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彬（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10期

 关于“王韬”署名考证与问题提出

作为最早投入报界的著名报人之一，王韬早在1854年便在《遐迩贯珍》上投稿，但文章并未署名。1862年王韬避居香港之后，真正投身于报业，为诸多香港报纸撰稿，至19世纪70年代初，香港报刊上也难以发现王韬的姓名，即便少数有署名，也是采用笔名，并非王韬真名。因香港报纸遗失严重，之所以确认为王韬之文，乃对比其书籍与报纸文章后内容一致方得出的结论。由此，本文提出疑问：为何不署名？“王韬”署名是何时又是如何并以何种身份出现的？

笔者搜集史料后发现，《普法战纪》一书正文中最早署名“王韬”，自此书籍作者“王韬”便开始频繁出现。其中，申报馆发挥了重要作用。《申报》在文章连载和告白中大量署名“王韬”，申报馆也数次刊印王韬书籍，并收录在集成的《申报馆丛书》中。值得注意的是，书籍封面上开始出现“王韬”字样。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署名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产生什么影响？申报馆如此举措目的为何？

 报纸署名印刷：《申报》连载《普法战纪》

《普法战纪》正式出版经历了近两年时间。这段时间内，《申报》和香港华文报纸都对该书部分内容进行了连载。早期《申报》与王韬并没有直接联系，仅有的直接接触是《申报》创办前曾派钱昕伯前往香港向王韬学习办报经验。两者主要依靠香港报刊为纽带，《申报》上的《普法战纪》内容便转载自《香港华字日报》，时间长达1年之久。

1872年10月2日至1874年1月23日，《申报》连续刊印《普法战纪》共27期，连载时并不呈现全书内容，而是将完整的长篇内容拆分成连续的章节，按行文顺序刊印。断章部分采用“此稿未完”或“下期续录”等短语，下期采用“续录普法战纪”之类的标题来标注文本的连续性。连载期内，读者可以跟随《申报》定期阅读《普法战纪》，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部分读者求书无果的阅读需求。

《申报》与香港报纸的连载内容并无多大区别，但《申报》连载文章时会特意呈现作者署名。在诸多连载《普法战纪》的报纸中，《申报》是最早署名王韬的内地报纸。然而，报纸署名的做法并非一开始便存在。1872年10月2日，《申报》首次连载《普法战纪》，仅标注内容来源“香港华字日报”，并未署名。10月4日，《申报》发表《续录普法战纪》，文章末尾首次署名作者真实姓名“吴郡黄韬紫诠削订”，虽“王”印成“黄”，但不影响作者与本人对号入座。后连续三期，《申报》统一署名“吴郡王韬紫诠氏削订”，但经过4期署名尝试之后，此后19期都未出现“王韬”的字样。显然，此时报纸署名尚未成熟。

但问题是，《申报》连载文章为何署名？读者来信一般由来稿人自署姓名，署名或匿名与否皆属个人意愿，早期文人大多选择匿名投稿，文本与撰稿者之间难以建立联系，读者一时无法对应到人，对名声并无多大影响。但在《申报》转载《普法战纪》过程中，作者与报馆并未直接联系，难以断定署名是作者的主观意愿。因此，了解署名变化还需厘清印刷商行为之意图。

 报馆、书局与作者：《普法战纪》出版与宣传

1873年香港中华印务总局出版《普法战纪》，该版本正文中署名“南海 张宗良 芝轩 口译”“吴郡 王韬 紫诠 辑撰”。王韬虽然是本书作者，但同样也是香港中华印务总局的合伙人，因此这一署名不能断定是本人主观意图。西式印刷运用早期，印刷商、出版商和作者之间的界限模糊，印刷商与作者身份存在重合，甚至连作者本身的界定也并非清晰分明。

相比模糊变化的作者署名，印刷商早在封面页强调印刷技术。封里印有“同治十二年季岁次癸酉秋七月中华印务总局活字版排印”，这极可能是中华印务总局主打的技术卖点，因为此时书籍印刷仍多采用雕版技术。尽管如此，从封面可以看出，当时的书籍印刷仍带有手抄和雕版时代重视书法（包括篆刻）的痕迹——字重于文或形式高于内容。具体而言，王韬署名仅在书籍内部，而封面上除了书名外，“普法战纪”大字旁仅附上著名篆刻人姓名，“壬申冬徐三庚题”。从位置上看，题字者或篆刻家“徐三庚”相比本书作者“王韬”更为醒目，这与现代书籍印刷排版存在很大区别。显而易见，中华印务总局对书写者（书法家）的重视高于写书者（作者），这一定程度上说明王韬尚且不是本书的最大卖点，尽管该书出版前王韬早早凭借该书手抄本“扶输文囿腾吹艺林已誉流于众口”，有所名气。换言之，王韬此时知名度与徐三庚相比略显逊色。总体来说，由于作者与印刷商身份重合，作者署名意图并不明显。

