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树上结樱桃》是意外收获

张英：生活场景的变化与你的写作有很大关系。如果在河南，会不会写《石榴树上结樱桃》。

李洱：如果我在河南，可能不会写《石榴树上结樱桃》。离开了河南，我才可以去写河南。如果一直待在高校，也可能不会写《应物兄》。

张英：从《导师死了》到《午后的诗学》，你的兴趣就是盯着知识分子，盯着人的精神处境和生活状态走。《石榴树上结樱桃》是唯一的意外，一个故事很好看、很现实、很结实的乡土小说。

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是意外收获。重要原因是遇到了“非典”。

2003年在“非典”最厉害的时候，我爱人刚好毕业，正在找工作，不能回河南。我就来到了北京，在音乐学院附近租房子住了下来。

有一天，突然发烧了，我就自我隔离，去了香山脚下的闵庄路，有个朋友，叫李东亮，在那有个房子，还带着小院。旁边就是农田，还有樱桃园。我出来得急，没带一本书，只带了电脑，电视也没信号，只好坐下来写小说，每天能写4000字。

写累了，就去院墙外面吃羊肉串。屋子里放着几箱赖茅，我的晚餐就是羊肉串、烧饼、赖茅。

张英：喝酒影响写作吗？

李洱：那是我写得最快的小说。有一天，程永新打来电话，你是不是正在写一部小说？写多少字了？我说写了七八万字了。他问，写的是什么？我说，跟以前的不一样，是写计划生育的。他说，那就寄给我看看。我说还没写完，准备写十来万字。他说，写那么长干什么，赶快结束，发给我看看。

我就快马加鞭结了尾，寄去了，题目是临时起的，叫《龙凤呈祥》，有八九万字。寄走后，我又作了补充，变成了一部长篇，题目改成了《石榴树上结樱桃》。

张英：确实是意外。

李洱：感到意外的，还有批评家们，李洱也可以写这种小说？

张英：跟你以前的小说不一样，没有知识分子的味道。

李洱：也有人说，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小说，虽然写的是乡村。这个说法有道理，所以，我没有什么情绪。鲁迅的《故乡》，你肯定不能认为是乡村小说，对吧？

张英：出书的版本，比《收获》杂志刊登的版本要长。第一版是江苏文艺社出版的，后来又跑到了别的出版社。

李洱：出书前，我又扩写了，使它变得更为完整。有一天，我正要寄到出版社，突然接到毕飞宇的电话。毕飞宇说，你必须给黄小初。我问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因为黄小初是我的朋友。我在邮局临时买了信封，改了地址，寄给了黄小初。寄走后，收到了黄小初寄来的合同。他说，你在空白处签个名即可。朋友的朋友也是朋友，我懒得看，直接签了名。之后收到了样书，想再买些书，可无论如何也买不到，书店根本没有。

不久，有家出版社想出版，问我能不能和江苏文艺社提前解除合同。我就给黄小初打了电话。黄小初很爽快，说，朋友嘛，好说。我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合同，一看傻眼了，是空白合同，没签年限，没签印数，没签版税。后来我才知道市面上为何看不到这本书。黄小初出于好意，把书交给了一个书商，想二渠道发行得更多，别让李洱吃亏。结果书商把书全堆到仓库，根本没发。

张英：《石榴树上结樱桃》打开了你的另外一条路，拓宽了你的写作疆域。很可惜，这条路没见你继续走，后面还有规划吗？

李洱：我想过，也做了很多笔记，打算写跟新农村建设有关的小说。后来看到攀登计划，新农村有很多人在写，就放下了。没必要在一条道上挤来挤去。

张英：对新农村建设在文学上的呈现，你有什么考虑？

李洱：我做过很多考察，包括去村子做研究。走出村的，留守的，钉子户，上访户，还有农村所说的绝户头——这是极有意味的词，做了一些探访。有些故事很精彩，但我还需要再沉淀。总得比《石榴树上结樱桃》好吧？如果写不好，就趁早拉倒。

我最近去了一个村子，有个女孩在村里做事，她原来在联合国搞缉毒，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她把城市的家产都处理了，就为了到村里做事。我知道她会遇到麻烦的。跟村长聊天时，我说，没有见到利，一切万事大吉，传统美德、乡村伦理，真是美如画。见到一分利，一切分崩离析。狗咬狗一嘴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什么都涌出来了。

