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伊洛渊源录》资料图片

　　唐宋之际的学术思想转型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突破性的转型”之一。历代学者都十分重视这一问题，相关讨论与阐释始终与时代思想变革紧密相连，从古代传统经学背景下的汉、宋经学转型论，经过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叙事中的唐代佛学到宋代道学转型论，发展至今天在唐宋变革视野下的思想史探索，已经形成基于“道学”“宋学”以及士人的“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同视角进行解释的多样化模式。这些解释模式彼此有所联系，但又存在观点之间的对立与交锋，它们的争鸣本身就是在书写新时代中国思想史的新篇章。

　　道学的发生过程

　　这一解释模式可上溯到朱熹《伊洛渊源录》构建的程朱道学师承谱系，以及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以道学为标准构建的宋学派别和师承谱系。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界对宋代道学家的认知和道学生发脉络的构建，根本上依据了这两种谱系。基于这一学术传统，在唐宋变革的视野下，徐洪兴《唐宋之际儒学转型研究》一书构建了新的唐宋儒学转型脉络。

　　徐洪兴将道学思潮的演变历程分为“萌发、初兴、高潮、鼎盛和衰变五个阶段”。从唐朝中期至北宋庆历之前是道学的萌发阶段，这一时期道学思潮“还是一股潜流”，但出现了要求振兴儒学、排斥佛道二教、批评四六骈文的呼声，“孟子升格”、经学变古、古文运动等新文化活动初步展开。北宋庆历至嘉祐之际是道学的初兴阶段，道学思潮“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形成批判汉唐章句训诂之学、佛道二教、四六骈文的社会思潮和新的学术思想取向，“其倡导者是范仲淹和欧阳修，而胡瑗、孙复、石介、李觏等都是这一思潮中涌现出来的有代表性的学者”。从嘉祐至元祐之际是道学的高潮阶段，道学思潮有了显著的理论创新，涌现出一批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如周敦颐、邵雍、王安石、张载、程颢、程颐等，他们“为儒家的伦常纲纪提供哲学的论证，重新确立全面指导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精神归宿；为现实的政治改革提供思想的依据”。南宋中期是道学的鼎盛阶段，道学派别得到很大发展，主流学派即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形成，其内部反对派——陆九渊“心学”派亦形成，许多道学概念、范畴、命题走向深刻、精密和系统化，至此唐宋儒学转型完成。从南宋后期至元末明初，是道学的衰变阶段，道学主流派“程朱理学”逐渐得到官方承认，最终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但其生命力也随之丧失殆尽。

　　鉴于由朱熹《伊洛渊源录》所开创而为现今哲学史研究继承的道学史叙事有着“线条化、简单化”之弊，徐洪兴更注重发掘道学的历史面相，从时代思潮演变的角度构建了唐宋儒学转型的理论框架。但这一解释模式，无论是关注对象（道学家）的择取，还是对其思想的阐释，皆未脱离传统的哲学史叙事，在内容上无法包举“宋代儒学”。

　　宋学的演变过程

　　1984年10月，邓广铭在《略谈宋学》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指出，“理学是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我们却不应该把理学等同于宋学”，“宋学”是指“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其特点是：“1.都力求突破前代儒家们寻章摘句的学风，向义理的纵深处进行探索；2.都怀有经世致用的要求。”这就突破了理学研究兴起后学界往往将“宋学”等同于“理学”的狭隘认识，勘定了“宋学”的外延——理学之外，尚包括宋代经学等儒学门类。陈植锷在《北宋文化史述论》中延依邓广铭的认识，构建了北宋“宋学”的演变历程。

　　陈植锷认为，“宋学在南渡之前，大抵经历了从准备、草创到繁荣三个发展时期”。宋初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是汉唐注疏之学和文章之学的遗留期和宋学的准备期”，出现了宋学疑古派、议古派和拟圣派的先驱者，如王昭素、孙奭、贾同、柳开等。仁宗、英宗两朝，是宋学的草创期，形成“讲明义理而有别于汉唐注疏之学”的学风，出现以孙复、石介为代表的疑传派，以欧阳修、刘敞为代表的疑经派，以李觏、章望之、胡瑗为代表的议古派，以及处在“宋学草创期与繁荣期的交接阶段”的拟圣派学者邵雍、周敦颐。仁宗、神宗之交，宋学“从义理之学过渡到进一步以心性问题的探讨为内容的性理之学”，进入繁荣期，出现王学、洛学、关学、蜀学等学派，其中王学的成就和影响最大。

