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席志武（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昌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境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辛皓（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21期

话语是人们通过语言进行交流和观念交互的产物。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Mikhail Bakhtin）将“话语”视为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能够记录下社会变化的一切转折的最微妙和短暂的阶段”[1]。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话语即权力”，话语体现为一种生成性和社会建构性，且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属性。“专家话语”呈现出社会文化身份与话语实践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言说者通过话语实践建构身份；另一方面，身份影响着言说者的话语内容、形式、边界和功能。专家是某一专业领域拥有特殊技能和专门知识的精英群体，不仅是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也是社会舆论的引导者和社会秩序运行的决策者。

社交媒体时代，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舆论格局逐步形成。在此背景下，专家与公众之间的“边界设置”开始瓦解。一系列基于公共议题的“专家话语”和“专家建议”，遭到青年群体的质疑与反对。网络空间中的“反专家”话语是值得关注和警惕的现象，它意味着专家话语的权威性与专业性面临信任危机，这给互联网文化治理和舆论引导带来巨大挑战。

“反专家”话语的表现形态

“反专家”话语，是主要由青年网民群体发起和参与，并反映其现实诉求、文化心态与价值观念的对抗性话语。它以消解、抵制和反对的实践方式，对专家的权威性、专业性与合法性提出质疑，呈现出话语主体的多元性。针对近年在微博中出现的“建议专家不要建议”（阅读次数10.2亿，讨论次数14.2万）、“不要建议”（阅读次数6.6亿，讨论次数7.2万）、“年轻人为什么反感专家建议”（阅读次数3.1亿次，讨论次数1.5万）、“年轻人为什么不爱听专家建议”（阅读次数1.9亿，讨论次数1.5万）等热搜话题（截至2023年6月15日，下同），并结合相关话语文本的评论，可对“反专家”话语的表现形态概括如下。

（一）情绪化对抗。社交媒体平台是青年获取知识资讯的主要渠道，也是他们展示自我、发表观点、抒发情感的重要场域。社交媒体平台的全时化、开放性为青年参与话题提供了便利，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和碎片化，也使得青年倾向于用激烈的话语方式来表达情感和价值立场。近年来，青年成长与发展面临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躺平”“摆烂”“网络祈愿”“孔乙己文学”等话题出圈，反映出青年人普遍的社会焦虑与应对乏力。一些专家因对青年就业、婚恋、生育、住房、教育等议题发表不切实际的建议，引发青年的不满情绪和抵抗。青年通过评论、转发、弹幕、表情包等形式，在社交网络表达对专家的反对。“反专家”话语是一种情绪化、激烈性和短暂性的话语实践。其对抗性情绪表达主要包括：愤怒、失望、不信任、讽刺、谩骂、攻击等类型。如“专家建议年轻女性要学会与狼共舞”话题，直接被骂上热搜。青年网民认为，专家已成为负面性、贬义性的媒介形象。有评论指出：专家“不食人间烟火”，给出“何不食肉糜”的建议，以至于“专家成为笑话的代名词”。更有评论说：“专家非蠢既坏”“专家，专门忽悠大家”等，甚至创造“砖家”等词汇抹黑专家形象。“反专家”话语蕴含着一种感染机制，引发更多青年人的类似情绪体验，并成为“集体情绪”。

（二）戏仿式消解。戏仿是“一种通过对原作的游戏式、调侃式的摹仿从而构造新文本的符号实践”[2]。戏仿文本与戏仿对象构成了互文关系，反映出戏仿者（青年）对戏仿对象（专家）的颠覆、解构和批评。针对专家的不合理建议，青年采取挪用专家话语方式的“微型战术”，来消解专家话语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引发了相关文本的矛盾性与断裂性，进而制造出一种荒诞和滑稽的效果。如针对“年轻人如果暂时找不到工作，可以适当先结婚生子”的建议，有评论戏仿：“一个人喝西北风还不够，还要再生一个小的一起喝凉水”“买不起金项链，可以先买一块劳力士”“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可以先当个专家”，等等。针对“专家称年轻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会选择不生甚至不婚”，网民评论道：“建议专家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建议专家不要建议”。通过“戏仿”策略，青年群体在网络空间中不仅获得了与专家群体进行“对话”“讨论”的机会，唤起社会与专家对青年群体的关注。

