誉满神州的剑南烧春

刘 菲

坐落于绵竹城区棋盘街的天益老号，是一处始于南齐时期的古老酿酒作坊，被誉为“传统酿酒工艺的活文物，其地下窖池及纪年砖的出土，揭开了绵竹酿酒历史的神秘面纱。

由南北朝到盛唐，绵竹酿酒技术经过130年飞跃发展，配制出了誉满神州的“剑南烧春”。唐代名酒品牌以四川居多，其中以“剑南烧春”最为有名。平定“安史之乱”的唐德宗李适、有“酒仙”之称的李白、宋朝大文豪苏轼，都曾是剑南烧春的“粉丝”。在唐大历14年前，剑南道每年都要向唐宫进贡10斛剑南烧春酒。

作为唐代宫廷御酒，剑南春记载于《唐国史补》（剑南春集团 供图）

登堂入国册 唯有剑南烧春

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有过3个盛世，分别是汉、唐、清，在这3个朝代，伟大的中华民族屡屡创造政治、军事、文化、艺术的巅峰，为后世留下数不尽的历史瑰宝。从历史中走来，剑南烧春不曾错过每一个盛世，它溢满了中华盛世的芬芳。

绵竹自古以来就以盛产美酒闻名。在金土村的一次考古发现中，东汉时期的酿酒画像砖（残石）给专家们带来惊喜，这说明，在东汉时期，绵竹地区已有了相对完善的酿酒工艺体系，而同样在金土村出土的铜罍、提梁壶等精美酒器，则将绵竹的酿酒历史向前推至战国时期。

剑南烧春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就始于唐朝，而且还被指定为宫廷御酒。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了“剑南道烧春”之名。当时的中书舍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闻名全国的13种美酒，他写道：“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唐时绵竹隶属于剑南道，“烧”是指“烧酒”即蒸馏酒，“春”是原指酒后发热的感受，唐人引之为酒的雅称，因此“剑南之烧春”指的就是绵竹出产的美酒。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剑南烧春”被定为皇室专享的贡酒，记于《德宗本纪》。相传，唐代“诗仙”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痛饮美酒，留下“解貂赎酒，价重洛阳”的佳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个时代，国力昌盛，百姓和乐，文化灿烂，艺术繁荣，盛世唐朝是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文化表征，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光荣。

朝代的更迭并未使酒业的发展因此而中断，唐由盛而衰，宋易都南迁，元战乱频频，明人口衰减，但只要浓香美酒根基尚在，总有重塑辉煌的一日。

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三个盛世——康雍乾盛世总共延续了一百多年，剑南烧春也借盛世东风，迎来自身的发展良机。朱、杨、白、赵等较大规模酿酒作坊出现，传统酿造技艺得到进一步提升，“味醇厚，色洁白，状若清露”的特征甚至留在《绵竹县志》中，而当地的经济也因此被带动，绵竹也因此出现了“山程水陆货争呼，坐贾行商日夜图。济济直如绵竹茂，芳名不愧小成都”的繁荣景象。

剑南春“天益老号”作坊内部（剑南春集团 供图）

诗词中留影 陶醉文坛才子

如果说盛唐气象给“御酒”剑南烧春披上了华丽的外衣，那么自唐朝以来文人墨客与剑南烧春的交集，则赋予这古老的名酒丰满的性格。

唐朝大诗人李白的名篇《将进酒》写道：“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寥寥数语，李白将自己嗜酒、豪迈、轻金重义的个性与胸襟表达得淋漓尽致。事实上，“以千金裘换美酒”不只是一句诗，它真实地发生在李白身上。当年，他途径绵竹时，被剑南烧春的酒香吸引，不喝不甘，可偏偏当时身无分文，于是便脱下身上的皮袄换了酒来喝个痛快，从此留下“士解金貂”、“解貂赎酒”的佳话。

如果说换酒的故事把李白的个性注入到剑南烧春的基因中，那么，到了宋朝，大文豪苏轼则为剑南烧春注入了才情的华彩。在苏轼的年代里，绵竹地区的酒有了新的名字——鹅黄蜜酒，这一得名缘于当地酿酒技艺的发展，道士杨世昌正是此中高手。杨世昌久慕苏轼盛名，在北宋元丰三年的一日，他携亲酿蜜酒拜访苏轼，二人一见如故，在夜色中泛舟赤壁，把酒论道，尽兴而归。回到寓所，苏轼文思如泉涌，挥笔写下《赤壁赋》，这一名篇从此流传千古，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至今仍是中学课本中的重要篇目。此外，苏轼还专门写下“三日开瓮香满域”“甘露微浊醍醐清”等诗句来为鹅黄蜜酒“点赞”，让他的诗句与享誉神州的名酒浓香一道流传于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刘 菲（绵竹市新闻中心）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