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探讨中国历代治理体系中的礼治与法治传统及其畸重畸轻之特色所在，是本章的中心任务。对于“原始要终”的工作要求来说，源不清则流不明；兼以近代以来中西冲突与交融的历史经验带来的观念上的纠葛缠绕不清，我们将精力更多投注在溯原与辨析上，但这恰恰是出于历史理解的需要，并不说历史的发展进程尤其是后续演变和成败得失之不重要。结语部分我们试着总结出若干要点，并观照到历史的流变，揭示若干资鉴意义。
寻访早期中国的治理原型，我们作了一个概括，叫“中国式法治”。这是一个具有抗议性色彩的提法。将“礼治”与“法治”对举，作为政治模式及政治思想的分野，并据此以论中西政治之区别大界，盖自梁启超始。钱穆高度认可梁氏之论断，并援之发挥通论“中西文化之相异”：“近人如梁任公以中国重‘礼治’与西方重‘法治’相对，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梁、钱二公的看法当然是深刻的，但是据今视之，仍然过于拘泥或受制于“重‘法治’”之“西方”这一强势他者的约束了。我们希望通过抗辩性的却是虚心的回访，认清中华德礼之治、礼法之治、刑礼兼备之治、天人一贯之治的基原，而不是像近代以来很多时候流行的那样刻意贬低它、肢解它。
它在历史上的确有影响力，至少发生过照明的作用。所以后代不断涌现复“三代”以及追求“二帝三王”郅治等的诉求。陆贾、贾谊、董仲舒等西汉大儒鉴于亡秦之教训而“复古更化”的努力就不用说了，当东汉的陈宠向章帝上疏云：“圣贤之政，以刑罚为首。”采仿的是先王法度之刑治侧面。明清之际的吕留良引南宋大儒朱子的话“自汉以来二千余年二帝三王之道未尝一日行于天下”以论秦汉以来王者施政之心理渊源， 那是从心术德行的角度，以早期中国的治理典型为镜鉴的。虽语出激愤，而理实严正。
伴随着从封建天下到郡县天下的大时代转移，“道术为天下裂”，治道也日益分化为以儒家为代表的礼治及以法家为代表的法治两大宗。
儒家是以“三代”为典型的早期中国王道政治的继承、发掘与发挥者，他们以“导德齐礼”期以天下归服为政治之纲领，以执政、主政、从政者的德行风化为政治之主轴，以伦理本位的礼贤、礼君、礼民等明“分”致“和”之治为政治之目标，儒家代表了中国政治的王道法统，实质内涵为德礼之治，以各明分位分职的双向互动、有序和谐为原则；法家则变更“法”意，张扬霸道，主以刑法，期以富强，力主法自君出，去私明公，以权势为杠杆，以法令刑罚为工具，以吏治为入手，以君王之强力独裁为价值追求，以严肃尊卑、恪守名分、维护君上之权为依归，可以得短时一统之盛，而不能长治久安；“王道”“霸道”之分张各有所长，对中国的政治传统有深远的影响。
秦王朝的建立实践了法家的政治法律主张，它的二世而亡也促使汉代等后继王朝寻访回由儒家所开发的以礼统法的结构与精神，以王道统摄霸道。荀子不是“阳儒阴法”的始作俑者，更不是“秦政”的教师爷，而是尊王贱霸“以礼统法”之伟大先驱。汉代也不仅有“汉承秦制”的因循沿袭，更有“汉改秦制”之历史努力。到东汉班固著《汉书》以《刑法志》列《礼乐志》之后，反映一代治体之要，亦兼以明历史源流，其“礼乐”在先“刑法”在后之格局为后世楷模，大体谨遵勿替；具有法典性质的《白虎通义》将“三纲”等伦理政治法条规定下来，皆象征着中华以礼统法的治体格局及其政治文明精神之渐趋定型、定局、定格。从礼治与法治关系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文明的特色，严格来讲，不是“儒法合流”“礼法合治”或“礼法合一”，而是“以礼统法”才足以概括之。
礼治的确是以差序等级制为前提的，即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但是目标所在却是和谐凝一，即所谓“礼之用，和为贵”。荀子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贾谊说：“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都是深得礼治精神的。它并不以压制为贵，而以秩序为尊以人情为本。所以既礼天亦礼祖宗，礼君、礼臣、礼民、尤礼贤。从自身修养（德）出发，“克己复礼”，以得行“王道”（“天下归仁”）为归宿。礼治的范围又是包罗万象本末兼备的：“孔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婚）、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也只能约略概括言之。近代以来，国人割裂体仁文礼之治统道统，尊仁轻礼，以相会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人道主义”等之哲理，厚彼薄此，是不得其平的。
中国治理体系之金字塔结构的顶端皇权，是约束于礼制的。平民出身的汉高祖，在叔孙通立朝仪后即当场赞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道出受礼敬的滋味。不过，礼制笼罩下，如孟德斯鸠所界定为无所约束并拥有无限权力的专制统治，即无限皇权，与中国的治理传统毕竟是有所区别的。如学者所说：“皇权不是绝对的，但不是因为皇权受到法律制度的规范，而是它的权力运作方式是礼制式的。”