（三）理性化辩驳。“反专家”话语中亦不乏理性辩驳的声音。“辩驳”指的是根据一定的理由或论据，运用理性和逻辑力量进行辩护或反驳[3]。这同样构成青年话语实践的方式。理性辩驳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专家形象或专家话语的权威性进行重申。如针对“建议专家不要建议”，有网民指出：“专家是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他们的言论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和科学严谨，应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并接受民众监督。”也有评论认为，“真正的专家，应根植于群众，解决群众的痛点和难点，而不是高谈阔论哗众取宠”，“专家应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真知灼见”，“不要让伪专家害了真专家”。二是针对专家建议的不合理因素提出反驳。针对“专家称年轻人不想生，成本高并非主因”的话题，网民评论道：“背负三十年房贷，面对赡养老人、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问题，有多少年轻人还有生育意愿？”“996、007的工作压力，高房价与高成本的生存压力，压得年轻人透不过气。他们不想让下一代也面对同样困境。”理性辩驳虽显微弱，却代表青年人的一种真实声音，凸显出青年人面临的现实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为社会治理和舆论引导提供了现实理据。

“反专家”话语的潜在风险

青年群体的“反专家”话语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普遍忧虑。如“央视评年轻人越来越反感专家”这一微博话题，有101家媒体转发评论，阅读次数达4.7亿。部分“专家建议”未从实际出发、从年轻人出发，不了解青年群体的生活状态，导致建议悬浮，话语权威也面临被消解的风险。“反专家”话语的潜在风险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反智主义。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最早由美国学者霍夫斯塔特提出并定义，是“对思想活动及被认为这一活动的代表的愤懑和怀疑，是不断贬低这一活动的价值的倾向”[4]。社交媒体平台的“反专家”话语，其内容和态度体现于以下两点：一是对专家和知识分子身份的不认可。如青年网民将“专家”戏谑为“砖家”，或对专家乃至整个“专家系统”进行嘲讽、谩骂和攻击，以此来宣泄情绪不满或表达对专家不屑一顾的价值立场。二是对专家建议和观点的无条件反对，有网民称：“专家的话从来不听”“专家的话要反着听”“凡是专家反驳的一律支持，凡是专家支持的一律反对”。反智主义表现为一种形象性而非逻辑性的认识论，它导向一种“非黑即白”的一元论[5]。当“专家系统”不被信任时，人们就陷入反智主义。尽管“反专家”话语有多种因素，但专家形象若在网络舆论中不断被“污名化”，“反专家”成为青年网络社交的一种“舆论正确”[6]，势必会淹没掉“真专家”的合理观点，甚至造成“信息真空”，进一步加剧反智主义风险。

（二）群体极化。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指的是群体讨论会使多数人认同的观点朝更极端方向转移。“反专家”话语中的群体极化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发生，它具有突发性、激烈性和不确定性特征。一方面，新媒介赋权使青年群体参与公共议题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网络平台是情绪化人群的聚集地，也是情绪快速传染的重要场景。“群体情绪”是加剧群体极化和社会对抗的导火索。有学者指出，社交媒体的参与程度越高，越容易扩大加深群体极化的态度[7]。另一方面，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及用户画像等机制运行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给用户带来海量资讯的同时，也因用户的话题偏好、观点偏好、网络圈层、价值立场等因素，诱发“信息茧房”和观念“窄化”。青年网民若因过滤气泡不断接收“同质化”的反专家信息，势必会分解他们对正确观点的注意力，这也将加剧舆论井喷、真相翻转及群体极化，不仅给公众舆论和舆论引导造成困扰，也让专家信任和社会信任面临挑战。

（三）信任危机。信任是社会秩序运行的基石。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指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8]。在社交媒体时代，“社交媒体帮助公众进行社会接触与社会参与，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公众对于社会的认知与信任”[9]。“反专家”话语中的情绪化对抗与戏仿式消解占据主流，反映出信任危机的两层表现。一是专家信任危机。专家信任是一种“系统信任”，代表人们“对群体、对机构组织抑或对制度的信任”[10]。部分专家建议悬浮现实，致使专家被质疑“变质成商业资本代言人”“受名利诱惑与驱使”，进而影响公众对“专家系统”的信心。二是媒体与平台的信任危机。有网民指出，专家遭到集体抵制，“媒体也是罪魁祸首，它们总是断章取义制造话题，赚取流量”，“主流媒体和平台不应为流量博人眼球，故意制造矛盾和撕裂社会”。媒体的“把关人失守”及平台“流量至上”逻辑，同样体现于“反专家”话语中。媒体的公共价值及舆论引导功能被大大贬低，将引发政府信任乃至全社会道德危机。