　　陈植锷不仅清晰划分了北宋“宋学”前后相承的三个发展时期，而且基于学说创新与社会影响相结合的标准，辨析、论证了后两个时期不同学派的先后关系，呈现了一条以时期为节段、由学派前后联结而成的北宋“宋学”演变链。遗憾的是，其并未涉及南宋“宋学”。

　　漆侠的《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则是从整体上论述宋代“宋学”演变历程的代表作。他将两宋“宋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形成、发展和演变三个阶段。宋仁宗统治期间（庆历前后）为宋学形成阶段，代表人物有胡瑗、孙复、石介、李觏、欧阳修等，范仲淹为核心人物。宋仁宗晚年（嘉祐）到宋神宗初年是宋学大发展阶段，形成荆公学派、温公学派、苏蜀学派和以洛（二程）关（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四大学派，其中荆公学派影响最大。南宋是宋学的演变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从宋学中发展起来的理学兴盛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学派，同时与理学对立的则是浙东事功派”。

　　这一解释模式聚焦于“宋学”，是对传统道学研究范式的反动。虽然该模式对“宋学”所脱胎并被它抛弃的前儒学形态（“汉学”）关注甚少，却在最大程度上涵盖了“儒者之学”意义上的宋代儒学。而且其通过“社会影响”的视角，发掘出宋代学术思想史的一些新面相。鉴于“宋学”外延宽泛，在宋代经学、史学等领域，还有相当大的拓展空间，对这些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当会有效补充和修正此解释框架。

　　士人价值观基础的转变过程

　　这一解释模式以美国学者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所构建的解释框架为代表。该书的核心问题是公元600年至1200年间士人价值观基础的转变，以及士人是如何确立价值观的。为此，包弼德关注的并非是通常意义上的思想，而是“斯文”——“首先指称源于上古的典籍传统”（特指儒家经典）、“包括了诸如写作、统治和行为方面适宜的方式和传统”；是“士学”而非儒学，尤其关注最受当时士人重视的文学。

　　包弼德将600年至1200年间士人思想和价值观基础的演变，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初唐至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学者将文化价值观具象为可用作榜样的“文化形式”，包括“所有那些属于‘礼’的范畴的东西，过去的文献遗产，以及文学创作（文章）”。755年至唐朝末年，伴随着安史之乱导致的唐朝政治危机，士人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出现危机，一些士人倡导古文，强调写作为公共道德服务，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写作必须建立在作者独立思考的“圣人之道”的基础上。北宋初年至1044年庆历新政被废罢，为文标准出现了分化，以范仲淹为中心的古文家“坚持认为士应该以圣人之道作为学的核心，并将写作当成实践道的一种努力”。1044年至北宋末年，文学及其话题渐不被重视，学者致力于“探求一种可以为政治、社会和文化提供基础的道”。这四个阶段中，士人的价值观虽然都建立在“宇宙和历史”基础上，但把握方式却发生了从信仰政权所支撑的“文化形式”到独立思考“圣人之道”，再到个人独立于权威而解悟“天地之道”的转变，即“从唐代基于历史的文化观向宋代基于心念的文化观的转向”。

　　这一解释模式聚焦于“文”（特别是文学），探讨其主体（士人）以“道”为把握对象的价值观的构建历程。鉴于唐宋时期文学在“士人之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视角选择有其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唐宋士人价值观的转变历程。但是，同样属于“士人之学”重要内容的“儒家经典和历史研究”，却被作者有意忽略了。而且这一解释框架并未能够深入历史从更深广的层面揭示当时士人世界观的构建实态（如“外儒内道”“外儒内佛”），仅着眼于典型士人（主要是文人）及流派的文化（特别是文学）观而论述士人价值观的构建及其演变历程，未能进一步发掘其世界观的历史实态。

