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光是我的老师，多年前他看到我的小说，说有时间静下来，也要写一写小说。他从黔东南日报社退休多年之后的今天，当我捧着他的上下部长篇小说《仰望星空》，心儿沉甸甸异常感动，觉得向来行事低调的杨老师，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大写的人。我面对他和他的小说，如鲁迅先生所说：“需要仰视才见”。这部结构宏大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苗族地区人民近百年来的奋斗历程，及其个人的前途命运，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是黔东南文学的一个重大收获。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作家，都拥有极为浓重的社会历史情结，每每落笔成文，都希望惊天地泣鬼神，以宏大的学术视野，回望历史纵深，使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人文情怀。杨卓光老师的小说也不例外，以极宏阔的视野，展示了苗族父子两代人在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跌宕起伏的人生命运，以及普通人在动荡复杂社会背景下的顽强抗争。既是个人奋斗的生命礼赞，也为国家和偏远地区的弱小族群寻找光明和未来的出路，反映了只有在共产党坚强正确领导下，个人和民族才能获得光明的未来，拥有幸福的前程。小说主题十分深邃，探讨了华夏民族站在命运十字路口、选择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命题，也描写了处于偏远地区的苗族同胞往何处去的问题。在此双重命题之下，个人的命运如何抉择，成为塑造小说人物的基本依托和铺垫。作家描写一个苗族少年“我的父亲”嘎依在艰苦环境下极其艰难的成长过程，以及成长之后与命运的抗争。嘎依的命运，其实是解放前后，绝大多数中国人和少数民族同胞的命运缩写。艰难时势将他们个人的命运推向绝境，他们以极其坚毅的精神状态，与命运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与国家民族一道，赢得了光明的未来，自己的人生也进入一个理想状态，收获了爱情和幸福。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主人公嘎依的幸福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很快就因为敢于质疑，敢于仗义执言，勇于批判新社会不合理现象，人生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大逆转。由新社会功臣，变成一个背负重责的右派和罪人。事实上，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必然有其人性欲求，也有利益纷争，这正是社会的复杂之处。主人公来自苗乡，族群文化养成了他敞亮直白的性格特征。以诚相待，从来不会隐瞒，更缺乏对复杂社会的应变能力。虽然他在某些时候能够觉察到人性幽暗，又天真地以为，人性不会如此邪恶和阴暗。禁不住旁人怂恿，竟然毫无警觉地大发言论，还以为是在匡扶正义，却不知跳入了别人挖好的“坑”。被单位领导打压，装疯对抗，不配合调查，真诚善良的嘎依被送进监狱，终了一生。文中这一段对话，很好地表现了嘎依的人生目标和悲剧性格的双重特征：“公安人员：‘你参军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担负着国民党特务组织给你的什么重要任务？’……‘你为什么血口喷人！……我参军是要推翻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解放自己的家乡，希望少数民族不再受压迫！你这明明是把好人往坏人里面推，真他妈卑鄙！’嘎依气得浑身发抖，开始歇斯底里地喊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高扬理想主义的嘎依命运由天上降到地下，在劳改农场劳改，最终妻离子散。作为嘎依儿子的“我”，一个劳改犯的儿子，一个失去庇护又被母亲抛弃的孤儿，只能和父亲一道在监狱里混迹，与犯人为伍，在艰难岁月艰难成长。作家以极为敏锐的视角，对人性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研究，使小说具有深刻而独特的社会价值，也因为对人性的深入探微，小说闪耀着人性和人道主义光辉。
