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P23—P24

作者：马建强

单位：湖北大学学报编辑部，原题《“古史辨”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从学术实践的角度来理解》，摘自《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11期，武雪彬摘

民国疑古思潮以及顾颉刚所引领的古史辨运动一直以来都是史学史和史学理论领域长盛不衰的研究课题，笔者主要从学术实践的层面解答“层累观”如何发展成为一场影响民国史学深远的革命——古史辨运动。

“层累观”的萌芽和或将夭折的命运

“层累观”是顾颉刚在相关学术实践活动中逐渐酝酿产生并发展成熟的。1920年11月10日左右，胡适致信顾颉刚询问姚际恒《九经通论》是整个古史辨运动的起点。顾颉刚在回信中提到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引发胡适倡议出版《国故丛书》，并嘱顾颉刚标点此书。顾颉刚在标点整理的过程中弄清了“古今来造伪和辨伪的人物事迹”和此前学界“已经断断续续地起了多少次攻击伪书的运动”。顾颉刚对古代辨伪学史的初步梳理，加深了他对辨伪学的学理认知，也启发了他的疑古思想与勇气。

胡适以“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鼓励顾颉刚，促使他产生“辨伪史”的想法。顾颉刚计划以“辨伪丛刊”作为《国故丛书》的一种，由整理“辨伪丛刊”（辨伪书）深入到“辨伪史”，“辨伪”转向“疑古”。

诸多研究者认为胡适的“古史观”对古史辨的走向至关重要。但实际上胡适在提出“先疑后信”的基本信念外，并没有从具体的学术实践方式上回应。

钱玄同加入顾、胡之间的讨论对“层累观”的诞生有直接推动作用，钱玄同深化了顾颉刚对疑经的认识。辨伪的目的在于“得到某人思想或某事始末之真相”，与善恶是非无关。钱玄同指出的辨伪求真理念，成为顾颉刚尊奉的学术准则，也成为疑古运动的一项根本学术精神。

钱玄同扩充了顾颉刚的辨伪领域，也指明了“不信经”的学术实践方式。

因为编撰历史教科书，顾颉刚带着辨伪—疑古的思想进入到上古史领域，抄录以备作史之用的史料体现了他的“不信经”，在“舜故事与戏剧规格”一则中他记录了根据经书梳理的舜的演变。顾颉刚将经书所载，按照时序看其演化，将这种方式比作“戏剧规格”。这实际就是“层累观”的萌芽，在1921年11月左右已经形成。在此过程中他建立了“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的假设。

“层累观”的成型并不必然决定会有一个影响中国史学界至深的学术运动“古史辨”的出现。与诸多北大学人共同推动的“打冒牌孔家店”（指新文化运动）相比，胡、钱、顾三人合作的“打老牌孔家店”（指疑古辨伪）困难重重。这场三人古史讨论的结果和顾颉刚萌生的“层累观”的命运随时可能夭折。

“蓄意”辩论古史和古史论潮的兴起

1923年2月顾颉刚收到钱玄同“论辨伪及京校状况”的信，此时三人围绕“辨伪疑古”的通信讨论沉寂一年，这封信为顾颉刚对这场讨论的复活甚至酝酿更大的学术运动带来希望。

这封信即1923年2月25日顾颉刚给钱玄同的回信，直接催产了“古史辨运动”。信中顾颉刚首次对外公布“层累观”，希望凭借钱玄同来推动“层累观”爆发学术影响。但是两个月都没有收到钱玄同的回复，顾颉刚不想“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的愿望再次落空，将信中辩论古史的文字抄寄发表于《努力周报》副刊《读书杂志》，即《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将私人论学放置到公开的学术讨论平台，方式的转变彻底改变了这场讨论的命运和影响，使得存在于几人脑中的思想，顿时成为公开的学术言论。