张英：你准备写什么？

李洱：有好长时间，我总同时被另外的故事吸引。

张英：什么样的故事？

李洱：我想写一部既是现实的又是非现实的，既是大地的又是洞穴的，既是现在的又是考古的，既是乐山的又是乐水的小说。像思想小说，但又有很强的故事性。

张英：你对这部小说很感兴趣？

李洱：它不是小说。当然，也可看成小说，它同时也是歌剧，是诗剧，是音乐剧，是滑稽戏。写大地上的围海造田，也写伟大女性引领我们升天。没错，它是《浮士德》。

有难度、有挑战的写作

张英：怎么看待写作的快和慢？一部小说在写之前，你会做哪些准备？

李洱：我写长篇小说会做准备，写中短篇小说不会做太多准备。写长篇小说，我会做一些笔记，记住一些重要的细节。大致列一下人物关系，但不会太详细。我写小说没有提纲。我不愿意想得很清楚再写。想得很清楚，写时会失去快感。在写作的过程中，各种意料不到的细节，会跟你原来的设定产生冲突。

张英：很多作家家里，墙上都挂着小黑板和小说的故事结构和人物线路图。

李洱：我的习惯很不好，会导致写几章之后废掉，我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事先有一个详细的提纲，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张英：你在训练自己的控制力。

李洱：我脑子里大致有结构，但没写出来。已有改变，写《应物兄》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尽管仍不会列提纲。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张英：格非有详细的提纲吧？

李洱：他对小说更严格，会列提纲。我想这样做，但又无法忍受提纲的控制。

张英：说说《应物兄》，你写了13年。有难度、有挑战的写作，写这部小说，你肯定遇到了空前的难度。很多人都知道，《收获》在等你的这部小说。江湖传说，你写了200万字，最后删成了80多万字。

李洱：有段时间，我躲在涿州修改小说。黄德海跑来，说程永新让他问问写得怎么样了，何时交稿。我很惭愧，《收获》预支的稿酬，我已花完。

为了让他放心，我打开电脑让他看，我已修改到170多万字。黄德海说，你必须在几月几日前，把小说交给永新老师，否则我无法交差。

过了段时间，我在北大开会，黄德海也在，他说，你必须在下周四前交稿。我说，太长了，先交上半部吧。他打了一会电话后对我说，我刚刚给永新老师讲了，下周四你先交一半，周四那天他会在电脑前等着。两个月后，终于把下半部整理出来了。

完稿后，我坐在那，趴在桌上，突然哭了，哭得止不住。有一天，我在文学馆办公室，想写一篇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樊晓哲找我有事，刚好看到我在写后记，她站到我身后，看了看，念出了声。突然间，我又控制不住，泪流满面。13年过去了，我总算完成心愿，写出了最想写的小说。

张英：逼着你把《应物兄》收尾了。

李洱：说起来我都有负罪感了。程永新来北京，我先请他喝酒，然后说，放心，快了快了。有一天，他跟张者打电话说，去看一下李洱在干什么，是不是在写小说。张者说，他刚才在种菜，一提醒，马上回去修改稿子了。

在黄德海之前，他也派副主编钟红明来过。钟红明说，什么时候交稿，程永新已经不高兴了。不交稿，不吃你的饭。我生拉硬拽，才把她拉到食堂。他派黄德海来，是因为黄德海做过现代文学馆的客座研究员，文学馆与他就职的《上海文化》有过多次合作，还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是理想的信使。

张英：程永新是用稿不疑，疑稿不用啊。

李洱：遇到这样的编辑，是作者之幸。所以，我多次说过，文学史是作家、批评家、编辑家三驾马车相互作用的结果。还有读者。

张英：《应物兄》前后出场不下70位人物，以三代学院知识分子为主体，遍布政、商、学、媒体、市井和江湖，展现知识界与历史、与当下、与利益的各种复杂关系，是一幅当代知识者的浮世绘。

李洱：《应物兄》的写作难度，要远远大于《花腔》。倒不在于多写一个人，少写一个人，关键问题是你如何认识现实，如何处理现实，而且正在眼前发生。

张英：对你来说，写作一直是有难度、有挑战的，你的乐趣在哪？

李洱：总想写出别人没写过的，结构、故事、人物或主要手法，别人要没用过的。那是写作的乐趣，否则，会失去写作的动力。

张英：《应物兄》跟《论语》的结构有某种关系吧？

李洱：写《应物兄》，我确实受《论语》的影响比较大。《论语》可以用言谈来塑造孔子、孔门，《应物兄》为什么不能呢？《应物兄》围绕着知、言、行三者的关系展开，其中言谈占了很大篇幅。中国小说，一般写的是“行”，较少涉及“知”和“言”。在这方面，我自认为做了一些探索。我这样做，也包含着我的期许，就是知、言、行三者的统一。要做到，何其难。正因如此，才需要去探究，为什么会这么难？这对我们的文化、对知识分子的命运、对每个人、对孩子，都有什么影响？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它别那么难？

张英：你提到，应物兄正是感受到这种“难”而学会了说话的技巧。

李洱：这是理解应物兄这个人物的关键。应物兄熟练地掌握了一套腹语术。中国知识分子，当然不仅是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掌握了这套腹语术。它是知识的标签，是悲剧的因与果，是命运的罪与罚。但同时也是良知的酵母，希望的源泉。

来源：《作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