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中国思想界群星璀璨，形成了一个思想创发和破块启蒙的高潮期，传统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都有所推进。“以水济水，岂是学问？”顾炎武、黄宗羲和王夫之等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巨匠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多元开放、综合创新的时代特点。较之于同时代学者，王夫之的视野更为兼综宏阔，中晚年时期基本上以一年一部的速度遍及四部经典，逾五百万字，有传注、有通解、有训义、有论说，形式多样，体系庞大，堪称通儒，成为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继朱熹之后的又一个高峰。他不仅写出了《周易外传》《读四书大全说》《读通鉴论》等经史名著，还出入诸子百家且“于二氏之书，入其藏而探之”，写出了《老子衍》《庄子通》《相宗络索》等多部子学甚至外道著作，在经子关系问题的处理上取得新突破。

　　王夫之晚年在所居观生堂题写了一副对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表明他首先是一个以六经为根底的经学家。当然，这种尊经意识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王夫之早年研经，最直接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从早年的“续梦庵”，到中年的“败叶庐”，再到晚年的“观生居”，历经科考中断、从政受挫、逃亡隐居，最终绝意仕途之后，才把经学研究上升到保存文明道统的自觉高度。在他看来，“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在明清易代道统无所依存之际，王夫之择定经学诠释为自己的终身志业，主要是出于存续道统、文化救国的需要。他在解读易经“观”卦时表达了这一深层动机：“阳之仅存于位，而以俯临乎阴。人君于民情纷起之际，君子于小人群起之日，中国当夷狄方张之时，皆唯自立矩范，不期感化，而自不敢异志。”王夫之在多次抗争之后深感绝望，自觉唯一能做的就是尊经弘道，“自立矩范”，以其“可观之德威”为国人作表率。

　　王夫之认为，“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六经以及“四书”承载了中国文化“古今之通义”，作为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治国理政的理论依据，堪为颠扑不破的“万世教科书”。“盖经正而庶民兴，异端曲学不得窃而乱之矣”，“其于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盖将舍是而无以为立人之本，是易、诗、书、春秋之实缊也”，经学的永恒价值在于它们奠立了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本标准。王夫之的经学诠释始终贯注了三个价值关怀或者基本道德问题：一是人禽之辨，二是夷夏之分，三是君子小人之别。后两者属于做什么人的问题，而人禽之辨则属于人是什么或者什么是人的问题。从逻辑上讲，后两个问题的解决最终要还原到人禽之辨这个“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的根本问题上。在人极不立的离乱之世，与顾炎武“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作”的尊经立场如出一辙，王夫之创造性的经学诠释浸淫了中国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与担当意识，也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中积久成习的经学基础主义基调。

　　唐代之后，“十三经”之外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研究一般都笼统地归于子部，子部遂成为一个包罗历代诸子百家学说的传统学术部类。王夫之不拘儒家门户，对于儒、释、道经典和秦汉以来的诸子学涉猎甚广。从研究对象上看，与此前已经被奉为正宗的朱子、同时代的顾炎武和黄宗羲等学者，以及后世的戴震等人相比，王夫之对于佛教和老、庄之学不是毫不隐讳地加以吸收或者公开拒斥，而是采取了深入其内、出乎其外的做法，专门对其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扬弃。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除了子学是个万花筒式的思想宝藏，值得从中汲取有益资源之外，子学研究也是其抵制释家和老、庄、申、韩等外道以及儒学内部异端的主战场。换言之，对于子学外道的研究是王夫之在家国离乱之际正本清源、端正人心、提撕风教、维护中华文化道统于不坠的下手处。这从他对于宋明儒学最有影响的几个巨子的态度中可见一斑。

　　在宋明儒学诸子中，船山最反感陆、王，最倾心张载，最重视朱子。与戴震等人类似，王夫之对陆王心学持非常激烈的批评态度，认为“陆子静出而蒙古兴”，“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中国沦没”，将明亡的责任不允当地全归因到心学身上。船山晚年对于张载及其《正蒙》尤为推崇，受张载气论形上学影响至深。他在《读四书大全说》中说：“横渠早年尽抉佛、老之藏，识破后，更无丝毫粘染，一诚之理，壁立万仞”，张载出入于佛、老而又不失儒家立场的气度，几可视为船山自道。朱子的经学诠释是中国经典诠释史上的一座高峰，船山自然是很难越过他另起炉灶的。“经义固必以章句集注为备，但不可背戾以浸淫于异端。若注所未备，补为发明，正先儒所乐得者”，王夫之《四书稗疏》《读四书大全说》等经学著作皆是以朱子集注系统为主要参照系。不过，与当时尊朱而“死守章句”“困死俗陋讲章中”等“亵侮朱子”的做法不同，王夫之认为“不徇章句，乃以为有功于朱子”，显示出他有意继承并超越朱子的志向。最终，通过比较、取舍和裁断，王夫之建立起了体系庞大、独具一格的经典诠释体系。

　　对于儒门之外的佛、道、法诸家，王夫之也没有简单地拒斥了之，而是采取了深入其内、了解其本来面目之后，再批判其理论缺陷、吸收其合理成分的处理方式。船山《老子衍》《庄子通》对于老、庄之学用功甚深，多有见地之论。不过，王夫之对老、庄等子学的肯定显然是有限的，“古今之大害者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正所谓“祸至申韩而发乃大，源起于佛老而害必生，而浮屠之淫邪，附庄生而始滥”，由于道家、佛教和法家三者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呈现出一种交相递进关系，王夫之进而提出了“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的深刻洞见和判教理论。针对佛、老、申、韩的思想弊端，船山在《老子注》中明确指出，只有“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矣，见其瑕而后道可使复也”，即只有通过深入其内剖析暴露其理论缺陷及其根据，才有可能避免其负面影响，进而澄明真正的道理。“见瑕复道”这一句话，堪为船山子学研究动机的最佳注脚，亦堪为晚清子学研究兴起的先声。

　　哲学经典的诠释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要载体或主要形式，通过注释、解说诸家经典来表达个人哲学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明清之际亦不例外，旧瓶装新酒式的经典诠释运动蔚为潮流。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盖道非一家之私，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诸子百家亦是道学之一部分、子学即经学的观点呼之欲出。与此类似，堂庑更为宽广的王夫之则相应地提出了“斟酌群心，徐喻至理”的看法，主张从诸子百家之学中汲取精华以获得更为正确合理的知识见解，体现出极为开放和宽广的诠释视域。他在诠释《礼记》时指出，“若能称古者，法先王，则斟酌群心，而徐喻以至理，为之折衷，及其论定，不求异于人而自非人之所能及，亦何暇剿人之说，而亦何与之雷同哉！”这里的“群心”极具包容性，儒、释、道三教和诸子百家的说法都在斟酌取舍之列。正由于船山诠释视域的广度和深度罕有其匹，其思想创发才不落剿袭、雷同的俗套，既与朱熹经学诠释体系拉开了距离，也与后来清代考据索隐、支离断烂的学风大异其趣。时至今日，王夫之“参万岁而一成纯”“推故而别致其新”的经典诠释实践与思想气魄，对我们身处其中的“后经学时代”如何处理传统经、子之学这一庞大思想遗产仍具有启发和示范意义。

　　（本文系贵州孔学堂2019年国学单列的重大课题“经子关系研究”（19GZGX0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 作者：孙邦金 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