读圣经，有的参加学生的游行。大势所趋，神父也只顾自己念经。这样的景况不到两个月，中级班的修道士大部分各奔前程，我在这时候，决心投笔务农，回家了，可是什么东革命、西革命、共产党的名词，在脑子里留有一个印象。

20世纪20年代的赣江支流吉安新码头旧址，天主堂就建在码头边上（2023年10月22日 蔡玲 摄）

二

在村农民协会、村苏维埃

父亲在我未回家前已去世，家庭贫困，我受母训在家种田，一切从头学起，虽受到不少讽刺、讥笑，下决心把种田的活学好。一年后，改变了看我的笑话的人对我的看法，虽负一身债，总想从勤耕苦累，省吃俭用来改变家庭面貌。谁知万恶的旧社会，地主、豪绅的剥削和压迫，哪能有穷人的翻身啊！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革命军光荣北伐，赣西南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深受影响，尤其山区农村农民，自发地起来闹革命。1925年冬，我们家乡先是听到吉水县城里学生闹风潮，继而听到某地区农民闹事，某某老财主被绑架，某地秘密酝酿办什么农民协会。记得在第二年秋又听见这类消息后，公开场合约有大半年没听见了，背地里交头接耳谈论还是有的。

我们家乡的农民协会，以蔡坊为中心，有璜垅、清塘，上、下源头五个小村联合组织的，唱头的人是蔡克桂、蔡皇炜等人；我参加了农会，因认识几个字，就在村农协任秘书，克桂任农会主席。不到几天，相邻的村子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农会公开了，在祠堂里办公，某某农民协会的牌子高挂，气势磅礴，农民争先恐后加入农会，唯恐自己家不参加农会掉队，被人笑话；出五个或十个铜板，三升米，一斗谷为会员费。一开会就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爆竹声，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声，确有个闹革命的气氛，万象更新的样子。

1927年夏，国民党背叛革命，吉水县县长陈策通缉农会成员，镇压农民运动，我逃到培坑村亲戚家半年。农民运动顿时转入低潮，农民协会解散了，有些会员伤心叹气，有的埋怨，有的退出农民协会了。

1927年，任农会秘书的蔡长风用石灰刷在村口老屋墙上的大标语：“配合红军打到吉安南昌去！″（2023年10月16日 蔡玲 摄）

1928年夏秋间，在值夏市我先后密听到传说，东固地区到了共产党，安福城被红军围攻，永新到了红军，什么地方打了土豪等，地方上惶惶不安；到了秋后，我们周围又传开了要成立农民协会。在秋后，紧接着我们五个小村的农会组织恢复了，还是原来的领导人，我仍为原职。这回的声势更大，革命的劲头儿更足，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贴出来了。就在这个冬天，我们约有八九个青年人，勇气十足办了桩有意思的事，回想起来幼稚有趣。石溪口村距农会约五华里，我们几个青年化了装，持着刀矛，勇敢地于半夜来到该村进行打土豪；行前商量好轰打前门，留开后门有意让地主外跑，唯恐认识了难为情。我们进入家内楼上楼下，翻箱倒柜，各人为寻找自己家的田契、借据和契约，银子不要，衣服不要，稻谷不要。约1小时后全出来了。找到了田契的高兴，没有找到的垂头丧气，骂娘，悔恨自己无用。农会对此还表扬了我们有革命精神，而我们仍是稀里糊涂不知怎样才是真正打土豪，可是有了石溪口村的行动和影响，附近的大小地主、土豪老实多了。

蔡长风手稿（蔡玲 供图）

革命的形势迅速发展，农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中鹄区、白沙区的农会，有的开始暴动，有的公开打土豪，召开农民大会，审判地主、恶霸、豪绅，烧缴田契、债约等。随着形势发展，农民协会改为苏维埃政府，设主席、副主席与什么委员、秘书等。我仍任村苏维埃秘书。先后成立妇女协会、少先队、赤卫队、儿童团。苏维埃政府范围随之扩大，乡与乡合并，中鹄区与水东区合并称水东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形势更高涨了，指名道姓斗地主、土豪，捉拿恶霸、豪绅，打开积谷仓库分稻谷、分浮财。在松背源头召开的全区农民大会上，枪杀了丹村一地主。据说这个时候苏维埃运动的领导，是赣西南特委；特委是谁？住何地办公？因是党的地下秘密组织，一直到我参军还不知道。

自水东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革命形势更高涨，儿童团站岗放哨，赤卫队（军）、少先队出发攻打吉水丁江、乌江的封建会门的红枪会，九次攻打吉安我们参加了五次。

1930年初，军阀唐云山一旅之众，孤军窜犯我们苏区，奸淫掠抢；我们一面动员农会会员跑反，一面参加了在值夏至富滩间配合红军歼灭唐云山旅的战斗，又参加了红军在值夏市召开歼灭唐云山旅的祝捷胜利大会。此后，赣西南形势蓬勃发展，革命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所谓吉安五市防共联防团，在团长罗炳辉同志领导下，在值夏市光荣起义。7月份，红军打开了长沙的消息也听到了，少先队、赤卫军高兴得又唱又跳。8月，红军由湖南回师来到江西，一举攻克了吉安，整个赣西南的革命形势进入了高潮。

蔡长风珍藏的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中央印币厂1931年和1932年印制的债券和钞票（蔡玲 供图）

三

入党

赣西南广大地区的土地革命工作，农村党的组织工作，相继发展；若干负责人开会、讲话，欢迎共产党，拥护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我脑子里虽曾留下有共产党名词印象，始终没有见到共产党。村苏维埃主席蔡克桂是我的叔伯，为人忠诚，家贫如洗，在苏维埃有威信，但好赌博，又要过饭；他和蔡皇炜在平常言谈，宣传共产党好，宣传共产党领导穷人分田分地，劳动人民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翻身，水东区、中鹄区已来到共产党，红军如何英勇善战等。我一开始听而不闻，也不介意，可他们俩与我一接触就谈这些，我有所触动。

1930年3月的一天深夜，蔡克桂、蔡皇炜和其他五人，其中有三人我不认识，来到本村西北角的一个庙里，还有一人在庙门外放哨。先由克桂、皇炜和我简单谈了入党意义和严守秘密等纪律后，举行介绍我入党的仪式。墙上挂着一面见方的红布，画有锤子、镰刀的为党旗；贴在另一张纸上，用红墨写有CCP. CCY字样的为党徽。他们领我恭正地站着，面对红旗，举拳严正宣誓：“严守秘密，服从组织，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六句话，随即他们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党组织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出了庙门，各奔各的方向走了。我自己感到光荣，确又有些紧张；对纸上的几个歪歪扭扭的阿拉伯字的意思实在不懂；党组织是秘密的，我举手宣誓就是共产党员是不容怀疑，对锤头、镰刀也不懂，经我叔叔讲明后，高兴了；我叔叔嘱我要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严守党的组织纪律，忠诚于党的事业，做一个好共产党党员。

吉安北门天主堂曾是红军九打吉安指挥所、红四军军部驻地和北伐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叶剑英）师部驻地。图为2023年10月22日蔡玲在上述旧址留影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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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蔡长风（1910年生，海军少将，国家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获得者，2001年1月去世）

供图：蔡 玲（蔡长风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