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1951)，名寿春，天津市人，与清末爱国志士严修共同创办南开学校和南开大学。曾任河北师范大学前身——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代理校长。他是我国清末、民国时期教育集大成者和著名的爱国教育家。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积累了丰富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经验。

教育救国之宏志。张伯苓教育救国思想源出有二:一是目睹国耻的悲愤。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占据山东威海卫。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英国强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强制已占据威海卫的日本，将威海卫归还中国，再由中国转租给英国。于是就出现了1898年7月的一天，威海卫日本太阳旗降下，中国黄龙旗升起。第二天黄龙旗降下，英国国旗升起的“国帜三易”事件。时任北洋水师见习驾驶官的张伯苓目睹国耻，极其悲愤，决心弃武兴教，拯救国难。他回忆:“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人大从事教育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二是目睹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国人麻木不仁、一盘散沙的忧虑。他认为，这是“民族衰弱招侮之主因”。这种内忧，使他非常痛心，并“深感国家缺乏积极奋发、振作有为之人，故追随严范孙(严修)先生倡导教育救国”，以最终达到“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的目的。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之校训。严修为南开学校制定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张伯苓据此手订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公”即爱国、献身、敬业。“能”即创造、能力、技能。日新月异即与时俱进，不断革故鼎新。张伯苓认为:“允公允能，足以治民族之大病，造建国之人才。”他把“允公允能”校训置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高度，其精辟独到之处，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爱国、救国思想驱使。他从“国帜三易”事件和国人麻木消沉的社会现状中，悟出教育的民族属性是教育灵魂的道理，民族复兴、教育救国，必须把培养爱国人才作为教育第一要务。因此，他才如此重视“允公”在校训中的作用。二是对教育趋势感悟。张伯苓多次到日本、美国、欧洲考察教育，当时这些发达国家注重培养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人才，把人才培养与增强国力融为一体。他看到这一教育趋势，把“允能”内核适时移植，并加以改造，变为校长理念。

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之办学方针。张伯苓在20世纪初，能提出四育并举的办学方针，足见其对教育的卓识。德育，强调学生爱国、修身，学校开设修身课，教室镌刻修身格言，以塑学生行为养成；智育，兴新学、张新课，引入知识与科学教育；体育和美育，张伯苓在解放前，历任全国各届运动会的总裁判长,精心培育出南开新话剧，从这面镜子里，已看得出南开在体育和美育方面作出的贡献。正是延续了这种办学路向，南开办学才卓尔不群，当为楷模。

张伯苓一生创办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等。同时，在1915年曾任河北师范大学前身——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代理校长，长期以来，他与这所学校的先贤们仍保持着很好的教育关系，曾参加女师的毕业典礼和演讲等活动。

1951年，张伯苓逝世，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专程来天津吊唁，并这样评价他的恩师张伯苓先生：“张校长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来源/《文化名流名脉——百年河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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