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救护④

1974年8月6日夜，他致信费在山：

河东文最能启发思路，此正贾门客廖莹中刻本，惟原书校勘既疏，而注释多误，殊误后人……此全集吾用力垂卅年，其裒集昔人之非。

1974年11月2日，为费在山讲《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是为讲疏第七。随信云：

在山足下，适承友人之招留滞崇川（编者注：即南通）。昨归阅手简，悉深夜读书，为之佩慰。《指要》有大迂谬处。吾昔恒言：吾之补正出，始为有益后学也。所询均具别笺，台从可辨别是非。

1974年9月17日，先生致信费在山：

一九六〇年四月，《文物》印行之宋仲温《急就说明》，为张君珩署名，我早见过，其释文真所谓以讹传讹，此一识字（章草）功夫本不易，如果再印，就再误人误世矣。我作《急就考证》，惜未能在海外出版……至《河东集》“中华”新印本系世彩堂本，句断多误不必言，而廖莹中注之舛谬处尤令我难解也……附件三纸均表明刻本及注者之误，可转给出版界中人（切实谨慎为要，要能负责之人）一阅，将如何弥其缺失耶。

高夫子就是这样以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待学术的，他细致到最基本的句读的推敲。如他在给费在山讲柳宗元的《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一文时，强调“断句尤为要”，结合例句，指出：“原断句殊舛，此等柳集随处可见，误后学不浅。”不误后学，成为高夫子学术研究的又一宗旨。高二适将章士钊的巨著《柳文指要》的缺漏及错误，汇成小册子《纠章二百则》。对此举动，他的小女儿高可可不解地说，章老是你的老师，这样做总是不妥吧。而高二适则引用西哲亚里士多德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来回答。高夫子坚持真理的背后是坚守文化的道义。作为高氏家风的诗教可算得上是家族之私，但高夫子力图将此家风扩大为社会之风尚。至此高二适从家风的传承到社会公学的传播，其身份已发生转变，他的“学术公器观”已经完成了文化学上的意义。

（曹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