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守淦

金守淦(1877年-1961年)，字任父，号六弢居士，浙江富阳人。早年就读于同邑举人柴锡堂主讲的东图书院，后考入邑庠，继又入杭州求是书院、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三年。28岁和汪康年、梁启超创办《时务报》《爱国白话报》。辛亥革命后，任长江一带募饷专员。1912年，金守淦在浙江都督府担任秘书一年。1913年任富阳学校校长四年。1917年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教育科长兼学监一年，后在国立京师图书馆工作32年。

在求是书院接受爱国思想

求是书院

1897年5月21日，侯官杭州知府林启利用普慈寺充办学堂。林启深受维新思想影响，主张变革旧式教育，开办新式教育，以“育才图治”为宗旨，创立了中国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学制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书院。书院重视“西学”传习，课程设置齐全。以国文、英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为必修课，后增设体操课，另开设日文等课，供自由选读。教材大多是从美国中学课程翻译过来，毕业程度相当于美国大学的预科。

金守淦为外院生入书院（内院生伙食纸张由书院支付，外院生待遇不及内院生，要交学费、膳宿费，也无“膏火”，只保留奖学金。只招了一届，后未再续招），他虽出身耕读之家，其祖父金鳌和兄长金守梅都是秀才，但其家境贫穷，生活艰辛。由于自己是外院生的缘故，面对数额不小的学费，开始有些气馁。其父金日恒过世较早，金守淦在外读书工作，家中无人照料。乡人叶炳喜是一位名医，叶炳喜得到消息后，就写信给他，让他在外安心学习，费用不需要他筹集。在叶炳喜的支持下，金守淦一入求是书院就脱颖而出。他作为首批经生，由于自幼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表现出过人的才气，在求是书院就读的三年里，除了接受西学沐浴，更有书院先生严于督课，金守淦学业大进。

1900年秋，金守淦考入求是书院第二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他看到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清醒地感受到清政府的腐朽没落。求是书院一部分师生思想先进，倾向维新和变革。教师中比较著名的有宋恕、马叙伦、孙翼中等人，他们在课堂内外传播民主思想，组织成立了“励志社”，金守淦成为其中的社员。

任职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1916年7月，蔡元培被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赴任后，随即邀请金守淦北上，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监一职。金守淦是蔡元培的好友，金守淦在求是书院读书时，蔡元培就曾与他相识。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前身是1902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位于原马神庙和嘉公主府。1908年改称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校，其校址也迁到和平门外的琉璃厂厂甸。1912年改名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学校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师范大学。1931年、1952年北平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

金守淦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担任学监仅一年，偶尔也讲中国哲学史等课程。由于他学识渊博，见多识广，“听金先生讲课，乃感观和心灵莫大的享受”，这是师范生匡互生在《来到了北高师》中描述的情景。毕业生孙东阁在回忆中也记载：“金守淦老师教我们中国哲学史，讲义是用崭新的白话文写的。经他在课堂上分析、鼓励，我们早就不作堆砌辞藻、空疏无物的古文了。”后来，高师校园里“改写白话文”的新思潮之风悄然而起。

在京师图书馆参与清宫藏书点查

1909年9月9日，分管学部的洋务派军机大臣张之洞上奏，请求建立京师图书馆。张之洞上奏当天即得到批准，京师图书馆从法律和行政上宣告诞生。

不过，首任馆长缪荃孙主持筹办的京师图书馆还没来得及正式对外开放，清政府就覆亡了。1912年8月27日，寄寓在什刹海北岸广化寺的京师图书馆在第二任馆长江瀚的努力下终于开馆接待读者，“无论士农工商界暨女学界，皆得入览”。

京师图书馆的开放，是中国传统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转变的标志。1918年，金守淦因得博览群书，又于目录学造诣颇深，经时任教育部次长兼京师图书馆馆长袁希涛举荐，派他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京师图书馆任职，在编目科办事。金守淦在日记中记载，“由教育部职位虽小，薪金虽薄，每月五十元。然，甚合我意，因可得一读书职位。由此抱定宗旨，不肯轻易更动。”此后又担任庶务部、文牍部、会计部、四库部、编纂部、阅览部主任及代理馆长等职，长达32年之久，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图书馆事业，潜心于图书馆学、文献学、目录学和辨伪学等领域。

金守淦喜欢收藏书籍，京师图书馆的同事对他的评价是：“只要他看到有喜欢的书籍，都会认真地写抄。”他自调入京师图书馆后，工作勤勤恳恳，从不马虎，他采用学习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多种方法从事校勘、辑佚。他阅读的书籍范围也是相当广泛，例如文学、医学、历史、地理、诸子、佛学等方面。金守淦撰写的《自证录》《病榻追忆录》记录了当时文献学的分类，对于当时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今天的文献学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学习与借鉴意义。

1924年11月5日，溥仪出宫后，一些知识分子极为关注清室古物的保管。时任孙中山私人代表易培基与京都市政都办公署坐办吴瀛商议，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筹建博物馆。11月7日，临时政府正式发布命令：“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善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随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由李煜瀛任委员长，委员会成员包括段祺瑞执政府当局9人、清室方载润、绍英、宝熙、耆龄、罗振玉等5人，共计15人，另以京师警察厅、京师高等检察厅、北京教育会为法定监察员，又聘名流吴稚晖、张继、庄蕴宽为监察员，国务院与其所属各部院各派二人为助理员，以使工作昭信于国人。

在准备开展清查清宫物品时，主持其事的易培基致函李煜瀛，提出了一个30人的“清查干事名单”，包括钱玄同、沈尹默、徐森玉、沈兼士、俞同奎、俞平伯、俞丹石等人。

事实上，时任京师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徐森玉于溥仪出宫之初，即参与故宫维持与保管工作。12月4日，徐森玉邀京师图书馆舆图与唐人写经部主任俞箴墀及金守淦参与清宫藏书点查工作。两人都因学识渊博、业务精专、人品贵重而闻名。

（谢 华，作者单位：红色报刊史料研学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