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5期P41—P42‍

作者：高瑞泉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摘自《哲学分析》2021年6期，邵贤曼摘

观念史作为一种哲学研究的形态，在中外著述界都是比较晚起的。但是在最近十数年间，不仅西方观念史著述的译品增多，汉语观念史的论著，也渐趋繁荣。随着观念史研究活动的进展，诸如此类的问题凸显出来：何谓观念史？为什么研究观念史？特别是如果我们将观念史视为哲学活动的一项作业，与中国哲学史和一般思想史相比较，它是否有自己独特对象和学科定位？上述问题实际上关系到中国观念史研究的学科自觉，故有必要做一番讨论。

总体上从属于哲学研究的中国观念史，其学科意识是与“有没有‘中国哲学’”或者“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争论有关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这场持续已久的争论激发起来的副产品之一。

二十年前学术界有过一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它是20世纪30年代关于“哲学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哲学”的讨论的继续，参与讨论的人数则大为增加。两次讨论的问题其实是一致的，就是“有没有‘中国哲学’？”这场讨论和以往一样，既并未达成高度的共识，也没有改变人们在“中国哲学史”学科中继续作业。

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没有在知性上达成广泛的共识，不等于它没有任何实践上的效果：这场讨论之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发生了某些新的变化。举其大端有四：第一，继“两个对子”的公式被搁置以后，“中国哲学史”著述的主流回归冯友兰的方式——以儒学为正宗的哲学史。第二，在复兴传统文化的大潮流下，除了儒学在复兴，对儒家以外的诸子学的哲学研究也有新的成果。第三，更有哲学抱负的学者，以广义的经典解释为基础，提倡“‘做’中国哲学”。第四，观念史研究，它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形态，又与上述三者都可能有所交集。

前三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本文专门讨论第四项：观念史研究的新兴趣。

“有没有‘中国哲学’”这个问题，最早是随着“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诞生而发生的。黑格尔断言孔子等中国先贤，由于自由意识的限度和虽然“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所以只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完全散文式的理智”。过了一个多世纪，中国现代哲学家胡适、冯友兰等在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开始尝试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创造时，金岳霖、冯友兰等才用“哲学在中国”VS“中国的哲学”的论式做出了回应。恰恰在如此智性风气中，作为特殊的哲学史研究的观念史路径，开始被提示出来。我们不妨在这里作一次简要的回顾。

像许多对西方文化沙文主义抱有强烈反感的儒家学者一样，牟宗三不同意将“哲学”等同于希腊哲学及其后裔，主张对于“哲学”，“我们现在把它当一通名使用”。而且说：“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这是与他将中国哲学界定为“生命的学问”相应的。但是，在另一次讲演中，牟宗三作了某种修订：“儒家在以前并不是当哲学讲，但是我们可以方便地把它当哲学讲，来看看这个系统的形态是个什么样的形态。”又说：“我们要了解一个系统的性格当然要了解它的主要问题和主要观念。由这些主要问题、观念，它当然成一个系统。”这暗示“做”中国哲学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像牟宗三那样，从此类问题出发，把古代经典中，围绕“生命”这个“领导观念”的一系列观念，如“心”“性”“命”“天”等，借与西方哲学的架构之比较，演绎成概念化的理论体系，因而其重心在体系的创制。另一种则是，对那些核心观念如何在指导民族生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作一种历史研究，即观念史的路径。

在最近的一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讨论之后，另一位海外中国哲学史家信广来，在悬置“有没有‘中国哲学’”的结论以后，重新提出了观念史研究的可能空间：“对中国思想的哲学研究却相反地更加着眼于当下。虽然以来自过去的观念作为其出发点，哲学研究却以一种勾连当下哲学思维并同时激活其当下关切性的方式来对它进行研究。因为这种研究的基础乃是过去的观念，因此对中国思想的哲学研究便首先依赖于文本研究和历史研究。”