“反专家”话语的应对之策

青年网络社交中的“反专家”话语，集中反映了当前社会的风险性特征。它解构了公共社会对专业知识和专家群体的认知崇拜，动摇了“专家系统”在现代社会的权威地位。基于上述风险，有必要在互联网文化治理视域下对“反专家”话语进行引导，并立足专家群体、媒体平台和青年网民群体三个维度，探讨专家权威重塑及网络舆论引导的路径。

（一）专家群体：重塑知识权威。专家权威丧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方面，社会风险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且较之过去更难预测、评估和管理。社交媒体时代的来临，专业知识生产的“中心化”格局被打破，公众可藉网络平台获取一定的知识或专业技能。内部方面，部分专家脱离自身专业领域，对青年处境“无感”，有些甚至放弃学术伦理，沦为商业资本的“快思手”。“反专家”话语的出现，恰恰说明我们在今天比任何时代都更需专家权威。面对社会风险时，专家仍比大多数公众更为理性。其一，专家个体需明确自身知识边界，以专业性眼光科学研判社会风险，同时认真对待公众的社会感知，做综合性的价值考量。其二，专家共同体要做到他律与自律统一，深化专业知识指导公共生活的功能意义，并积极防范“伪专家”“伪建议”出现，引导公众树立专业理性的社会认知与价值观念。其三，专家发表建议前，应深化与决策部门、业界同行、媒体及公众的互动，充分吸纳青年群体的表达和接受方式，为公众营造合理讨论社会问题的话语空间，推动公众对专家话语与行为的理解与信任。

（二）媒体平台：坚守公共价值。“反专家”话语与媒体平台的运行机制和商业逻辑直接相关，因为专家建议是通过媒体及平台进行传播。在完全竞争的媒体生态格局下，媒体与媒体存在内容竞争，但常常陷入流量争夺的商业怪圈。部分媒体为吸引用户注意力，存在断章取义或以“标题党”形式制造话题，内容生产和价值导向把关不严等问题。与此同时，媒体人对专业知识了解不足，或导致专家的科学话语与新闻话语发生错位，引发传播失灵或触发次生舆情，专家“被迫”陷入舆论风暴，媒体平台也因此丧失公众信任。就此而言，媒体平台一方面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观，强化新闻伦理与内容把关机制，提升业务能力和新闻品质，充分发挥好专家与公众之间良性沟通的桥梁作用；另一方面，媒体平台要关切并回应用户需求，“新闻报道要与受众同温同感”[11]，坚守内容为王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与此同时，应充分尊重网络传播规律，积极引导公众情绪，推动公序良俗的有序构建，筑牢风清气正的舆论阵地。

（三）青年网民群体：提升媒介素养。青年网民不仅是“专家建议”的接受者，更是相关话题的参与者和生产者，这对其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媒介素养”的本义，是要求青少年有能力“抗拒”大众媒介提供的“最低水平的满足”。社交媒体时代，媒介素养的内涵包括：理解并适应媒介逻辑的能力、把握媒介与社会之间权力关系的意识及利用媒介技术开展实践的能力[12]。“反专家”话语暴露出青年对网络信息的识别能力、理性判断能力、网络表达和内容创造能力还存在诸多不足。提升青年媒介素养是一项紧迫工作，需汇聚多方合力，包括网络监管部门、媒体平台、学校、家庭以及社会教育等。就青年主体来说，一方面应读懂媒介，认识到网络信息的复杂性，时刻保持对网络话题的批判性反思，避免在鱼龙混杂的信息中迷失航向，做理性的文化消费者和清醒的接受者；另一方面，青年人应发挥主体性，应用好媒介，将时代内涵与优秀文化融入自身媒介素养的构建之中，学会科学用网、文明用网，恪守网络道德，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并积极开展创造性网络实践，引领网络文明新风尚，做新时代网络文明的建设者与守护者。

【本文为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泛偶像’时代高校大学生榜样教育模式的构建研究”（编号：22ZD004）阶段性成果】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席志武 ,辛皓.青年网络社交中的“反专家”话语：潜在风险与应对策略[J].青年记者,2023(21):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