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学的兴盛------阴阳五行学说的合流和盛行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星象观测的进步,对日月五星的认识和研究已相当深人。此外关于二十八宿和十二次的体系也更趋成熟的完善,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星象学家,留传给后世几部星象学专著。加上阴阳五行学说的合流和盛行,星象学在这一时期呈现了兴盛局面。其成就和内容大都经由汉代学者的整理和传习而被保留下来,并对汉代星象学及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代星象学十分重视五大行星的活动,当时天文机构和星象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五大行星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计算它们的行度,以此来判定五大行星与其他星宿及日月的影响关系,最终以预测人间的事变。春秋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盛行,五大行星的命名就与此相关。把五行与五大行星联系起来,认为五星即五行之精,其相互之间及与日月(阴阳的代表)之间的关系,就是五行与阴阳的关系。而对五星运行的观测,又离不开二十八宿及十二次、十二辰的标志体系,故对日月五星及二十八宿的观测及十二次、十二辰、岁星纪年、太岁纪年等等观念方法的发明和进步,都随着星象学的发展而发展。根据《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的记载,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的星象学在上述方面都有了比之从前更为明显的进步和丰富。

史记

据司马迁《史记·天官书》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星象学家有宋国的子韦,郑国的裨灶,齐国的甘公,楚国的唐昧,赵国的尹皋,魏国的石申。其中甘公(甘德)著有《天文星占》八卷,石申(又称石申夫、石申父)著有《天文》八卷。《天文》中载有二十八宿距星的距度和去极度及另外一百十五颗恒星的人宿度和去极度以及各星的占星术文等。这两部书都已失传,宋人曾辑录为《甘石星经》,但很不完整。《开元占经》中也有一些引用材料。到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一种《五星占》约八千字,据专家研究,其中保存了甘氏和石氏两家天文书的部分内容。《五星占》成书在《史记·天官书》之前90年,是现存时间最早的古代星象之书。

十三经中的《周礼》,古人以为是周公时代的一作品,据今人研究,其成书时代应在战国时期,所以可以看作研究战国时期制度文化的资料。这部书中也有关于星象学的制度。在其春官部分的“占梦”官职内,有这样的记载:

周礼文化主题公园

“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辨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

这就是星象学在占梦术中的应用。天地之会,就是日月在十二次的某一次上相会(即看起来走在一起),如正月时,日月会于嫩訾之次,二月则会于降娄之次,每月相会一次,一年十二次(可参见前述的“十二次")。辨阴阳之气,指的是观察分辨一年之中在不同的季节阴阳二气的变化情况和当时的状态。这也是星象学中的内容。如《史记·律书》中讲,十月之时,十二辰为亥,表示阳气藏于下,其时星宿为东壁、营室和危。而东壁表示阳气将生,营室表示营胎阳气而产之,危表示阳气之诡。其后每一月、每一辰、每一星宿都表示阳气的不同状态,而说了阳气,阴气的状态就不言自明了。因为阴气的运动变化正与阳气相反。所以,占梦里讲的辨阴阳之气,也是星象学的内容。在观察岁时、日月之会和辨别阴阳之气的基础上,再以日月星辰的属性、位置而决定的相互关系和结果来作为占梦的外部条件,由此就可推及梦的吉凶祸福了。此外,当时还有专门掌管星象学的官职,叫做冯相氏和保章氏。《周礼》关于这二职的记载是:

“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

“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幔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

可以看出,冯相氏的工作主要是测度岁星运行、二十八宿位置、十二月纪时、十二辰纪年、十干纪日、日月星辰的运行会合以及四季的时刻,这是保章氏工作的基础。保章氏在冯相氏的配合下,记载日月星辰的异常变动,据此占测天下的事变,判断事变的吉凶。并用分野之说,观察星象,预测事变。又主持望气风角工作,配合星象之占。这都是为了救政谋事的,属于王家重要职责之一。

保章氏中提到了“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这是星象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分野说。

分野说,是将上天的星宿与地上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按一定区域分配一定星宿的学说。这种联系,也是为了用星象说明地上不同地区的事态变化。分野说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因为那时诸侯列国各据一方,互相兼并征战,胜负莫测,故分野说应运而生。分野说开始时比较简单,如《周礼》所言,只分九州之地。《五星占》也说:“列星监正,九州以次",也是九州分野。九州即《尚书·禹贡》里提到的冀、党、青、徐、扬、荆、豫、梁、雍州。具体对应天上哪些星象,今已不详。后来用十二次对应十二州,战国时又用二十八宿和五星来对应十二州,即郑、宋、燕、吴越、齐、卫。鲁、赵、魏、秦、周、楚诸国地域。于是,分跞说成了一套复杂的体系,西汉以后,其中各种分歧才逐渐协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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