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被称为“国学大师”“史学大师”，他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国史大纲》等中国近现代史的名著，令其声名远播。不同于其他学者，他一生从未上过大学，更没有出洋留学，完全是自学成家。他从乡村小学老师而走上大学讲坛，成为名教授，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蔡登山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一八九五年生于无锡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的五世同堂大宅。他的远祖曾是当地首富人家，只是传到父亲辈已沦为赤贫了。钱穆在七岁那年，便被父亲送到私塾去读书。一九〇四年钱穆十岁，考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小学。在求学的四年中，钱穆先后得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等名师的教诲和指点，使他既接受了良好的传统国学的熏陶，也同时接触到西方的新学。而这些名师更开启了钱穆日后喜治史地、重视历史观念、民族意识，而又兴趣广泛、博学深思的治学风格。一九〇八年常州府中学堂新成立，钱穆考取中学班。治学方面则受史地老师吕思勉的影响最大。师徒后来都享有盛名，但仍经常往来切磋学问。纵使钱穆最后未能完成中学教育，但是他在七年多的少年时代，深获良师教诲，他日后待人处事、治学方法、事业基础和人生志趣，都根源于这优越的环境。在十八岁时，钱穆为谋生计，远赴七八里外的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职，这也是钱穆从事教育生涯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借阅秦家丰富的藏书，先后遍读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名学》等书。钱穆也因此对近代西洋新学说产生兴趣。从一九一二年春到一九二二年秋，钱穆担任了十年的乡村小学教师。在这十年的苦读、在这十年的冥索，钱穆体现了为学不止、刻苦进取的精神。一九二七年秋，钱穆转入省立苏州中学任教。钱穆在任教三年期间，课余之时，更埋首撰写《先秦诸子系年》，并先后完成《国学概论》讲义、《墨子》《王守仁》诸稿，又曾发表多篇论文及《孟子要略》等书。
钱穆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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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〇年秋，钱穆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开始了他北平八年的大学教书生涯。在燕大他任教大一、大二国文，学生李素英说：“宾四老师精研国学，又是一位渊博多才、著作等身的好老师，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彷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并不太严肃，更不是孔家店里的偶像那么道貌岸然，而是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而且他确是一位擅长诱导和鼓励学生的好老师。”授课之余，他继续增补《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及发表论文而备受瞩目。但因燕大是教会学校，外国行政语言和西式办公作风，使得钱穆终感不易适应，因此他在任教一年后便辞职了。钱穆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京大学读书深造为憾，但在一九三一年钱穆却得以在北大历史系任教。他共开了三门课，其中“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为必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为选修课。当时北平研究“中国上古史”风气特盛，钱穆在北大上课好像登上“辩论场”，但他屡创新说，因此除了本科系的学生外，又引来其他外系的学生旁听，他成为“叫好”又“叫座”的老师。
钱穆的墨宝
在燕大时钱穆在顾颉刚的邀约下，在《燕京学报》第七期上，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文中他指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曲解史实，抹煞反证，有二十八处之多。这篇文章以举证详密、立论坚确，震撼当时北方学术界。而在这篇文章中，钱穆的某些论点，其实和顾颉刚的观点是不相同的，但顾颉刚能容纳不同见解的博大胸襟也最为钱穆所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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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北京大学在傅斯年的倡议下，决定将原本由十五位断代史专家合讲的“中国通史”课，改由一位讲授担任，而钱穆被推选担任这一教席。次年他着手编写《国史纲要》讲稿，并于一九三三年秋开始讲授中国通史。七七事变，随着北大的南迁，钱穆在长沙、昆明等地仍讲授中国通史等课。一九三八年四月，钱穆再度随校辗转流徙于蒙自、宜良，并于课余重整《国史纲要》讲稿；经过十三个月的时间，到一九三九年六月在云南宜良城外的“岩泉下寺”，撰成《国史大纲》一书。《国史大纲》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代表作，也是一部享有盛誉，影响极大的中国通史著作。