礼治所关也不尽是“温、良、恭、俭、让”，从孟、荀、《易传》的理论与《白虎通》的法条来看，革命与禅让关乎“礼之时”义大焉。史称“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盖不尽如太史公所言“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赞助革命，本为儒家之大义。而魏文帝“升坛礼毕，顾谓群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为史家所讥，可见法古礼让与恣意篡夺泾渭分明。经典法意是不容窜乱的。就连五胡时后赵的石勒，尚谓：“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取之非礼与政之不义、祚之不永，不能谓无关系也。
礼者，体也。治之大体、为政之要，当君臣上下和衷共济而又以民意为本，以天下为怀。在这方面，贞观之治可为楷模。唐太宗善纳雅言，法“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净，以百姓之心为心”。“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著名的君舟民水之喻训，近纳诸贤臣魏徵所谏，远本于大儒荀子所述。太宗“志在君臣上下，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治）道”，所以鼓励臣下“耳目股肱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心同力，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于君臣应对中，褚遂良引汉宣帝之言“与我共理（治）者，惟良二千石（按指郡守）乎！”道出了他们斟酌借鉴汉代之治的苦心。太宗也称扬“（房）玄龄昔从我定天下”“魏徵与我安天下”等诸大臣之草创与守成之功，所谓“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心，以致于此” 。则“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实为治道之正轨，不待宋儒来张扬。清乾隆御制《书〈程颐论经筵札子〉后》有云：“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相较之下，得失之间，不待繁言而决。
法家的“法治”传统主要保存于历代的吏治与律令体系中。汉代不但有“循吏”与“酷吏”之分，且有“文吏”与“儒生”之辨，大体代表了儒法有别而互济的治理传统。能臣之中，王莽、曹操分别以儒法名世，而均不免被篡夺之讥。宋代范仲淹以儒家风范被尊，而王安石见讥为申韩，明代张居正多被定义为权臣。似均不如偏据蜀地的诸葛亮广为历代所推重，何以故？
陈寿评曰：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是赞许其为以心术之公驾驭以执法之正的“识治之良才”。
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则称其“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有余泣”，又赞其与“刘后”之间“君臣之际，良可咏矣”。兼观陈、袁二氏之论，可知诸葛孔明盖深契乎中华治理体系“以礼统法”之精神，故永为国人所称道也。
《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全两册）
夏春涛 主编
ISBN：9787522720548
2023年10月出版
定价：46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以长时段、大历史的学术眼光研究中国历代治理体系，除“导言”和“结束语”外，分设“行政与监督”“吏治与用人”“中央与地方”“民本与民生”“思想与文化”“礼治与法治”“基层秩序”“边疆治理”“民族治理”“宗教治理”“环境治理”十一章，每章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沿革、体系架构、主要特点、经验教训等，重在揭示“中国历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原因、发展过程，从而汲取中国历代国家治理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
主编简介：
夏春涛，江苏扬州人。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9年晋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从事晚清史（太平天国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理论研究。著有《太平天国宗教》《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以及《中国国情与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怎样解决作风建设问题》等著作，多次获奖。撰写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通纪》第六卷。出版学术随笔集《沧桑足迹》《家国山河》《触摸历史》。发表论文等200余篇。主持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项目“中国历代治理体系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解析和批判”等国家级课题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