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今年正值汪曾祺先生(图①)诞辰100周年，有出版社近期推出宣纸线装限量版《汪曾祺经典小说》(图②)，读者不少。在对汪曾祺的所有评价中，“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是流传最广的一个。很多人认为，这位作家身上有一种文人雅士的闲适、恬淡和从容。但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却认为，这个评价并不是很准确，“士大夫多指具有文人气质的官员，但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只做过编辑部主任这种业务干部，单从这一点，就没有可比性。”汪朗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父亲没有遇到什么当官的大机会，个别小机会也让家人给“掐死了”，“老头儿也不是说很淡泊，但在我们家，他就得淡泊。因为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喜欢把复杂事情简单化，甚至单纯到有些不合时宜的人。”

我写东西时谁教过我啊

“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里的统称，不光老伴，儿子、女儿甚至孙女都这么叫。汪曾祺一点儿也不生气，反而认为，在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让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孙女管他叫老头儿这事，在我们家很正常，很自然。在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搞尊卑贵贱。老头儿认为，在家里平等，出去才能持平等的心态跟别人打交道。”汪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汪曾祺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写过，父亲的平等教育让他很受益，所以他对子女也采取同样的态度。

汪曾祺出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庭。其父多才多艺，还乐于做孩子王，没有一点儿封建家长的架子。在父亲的影响下，汪曾祺的教育观可以概括为顺其自然。“除了让我们做人别太自私，其他方面都由我们自由发展，他几乎没管过我们。” 汪朗说。汪曾祺“不管孩子”的理念贯彻始终，包括不教孩子写作。在老头儿眼里，几个孩子没有一个是搞文学的料。“他不要求我们，也不教我们。他认为文学天分传不下来，后天也补不上。我干了十多年媒体工作后，有一两篇文章我妈觉得还不错，就拿给老头儿看，他也就是‘呵呵，还行’。家里有这种老头儿也挺倒霉的，你就彻底断了文学这个念想吧。”

但母亲毕竟望子成龙，汪朗记得自己上大学时，母亲总让父亲教他怎么写文章，父亲从来不搭理。实在逼急了就说：我写东西时谁教过我啊!家人则一致认为，汪曾祺不是完全靠才气出来的，也很下功夫。1939年，汪曾祺离开高邮，辗转到昆明报考西南联大。入学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都当过他的老师。不过汪曾祺不是那种所有老师的课都认真听讲、循规蹈矩的学生，他没少逃课，但逃课的时间大都是去图书馆看书。“他大学期间看了不少外国的翻译小说，对中国古代、近代的文学作品都能说出道道来，对后来的创作有不小作用。只不过他读书读在人后，一般人看不出来。”

汪曾祺对自己的评价是文体家。他曾表示，文体的基础是语言。一个作家应该对语言充满兴趣，对语言很敏感，喜欢听人说话。据汪朗回忆，父亲连上世纪50年代写在墙上的大标语都记在心里。他认为好的语言首先要准确、精炼，即使是一个标语，写的没有废话也是好文字。“别看他写文章很雅，但实际上一肚子坏水，有时会有一层别的意思藏在一本正经的叙述之下，偶尔出现的一句话、几个字，甚至一个问号、感叹号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如果你能看出他在哪儿使坏，然后会心一笑，那是真正看明白了。”

生活，是很好玩的

老头儿的另一个“异秉”，是对文学的执着。“他心里一直有个想法——我就是写小说的料，而且能写出点名堂来。尽管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外部环境写不了，但这个想法从没改变，他一直在琢磨这件事，所以，上世纪80年代很快就能出来。”1958年，38岁的汪曾祺在文联系统整风复查中被划为右派，撤销《民间文学》编辑部主任职务，下放到河北省张家口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改造。1962年，汪曾祺调回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直至离休。“文革”期间，由他编剧的《沙家浜》公演，掀起样板戏热潮。但这也不是他想要的创作。汪曾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四人帮’倒台后，我真是松了一口气。我可以不说假话，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写。《异秉》《受戒》《大淖记事》等几篇东西就是在摆脱长期捆绑的情况下写出来的。从这几篇小说里可以感觉出我鸢飞鱼跃似的快乐。”

有人问汪曾祺：这些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他答：“丁玲同志曾说她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人间送小温

“文革”后，中国曾一度形成“伤痕文学”潮流。但汪曾祺的作品中很少有悲苦，总是寄托着一种温暖和美好。正因如此，他的作品被一些评论家认为不够深刻、不够主流。他撰文回应称，“我知道我不会成为主流，我就是边缘作家。我的小说有一些优美的东西，可以使人得到安慰，得到温暖。中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是我的国家。正如沈先生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丧失信心。我并不反对荒谬感、失落感、孤独感，但如果为了赢得读者，故意去表现本来没有或有也不多的荒谬感、失落感和孤独感，我以为不仅是不负责任，而且是不道德的。文学，应该使人获得生活的信心。”

在汪朗看来，父亲的作品风格是本性使然，不是有意去表现的。“当时那么多人被打成右派，人家都写自己怎么倒霉，吃了多少苦。他也吃了不少苦，但还是喜欢去观察生活中美好的一面。他跟农民睡在一铺炕上，一出汗，虱子能从这头爬到那头，他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体验，没把这事看得很不堪很痛苦。他不是去美化生活，有意把不美好的东西说成美好的，而是把生活中真正存在的美好挖掘出来表现出来，让大家慢慢体会。有挖掘生活美和人性善的愿望，才能发现它们确实存在。我认为，在这方面他与沈从文先生的作品是相通的。”

汪曾祺的一首小诗很能代表其作品与人生的底色：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他觉得生活中没什么太大的温度，有一点暖和就行了，温度太高就把人烧死了，不正常，也不自然。他不愿意刻意去渲染或拔高什么，那剩下的就是小温了。”

汪曾祺的作品多为短篇小说、散文等，没有长篇巨著。这是不是他的一个遗憾?“可能有一点，但他对外宣称自己不是很喜欢长篇。”汪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父亲的观点是，长篇小说本身是一种不正常、不自然的表现题材，因为人生没有那么多完整的故事。“他觉得人生都是一个一个片段，短篇小说是反映这种片段的。长篇小说要想把结构写完整，一定得瞎编，否则圆不了。他不喜欢，也认为自己没有编故事的能力。”汪朗补充道，“老头儿还认为，长篇小说废话太多。”(记者 张 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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