钱穆在《国史大纲》书前的《引论》提出他对新通史的重要看法，他说：“一者必须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须之知识；二者应能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代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地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地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国史大纲》出版后，时人公推为近数十年中国通史之最佳著作，其境界之高，议论之卓，诱导国人民族感情，启发读者治史蹊径，绝非一般著作所能比拟。他提出国人对本国历史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的本意，是要让国人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通过学习历史而认识祖国历史、热爱祖国文化，以激励保种护国之心。如此，则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钱穆在国家多难之际，以一介书生报国，可说是非一般史家所能相提并论的。
桂林街时期的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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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春，钱穆偕唐君毅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南下，又在广州遇见张其昀。张其昀告诉钱穆已约谢幼伟、崔书琴等人拟在香港办学校，同时邀钱穆参与，钱穆毅然答应。钱穆到港后，看到许多青年失业、失学，心有感触，决定居港办学。经过一番努力，他筹划“亚洲文商夜学院”，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月正式开学。建校初期，规模极小，只租用九龙油麻地伟晴街华南中学三间教室作为上课之用。初时学生只有三十多人，后来增加至六十余人。由崔书琴任教务长，教员有唐君毅、程兆熊、罗梦册、张丕介等人。一九五〇年春，设分校于港岛北角英皇道海角公寓，而钱穆等人则白天到香港，晚上回到九龙，两地奔波授课，备极辛劳。这是新亚书院的前身，也是它的创始阶段。同年秋，由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埗桂林街六十一、六十三、六十五号租“顶德新楼”三、四楼，作为新校舍，并向香港教育司正式立案为日校，改名为“新亚书院”。钱穆的办学宗旨为“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精神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而专任、兼任教授则增添吴俊升（后任副校长）、任泰（英文）、刘百闵、罗香林（历史）、张维翰（国文）、卫挺生（经济学）、陈伯庄（社会学）、杨汝梅（银行学）等，均属国内政、学界负名望的硕学宿儒。据学者李木妙说：“阵容之强盛，香港大学中文系亦远不能比，深受香港教育司所重视，因此对于新亚特多通融，有所请求，皆蒙接受，甚少为难。”
新亚初创时，设一公开学术讲座，每周末晚上七时至九时在桂林街课室举行，校外来听讲者每满座，可得六十至八十人左右，学生留宿校内者，只能挤立墙角旁听。钱穆尝自言：“盖余等之在此办学，既不为名，亦不为利，羁旅余生，亦求‘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对中国学术之传播与发扬，不遗余力。他手撰新亚校歌，由黄友棣谱曲，其词中有曰：“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不但是钱穆办学的艰辛写照，而且是“新亚精神”的具体表现！钱穆硬是凭着一股“扎硬寨，打死仗”的苦撑苦熬的精神，使得新亚书院得以创立和发展。
一九五三年夏初，美国雅礼协会派卢定教授来新亚接洽合作，在翌年五月，新亚得雅礼赠款每年两万五千元为学校日常开支（钱穆一向坚持不办殖民地教育，亦不愿办教会学校，主张宗教自由，雅礼协会对此并无异议，以示协助新亚发展，别无目的），同时又在九龙城嘉林边道三十号租地下楼为图书馆及一楼为教室，学生分在桂林街、嘉林边道两处上课。一九五五年春新亚研究所（案：一九五三年秋，获亚洲协会资助，设新亚研究所于九龙太子道）获哈佛燕京社资助，设置奖学金，添置藏书，出版学报、研究论文，并正式公开招生，取录后修业两年，经所外考试委员阅卷考试，始获毕业。又得美国福特基金会捐款，由香港政府拨地，在九龙红磡农圃道建造新校舍。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日举行新校舍奠基典礼，十月落成迁入，全校建筑以图书馆占地最大，教室次之，各办公室占地又次之，校长办公室最小。福特基金会派人来巡视，对学校布局安排极为满意，称“观此校舍之建筑可想此学校精神及前途之无限”。