顾颉刚所谓的“逼一逼”，不是一个无意识的行为，而是他“蓄意”辩论古史的愿望遭遇钱玄同冷淡对待所采取的策略。顾氏还有一封不公开的信给钱玄同：“我们说起了辨伪已有三年了，却没有什么成绩出来，这大原故由于没有什么发表，可以引起外界的辨论，和自己的勉励。如能由我这一封信做一个开头，继续的讨论下去，引起读者的注意，则以后的三年必比过去的三年成绩好了。”基于对当时学术生态与学术机制的了解，顾颉刚对于“发表”可以引起辩论和自我勉励的作用有很强的自觉。顾颉刚收到刘掞藜《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胡堇人的《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有其他人加入讨论在其意料内，但绝不是他最满意的结果。他最希望的是钱玄同能够与他一起合作推动“古史辨运动”。根据钱玄同日记，他三天完成答书，即刊发于《读书杂志》第10期的《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为《读书杂志》上的讨论颇费经营与策划的苦心，计划将钱玄同、刘掞藜和他本人的文章同登一期，以达到辩论的交锋和规模效应，推动辩论走向高潮。基于情况变化，顾颉刚改变了原有的出刊计划，他表示“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的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赶作《答刘胡两先生书》。《读书杂志》第11期刊出了刘、胡的驳文及顾颉刚的回复。《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并不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学术应答，而是一个学术广告，以吸引读者持续关注。

《读书杂志》第12期刊发了钱玄同的《研究国学应该首先知道的事》和顾颉刚的《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之前三部分。钱玄同在《读书杂志》发表两篇文章，并有刘、胡驳论文两篇，加上他自己的文章，共同推动了《读书杂志》上辩论的交锋，同时也把这场辩论推向了高潮。第12期发刊后，很快刘掞藜又发来《讨论古史再质顾先生》，刊于第13期。顾颉刚在第14期《读书杂志》中刊登了《启事》，“更希望再有许多人加入我们的讨论”，以集众分工的方式，将古史糊涂账弄清楚。顾颉刚的原计划应该是《读书杂志》从第11期开始一期登钱玄同、顾颉刚的文章，一期登驳论文章，持续保持论战交锋的态势，不断吸引关注与加入论战，双方你来我往辩论式的讨论持续到1923年底的第16期。此后，因《努力周报》停刊，《读书杂志》终刊号刊登了胡适的《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结束了“古史辨运动”在《读书杂志》上的论潮。

顾颉刚对扩大“古史论争”及学术影响的经营

顾颉刚回到北大后，胡适邀请他编辑《国学季刊》时，提出办“崔东壁号”。

顾颉刚希望以《国学季刊》进一步推动疑古辨伪论潮。他希望钱玄同“做一篇文章揭破《说文》的黑幕”。这是针对《读书杂志》刘掞藜以《说文》对顾颉刚的驳难。或在于扩大辩论中己方观点的影响，1924年4月南高史地研究会主持出版的《史地学报》刊出了柳诒徵针对顾颉刚辩论古史文章的驳论文《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转载了刘掞藜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并附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答顾颉刚先生书》《答刘胡两先生书》三文。此后《史地学报》特设“古史讨论”专栏，将《读书杂志》中顾、钱、刘的辩论文章全部转载。《史地学报》又以一年时间对这场辩论进行了“温故”，这种学术媒体“南北呼应”扩大了辩论的影响范围，提升了学术影响力。

柳诒徵的文章针对顾颉刚引《说文》为例证，说禹“为九鼎上所图之怪物”，指责说“就单文只谊矜为创获，甚少不为通人所笑矣”，顾颉刚利用自己主持编辑的《国学门周刊》以出版“说文证史讨论号”针对诘难。他表明用《说文》做证据是以“后代的材料来说明前代的观念”，许书和清儒著述只能作为研究材料，“并不能供给我们以学问的准绳”。顾颉刚与柳诒徵的辩论，得到钱氏大力支持，虽然钱玄同对于柳的批判是以回信的方式表达给顾颉刚，但特署名“疑古玄同”来表明立场。除此以外钱玄同的学生魏建功的文章《新史料与旧心理》以及容庚的《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两文也都是旗帜鲜明地站在顾颉刚的阵营。《国学门周刊》以两期合刊专号的形式表明立场，专号的设立出于顾颉刚回击柳诒徵批评的需要，这是围绕古史辨的第三次论潮。

从具体学术实践的角度详考“古史辨”“运动”的始末，不难发现“层累观”转为“古史辨”论潮得益于顾颉刚的“蓄意”和经营。在《新青年》上“运动”新文化的王敬轩——钱玄同在“运动”古史辨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层累观”“运动”为“古史辨”，是顾颉刚在现代史学生态中的一次成功展演并且得以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占得一角，这一过程体现了他的学术事业心和对现代学术传媒特性的敏锐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