相较之下，申报馆将王韬作为书籍卖点的商业意图更为明显。除了前文提到的署名连载外，《申报》极力为《普法战纪》宣传。1874年初该书出版后不久，《申报》便不再连载文章内容，转而为《普法战纪》一书造势。《申报》对王韬的正面宣传不绝于纸上，首版显著位置多次发表本报讯，高度赞扬王紫诠文笔，“本馆告白内有香港王紫诠先生新译普法战纪一书寄沪发售此书……钦服其文墨之精、意见之高、有特出之妙”。一旦提到《普法战纪》便注明为“王韬”之作。对王韬如此重视，无外乎两种可能。其一，申报馆希望借王韬之名托售《普法战纪》。于申报馆而言，相比八文一份的《申报》，卖报利润可能不如卖书。按法国历史学家夏蒂埃的理解，翻译家也可被称作作者，但《申报》从始至终仅署王韬之名，说明申报馆的确存在特意宣传王韬的意味。另外，书籍广告不仅鼓吹王紫诠先生所撰这部传世之作《普法战纪》“于两国情形了如指掌”，还附上自家报馆售书渠道“如合意者可至本馆账房购取”。如此看来，申报馆的确意在卖书。同理，其他书坊在《申报》上刊登广告也为推销书籍，申报馆与书局、书坊之间形成完整的合作链，三方互惠互利。

尽管申报馆有意宣传发售《普法战纪》，但从时人薪资情况来看，该书价格相当于底层人士一个月薪水，能负担得起的仅部分特定人群，包括名流雅士。因此此时王韬知名度仍相对有限。

 名士与印刷商：后续书籍出版

申报馆可能有进一步出版王韬书籍的计划，以至于前期大量冠以王韬之名。从申报馆后续书籍出版来看，确实涉及不少王韬作品。

1872年9月，《申报》转载的文章中提到王韬流亡香港后十年，一直“以诗书为生活”。在连载《普法战纪》的同时，《申报》也开始连载《瀛壖杂记》，并署名“吴郡王紫诠广文撰”。显而易见，申报馆在《普法战纪》一书出版前便知道王韬还撰有其他作品。但《瀛壖杂记》署名连载后并没有立即出版发行，直到1875年才出版该书刻本，这可能与当时印刷技术转型有关。而报纸连载《普法战纪》时的署名不免为申报馆后续发行《瀛壖杂记》打下基础。

其间，申报馆率先出版《遁窟谰言》铅字排印本。这是申报馆尊闻阁主人征书后出版的王韬第一部小说。双方早在《申报》创办前就相识，王韬与钱昕伯的翁婿关系为征得书籍印刷许可提供机会。

申报馆于1875年4月17 日出版的《遁窟谰言》不仅正文印有作者署名，封面也署有“天南遁叟王韬著”。此时王韬已有《普法战纪》如此著作出版，且文人们对其评价颇高，皆称王紫诠“先生之才之大无所不有，无所不包”。申报馆在封面页凸显王韬，除印刷技术因素外，不排除申报馆是想借王韬之名销售书籍。《申报》也同步宣传《遁窟谰言》：“本馆又摆印得遁窟谰言一书，系吴下王君紫诠所撰，为近来最新之说部。”一本新书为何仅借由“王韬最新之作”宣传？德国学者梅嘉乐的观点很好解释申报馆如此做法的原因，她认为报纸是对现实行动的反应。报纸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并不是先知先觉，而是对以往实际发生的回应。换言之，署名印刷实际上是申报馆在作者及书籍成名后主动采取的行为变化，这足以说明王韬已成为知名作者。申报馆选中著述颇丰的王韬作为长期合作伙伴，并在封面冠以王韬之名，旨在借王韬已有名气为后续书籍出版再添一把火。

除了有形宣传之外，文人之间无形的交往网络也成为书籍的传播媒介。申报馆借此网络托售书籍、为书籍赠序题跋，《申报》主笔钱昕伯和蔡尔康等人就曾先后为《遁窟谰言》《瓮牖余谈》等书作序题跋。借助商业和社会关系网络运作，以及更为低廉的书籍价格，申报馆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读者群，也使王韬名气更为大增。