这样的解决方案，是以我们的先贤早就提出了人类某些共同的也近乎是永恒的问题——我们把这类问题称作“哲学问题”——为前提的，它们萌发在某些中国人独创的观念形态之中，这些观念“具有一致性和可理解性”，并且渗透到各个学科；也就是说，虽然形式上与希腊哲学不同，它们依然可以满足系统性、创造性和学科分支的要求，倘若我们带有足够强的现实感和理智的分析能力，并能以此对治观念的历史的话。这层意思，最早参与“有没有‘中国哲学’”讨论的金岳霖先生，也有所论述。在知识论研究中，金先生曾经区别“概念”和“观念”：“意念（这是金岳霖对英语idea的汉译——引者注）与概念地分别。从心理状态说。是前者比较模糊，后者比较清楚。从思议底内在结构说，前者可以有矛盾虽然不必有矛盾，后者不能有矛盾。”

事实上，金先生在另一个地方，又承认对于观念，我们依然可以施之以哲学分析：“意念如何形成和它们是何等样子的意念是不同的两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了一个意念是如何形成以后，还要面对它是什么样的意念这个课题。这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它是否真实，它是否融贯一致，或当它在真假未定时是否也能够立足，或在其被信受的情况下，它是否富有（实际）成果，或在智慧方面会带来什么结果。”诸如此类，都是观念史的哲学作业部分。

不过，上述讨论中间几乎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观念史”与“哲学”“哲学史”“思想”“思想史”的纠缠。按照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哲学史通常是哲学系的二级学科之一，但是哲学史只是思想史之一种，恰如社会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从属于思想史一样。而且，思想史现在只是历史学中二级学科专门史中的一项。结果，“思想史”的范围变得大小由之了。如果我们把“观念史”视为the history of ideas的汉译的话，这一英文术语有时又被汉译为“思想史”。因而，给观念史作学科定位，必定涉及它与“思想史”的关系，以及“何谓思想”的问题。

按照金岳霖的分析，思想有动静的区别。动的思想是所谓殊相生灭中的过程，说某某人的思想是如何如何，则是静的思想，“这所谓思想不是历程而是所思的结构。静的思想没有时间上的历程，只有条理上的秩序。”哲学家通常关心的不是思想的历程而是思想的结构，思想史家通常比较重视思想的历程。

所谓“思想”，按照史华慈的看法，作为人类的知识生产活动，从动态的“被设想为积极的思维过程”而言，是从已知进入未知之域的冒险活动。

把史华慈和金岳霖的相关论述结合起来，可以对思想史、哲学史和观念史做一个简明的区分：哲学史是特殊的“知性思想史”，重视的是概念化安排的系统理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一般的哲学史通常都是历史上的哲学体系的前后更替。而观念史重视的是“观念”本身。它的直接对象不是体系性的理论，而是观念世界中最重要的“观念”，即人类精神活动中那些最基本的“固定化的思想产品”之一“观念”的产生、发展和演化的过程。

就其主要关注点不在于历史上前后更替的哲学体系，而在于那些体系中共同探讨的核心观念及其与相关观念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研究某种思想特征或风格何以出现而言，它只是关注一种哲学或一个时代思想的一部分，观念史是一种比较“窄”的哲学史；就当今这样思想表达被高度专门化的时代，任何重要的“观念”事实上必定为不同的学科所共享，对它的哲学反思就决定了观念史的论域会比一般哲学史的论域更“宽”。

明确观念史的学科定位与意识到观念史研究的兴趣之由来是互相关联的：观念史在形式上通常研究的是“过去的观念”，但是引起我们研究兴趣的，却是这些“过去的观念”与“现在的我们”及我们“现在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人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持续开展的社会转型和观念世界的变迁，如何认识今天中国人的观念世界及其由来，如何看待经济现代性的飞跃给国人观念世界的冲击，以及如何从观念史的视野中透过文明互鉴认识中国，都关系到中国知识的重构。它既是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又是其长远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