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三日，钱穆荣获美国耶鲁大学名誉人文博士学位。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香港中文大学正式成立于新界沙田，而新亚书院（新亚研究所除外）与联合书院、崇基学院成为中文大学的三个成员学院。对于新大学的命名及校长人选的任用，钱穆曾提出重要意见。钱穆在新亚书院最艰困的时候，从没有轻言辞职，他发扬“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使“新亚”不断地发展前进。当新亚加入中文大学时，学校的基础已奠定，再加上中大与他当初办学的理想与信念，已有一段差距，因此他在一九六四年向新亚董事会辞职，但未获准只允休假一年。一九六五年才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一职。他在最后一次以院长身份主持新亚书院毕业典礼，临别赠言说：“此后诸位正要走进现世俗世界中去谋职业，干事业；但我郑重奉劝诸位，莫要忽略了另一个理想的真世界之存在。”而据新亚书院校董及图书馆馆长沈燕谋的日记说：“宾师去校，自言于校无复留恋。”钱穆功成不居，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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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一九六〇年一月钱穆偕夫人应美国耶鲁大学之邀，在东方研究系讲学半年，授课两门，学生大多是耶鲁语言学校的教师，由李田意教授随堂作翻译。六月十三日，在耶鲁大学第二五九届毕业典礼上，为了表彰钱穆在教育和学术上的成就，及其为东西文化交流所做的贡献，耶鲁大学特授予钱穆名誉人文博士学位。大学校长在典礼中特请李田意用国语朗诵颂词曰：“钱穆先生：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你是新亚书院的创办人和校长，在教育中国青年的事业上，耶鲁是你的同志和拥护者。耶鲁大学鉴于你个人的天才，和你在学术上的成就，特授你以人文博士学位。”在耶鲁讲学期间，钱穆又应哈佛燕京社之请，在哈佛东方学研究所作学术讲演，讲题为“人与学”，由著名华裔学者杨联升担任翻译。
一九六七年十月，钱穆夫妇来台定居，蒋介石即命阳明山管理局，依钱穆所选定的地点——士林外双溪近东吴大学东侧，建宾馆两层，以表示对这位“国宾级”史学大师的礼遇。在外双溪临溪路七十二号的“素书楼”，钱穆朝夕孜孜不倦地埋首于《朱子新学案》的撰写，这是他晚年用力最多、用心最专的重要著作，加上两年的准备时间，前后共费七年之久，完成煌煌五大册，凡九十万言。一九六九年十一月《朱子新学案》完稿后，钱穆应张其昀的礼聘，任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班导师。此后，他先后兼课于多所大专院校。一九八五年六月九日，钱穆在素书楼上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当年他九十一岁，结束了七十四年的教育生涯。
钱穆以自学而成为一代史学大师、国学大师，他贯通经史，论者称他：“以史学观点治诸子，以温情敬意治史学。义理与考据并重，而特重探本寻原，深入问题核心，赋予新的生命。”而“读书、教书、著书”贯穿着钱穆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为了教育，他淡忘了故乡、淡忘了家庭、淡忘了妻子儿女，甚至淡忘了他自己。这种好学不倦，矢志于学术、投入教育工作的奉献精神，足为当代学人的典范。
而他晚年居住二十多年的素书楼，却被台北市议会部分议员抨击为“非法占用”，限期一个月收回，钱穆被迫迁居。政界的斗争，累及无辜，对一个年逾九旬的老人，一个毕生为中国文化招魂的史学大师，实难让人理解。钱穆特在报纸为文表白说：“来台定居至今二十二年，平日严守隐居之素志，今不幸被卷入此是非中，内心不胜感慨。余年已九十五岁，实无精力与人争辩是非。生平惟服膺儒家所论士大夫出处进退辞受之道。人各有志，余亦惟秉素志而已。今已公开宣布迁出素书楼之决定，深望社会诸贤达能从此还我平静生活，则不胜感激！”而就在搬离素书楼两个月后，在一九九〇年八月三十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钱穆去世后，夫人胡美琦遵其遗愿，在苏州西山太湖之滨，觅得归骨之所，素白的碑石昂然屹立，端庄的大字，刻着“无锡七房桥钱穆先生之墓”。几级台阶，旁种松柏，放眼远眺，太湖之水沉静地从山脚涌过。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想起“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作者简介
蔡登山
台湾著名文史作家，曾任电影公司营销部总经理及出版社副总编辑，沉迷于电影及现代文学史料之间，达三十余年。1993年起筹拍《作家身影》系列纪录片，任制片人及编剧，四年间完成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朱自清、老舍、冰心、沈从文、巴金、曹禺、萧乾、张爱玲诸人之传记影像。
著有《人间四月天》《传奇未完——张爱玲》《鲁迅爱过的人》《张爱玲色戒》《何处寻你——胡适的恋人及友人》《梅兰芳与孟小冬》《民国的身影》《声色晚清》《一生两世》《多少往事堪重数》《情义与隙末》等数十本作品。
来源|晶报APP
编辑：陈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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