从实际效果上来看，申报馆利用知名作者为新书宣传的做法确实赢得了读者。《申报》连续发布《本馆告白》，指明《遁窟谰言》出版后大量读者因早早听闻“王紫诠”之名“争以先睹是书为快”，其畅销程度在《瓮牖余谈》出售广告中连带提到，“所排印之遁窟谰言几已脍炙人口，几于传遍艺林头若兹之”。由此，王韬在报界更加显声扬名，这不得不归功于申报馆的商业出版运作。

在后续新书宣传中，申报馆一贯采用捆绑宣传的做法。借助《遁窟谰言》和王韬的余热，《申报》继续宣传报馆出版的新书并打造王韬的人设：“《瓮牖余谈》系吴郡王紫诠先生所撰，先生天才照耀，著作等身，久为海内名流所倾慕”，还标榜《瀛壖杂志》可作为上海旅居者的必要参考用书，称“身历作客眷申浦上者诚不可无是书”，为新书的不胫而走继续添砖加瓦。可见，《申报》呈现出来的王韬不仅仅是一名文笔非凡的作家，更是通了大千世界的全才。申报馆如此做法的底层逻辑实际可以归结于盈利诉求，以期借助王韬之名气，顺势促成后续书籍畅销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至19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印刷术本土化和报馆影响力的提升，署名形式也发生变化。1882年王韬回沪期间，刊于《申报》上的诗文多署笔名加真实姓名的形式，如“天南遁叟王韬”。之后《申报》上也不乏王韬署以笔名的来稿。但不同以往，“天南遁叟”等笔名此时已成为与“王韬”一样众所周知的姓名符号，相同的名字，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意义。

1872年至1889年间，申报馆刊印出售的190余种书籍中，以王韬作品居多，这段时期书籍广告照旧见刊于《申报》之上。但相比《普法战纪》，申报馆刊印的书籍封面上不再署篆刻人姓名，而是作者的真实姓名——“王韬”。

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署名作者并非一定是文本的创作者，有学者便指出“王韬不止一次修改他人作品冠以自己名字发表赚取稿酬”。不可否认王韬的历史贡献，但申报馆宣传《普法战纪》等书时仅署名王韬的做法也同属这一戏码。究其原因，法国语言学家罗兰·巴特从作者与文本的关系层面解释，印刷时代的作者跟文本几乎同时诞生，很难断定先于或超于文本写作。即是说，印刷时代，作者完成写作环节后，在印刷商的运作下，书籍出版发表时被冠以他人姓名并非难事，如此作者与作品之间便出现了不完全匹配的情况。从申报馆的作者署名来看，这是商业出版运作和知识经济萌芽并逐渐成熟之结果。

 结  语

英国文学批评家艾略特认为作者是读者对作品最便捷的传播和交流方式。由于署名具有标记的功能，署有真实姓名的方式方便文本与撰稿人形成一一对应的固定关系，加深读者对文本和作者的认知。而作者不仅是单一的姓名，还是具有统筹性的集合。《申报》署名连载与申报馆署名书籍的出版将王韬公之于众，扩大了王韬的知名度。申报馆署名印刷和书籍出版等一系列操作，展现了中国早期报馆商业运作的复杂性，也揭示了王韬成名背后的媒介因素。

本文认为，申报馆区别于其他单一性质的报馆、出版商，属于综合性一体化的媒介。书籍大量印刷出版后，策划和宣传逐渐成为商业出版的需求，封面署名——将作者放在重要位置——属于一种商业运作。作者姓名这一符号随后也逐渐脱离作品，取得书籍生意的特许权（非法律上的所有权）——永久性，为早期报人提供了生存和成名的条件。申报馆在复杂的程序中组织起纵横交错的人际交往网络、信息传播网络和生意网络，为自身生存发展提供多种路径，成为中国印刷出版综合业务市场化的早期代表。

除此之外，在整个书籍印刷出版过程中，申报馆还强调了印刷商对于原著的重视以及对盗版的排斥。作者署名和备注印刷出版商等做法表明，申报馆已经开始尝试早期的实践来对付盗版印刷。本文重谈作者和报馆（印刷出版商）的重要性，提供一种研究媒介史的新路径，对于申报馆署名印刷的讨论，也有助于中国早期版权保护实践的研究。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朱彬.以王韬之名 ：申报馆印刷出版的生意经[J].青年记者,2023(10):12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