这样的情节安排，使小说拥有丰富而辽阔的时间线索和内容纵深，具有极为深沉厚重的历史价值。如果说小说上部嘎依是为个人和民族、社会寻找光明的前景，在此宏大的主旨之下，人们释放的是人性中最积极、善意和伟大的光芒，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岸力量。这就好比命运的航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所有人都朝着一个光明而伟大的目标奋力拼搏，利益纷争、人性弱点、价值观差异，都被这一个共同的目标暂时性的遮掩起来。人们面对的只有面前汹涌的浪涛，其他全无所见。这个群体看起来都那么团结、纯洁，同时具有为光明未来所牺牲的勇敢无畏的伟大奉献精神。
一旦航船靠岸，风平浪静，船上的人进入一种新的状态，需要重构一种与风浪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一种多元结构的新秩序。新秩序虽然涉及每一个人，人们都在沐浴着风和日丽的和平阳光。值得注意的是，和平阳光虽然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平均地享受阳光的管理与分配权力。于是乎，新社会的管理在一段平稳的运行之后，又会出现新的层级划分，出现一个新的精英集团。这种模式将重构社会，既与过去社会有某种关联，又与其内容与形式截然不同。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此种变化称为新的精英阶层治理秩序。他们将逐渐与原来同甘共苦、共沐风雨的阶层分离，形成新的层级分明的社会形态。一些人出于天然的阶级共情，或战友情谊，或者也由于法律没有作出明确的阶层划分，误以为社会仍然是一个灶上吃饭的同甘共苦的创业时代，面对困难或问题，可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的天真性格无疑变成了一种政治幼稚病，一种缺乏对精英秩序尊重的无脑水病症。如果任由其泛滥，必然会对新秩序造成破坏性损害，自然要遭受现实的严酷打压。想一想，平民皇帝刘邦的创业历程，创业期间和战友同锅吃饭，同一帐篷睡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旦汉王朝建立，即找一批儒生订制礼仪，成为高高在上的皇帝，接受同一战壕将士的顶礼朝拜。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一些功臣之所以在和平时期遭受特殊待遇，感受命运不公，与社会环境、人们物质心理变化有着极为重大的关系。他们不会把握历史变化的趋向，更不会探究人性的幽微，还是保持一贯的人性率真与高贵。人毕竟是环境的生物，假如不能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原先的性格做派，自然会在新环境新秩序中遭受严重挫折。嘎依没有顺应时势变化的基本能力，他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与熏陶，让他为人做事直来直去，仍然以纯朴天真的态度对待地位和权力发生变化、已高高在上的战友，顶撞单位管理者，触怒天威，人生命运发生重大逆转。作家通过主人公嘎依由功臣变成罪人命运的变化，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历史规律，使小说具有极为深广的社会价值。从微小方面，嘎依一直坚持率真的人性，保持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何尝不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品质？
小说以第一人称和他者的上帝视角，不断转换，灵活切片，全方位剖析了新旧两个时代人生的复杂命运。这无疑是作家一种表述方式的有益尝试。以一般作家对生活的叙事而言，只有你、我、他三者或选其一的视角，作家则将三种视角重合在一起，对主人公的人生经历，进行三重维度的表达与展示。这当然得益于作家多年从事记者工作有关，习惯对于新闻事件进行多重性、多维度的记述与解读相关，游刃有余地展示繁复的社会事件，善于一层一层地揭开事物的表象，直击其内在核心，到达灵魂深处，探讨其纯良、污浊与幽暗。借助于对事件的小心剥离，让读者看到了生活的另一个层面，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和哲学价值的层面。从我的感受而言，由于作家展示生活细致真实的场面，将我的情感一步一步带入其间，时而把它当成一部小说，时而把它当成记述过去岁月的历史作品，时而又把它当成记述个人命运的自传作品。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正是作家灵活运用多维度的表述方式，调动读者强烈的情绪，与作家一道，时而悲叹，时而欢歌。
与作家共情悲欢，我们要感念小说《仰望星空》的主旨和宏大主题。生而为人，虽然渺小，在新旧社会转型时期，个人受制于社会复杂客观条件而命运多舛，跌宕起伏。于当下的我们，不要忘了天空星光灿烂，它既是自然之光，也是引导我们保持生命奋斗本色，不断前行，最终拥抱美好人生，也为民族国家和社会赢得美好未来之本义所在。这才是《仰望星空》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