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时候，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来到了中国；这对于我们的考古界来说，是一大幸事，正是他，开创了我们科学的考古学。
在1921年，他又一次来到仰韶村，在那里偶然间发现一些石器和彩色陶片，从而揭开了仰韶文化考古发掘的序幕；收获颇丰。
此次考古发掘后，安特生将仰韶遗址中出土的彩陶，与早在1904年由美国考古学者彭北莱于中亚安诺遗址（安诺遗址是广泛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到乌兹别克斯坦的毕玛克文化的一部分，靠近伊朗边境）考古发掘出的彩陶进行了全面地比对；提取了两种彩陶文化中所共有的文化基因，将其归之为源起于两河流域的更发达的彩陶文化，从而提出了中国文化的“西来说”。
其实这种“外来说”，由来已久。当考古学被引入我国以前，自三代到黄帝长达两千年的古代史，其实是空白的，是以传说和神话填充起来的。
1654年，德国人柯切尔写了一本《埃及之谜》，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文明是源自于埃及的，这样一种“外来说”。到了1894年，法国人拉克佩里在伦敦大学做教授期间，也写了一本书《中国上古文明西源论》，提出中国文化的“巴比伦起源说”。
当然，以上两种学说的提出，还仅仅局限于学术上的争论；或许他们也未曾想到过，他们的学说却为种族主义者提供了灵感，为了给西方的列强侵略我国的行为张目，从而提出好多类似的学说；似乎在说，在亚洲东部，那栋面朝大海的豪华别墅里，住着的是我们的“老乡”，他们也是从咱们这去的，抢了别人的别墅；我们即便不去抢了来，去分一杯羹总是应该的呢？
安特生的学说不同：首先它出现在一个恰当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以后，在疑古思潮的“推波助澜”下，我们的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已然跌落到了谷底，我们的爱国学者们需要一支强心剂，来鼓舞民心。其次，它有科学的考古学，为他的学说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此一来，我们的爱国学者们也开始为其摇旗呐喊：“华夏文明也是‘征服者’建立起来的”！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血管里都流淌着“胜利者”的血液！这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们“反抗列强侵略斗争的”士气啊！这其中不止有丁谦、刘师培，连章太炎、梁启超这样的大学问家都为之鼓吹；以至于，有些滥引古籍，从而又发展出许多新的学说。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啊！影视剧《康熙王朝》里，站在平凉城对过山头的周培公对图海讲：炮轰平凉城后，我们取胜了，也功成名就了。但是，御史们饶不了我们，丹书青史也饶不了我们！因为那个时候，天下早已太平了。人们也就忘了我们今天是如何流血的，只记得我们一顿炮火灭了平凉三十万百姓！……
是啊！是啊！
这段台词，岂不是正在说我们今日悠悠众口之中的先贤们！在他们口中，只记得鲁迅要废除汉字，章太炎、梁启超为“西来说”张目，……。却不记得在那个年代：一边是列强们的咄咄相逼，华夏民族的存亡岌岌可危；一边是传统文化荼毒下，当权者和民众们麻木地逆来顺受，而不知抵抗。
不记得我们今天的太平盛世，正是他们不惜流血牺牲，唤醒了民众的反抗意识，并在全民抗战的斗争中，才得以建立起来。其实，我更想问：那些时至今日依然在不懈余力地吹捧“西来说”的小编们，你们又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所以，关于华夏文化的“西来说”，我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客观的认识。
1928年4月4日，一名大学生，为了考察汉帝国的文化来到平陵古城。平陵古城在今天的山东章丘，是西汉时济南国的国都；在西周以前，也是东夷部落集团国家的重要都邑。当他悠闲地来到了城子崖，发现大量的古代陶片、贝壳、兽骨，并收获了一把完整的石斧。
他就是清华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吴金鼎，他发现的那些陶片，正是后来震惊了世界的“龙山黑陶”。返校后，他将自己的收获展示给他的老师——著名考古学家李济。
1930年，李济率考古队来到了城子崖。
1931年，梁思永也来到了城子崖，并主持了这里的第二次考古发掘。曾经被尘封了近五千年的“龙山文化”；史籍中用传说和神话填充起来的，那段空白的历史；今天，我们的考古学者将它们以实物的形式，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已足以彻底粉碎那些荒诞不经的文化“外来说”。
枯燥的历史总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尴尬地趣味。正如建筑工杨勇不小心掘开了隋炀帝杨广的墓地；将文化“西来说”推到学术“主流”的梁启超，却被自己的儿子掴了脸。然而，这对“父子冤家”的贡献还是值得我们铭记的。
当然，近些年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如传说中“夏墟”的偃师二里头文化，“尧帝之都”的陶寺文化，……，等等。
尽管在目前的考古发掘中，“调皮”的文字总喜欢与我们的考古学家们玩捉迷藏，以至于还并不足以让所有的专家一致认同并定性为“文明”；然而就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石器农具的造型与我们今天依然在使用的农具对比来看，我们华夏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已经不容置疑了！
|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