　　士人文学观和世界观的转变过程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认为，“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不是在短时期内发生的，从韩愈（768—824）的时代到范仲淹（989—1052），大约为二百二十年，到程颐（1033—1107），则有两个半世纪以上。在此期间，思想的变化不是均质进行的，而是有两个明显的突破点。第一个突破点约在唐德宗至宪宗年间（780—820），第二个则为宋仁宗至神宗之际（1023—1085）”。他主要围绕第一个突破点，基于对士人（尤其是文人）思想和心灵的考察，勾勒出两条中古思想演变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着眼于文人对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认识。陈弱水认为，从南朝到初唐，文章写作一直存在着“独立的文学观”与“政治教化”间的结构性紧张，根本性的变异发生在八世纪后半叶，以安史之乱前后出现的“文章中兴”为标志。“中兴”诸子“要求文学与德行、政教、经典等文化要素相连接”，“徇至而有文本于道的呼声”；甚至“根本要求泯除文学和文化间的界限，而把文学视为从属于文化的不可分割部分”。因此，这一文学风潮既“代表文学改革的努力”，也含有“以文学论述面貌出现的思想运动”的成分。韩愈、柳宗元等人领导的古文运动继之而起，在九世纪初震动一时。古文家不仅主张文以明道或文本于道，而且开始对儒道的探索——“这个‘破茧而出’非关小可，它不但是东汉以后第一个反思儒家之道的潮流，而且发生在主导士人文化的文人群中，造成关键的影响”。“道”优先于“文”，儒道探索的出现，标志着唐宋间“文学脱中心化的开始”，并渐至发展成为新的儒家思想脉流。

　　第二条线索聚焦中古士人心灵结构的变迁。陈弱水认为，中古思想的基本格局是“外儒内道”和“外儒内佛”，或称之为“二元世界观”。曹魏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玄学，是开启二元世界观的决定性力量，在四世纪永嘉之乱后蓬勃兴起的佛教则大大强化了这一世界观。即便对于中唐“文章中兴”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关集体秩序的原理和价值”，个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则寄托于佛教或道教。

　　中古时期对二元世界观构成明显挑战的主要有三种思想：一是六、七世纪时一些士人宣扬的“国家全体主义”观点，“主张人类的所有活动都应归属于统治者的权威”。二是以杜甫为代表的中唐少数士人“以儒家价值为个人生命主要导向”的世界观。这一思想在当时“属于较新的形态”，范围有限，“属于一个重大思潮变化的开端部分”。三是从八世纪晚期到九世纪初，“在二元世界观架构里运行的儒家复振潮流中，冒出了直接向这个中古思想基调挑战的动向”，即韩愈、李翱等“力主单一的儒家价值世界”，并“构建儒家本位的心性理论和修养学说”，正是这一思想开启了唐宋之际的思想巨变。

　　这一解释模式于宋代部分略而未涉，对于唐宋思想转型整体而言，它并不完备。基于“文人居于唐代文化的核心，地位绝高”的认知，与包弼德一样，陈弱水亦从文学入手，经由对中古士人文学观演变历程的梳理，揭示出中晚唐“儒道探索”思潮的源流。但他更进一步，从世界观层面揭示了中古士人“外儒内道”“外儒内佛”的基本心灵结构，以及先后出现的三种挑战二元世界观的思想。他所指出的“即便对于中唐‘文章中兴’诸子而言，‘儒教主要指有关集体秩序的原理和价值’，个人生命的终极关怀则寄托于佛教或道教”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当时文学所推扬的儒家之道，等同于文人的“价值结构以及世界观”。

　　唐宋之际学术思想转型的这四种解释模式虽然都有不足之处，但体现了学者在解释唐宋思想转型问题上的努力。任何严肃的框架性历史解释理论，都体现着这一时期学者研究所得认识的深度和高度。它通常会随着研究的新进展而得到补充、修正，甚至被推翻，而这正是学术创新生命力的重要体现。就解释唐宋学术思想转型而言，上述四种模式的共同点以及可深化之处有：

　　第一，将“唐宋学术思想”的承载者，都自觉不自觉地限定为儒士，所探讨的主体对象，因而是唐宋时期的儒家学术思想，而非涵括佛教、道教教义学说等在内的广义上的“唐宋学术思想”。

　　第二，即使就儒家学术思想而言，“儒家经典和历史研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但要么未涉及，要么论述简略，未曾予以足够重视，所描绘的唐宋儒家学术思想转型的图景便不够翔实、完备。经史之学，不仅是唐宋士人接受基础教育的课业内容，而且是多数士人进行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在士人的知识、思想世界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值得关注。

　　第三，对佛教和道教之于唐宋思想转型的意义重视不够，即使有所探讨，也局限在分析“若干工夫及语句的形式上的异同”上，缺乏真正在把握儒、佛、道三种学说核心的基础上 “探究其对立、纠葛的缘由并能阐明其思想变迁的哲学性基础”的研究。

　　唐宋之际的学术思想转型，是一次历经四个世纪的涵括儒家、佛教和道教的整体的学术思想变革。在深化唐宋佛教和道教转型，以及“儒家经典和历史”等薄弱领域研究的基础上，以涵盖三者的学术视野、探究具体历史环境下三者学术思想相互影响和对立为基调的整体的唐宋之际的学术思想转型研究，当是今后应致力的大方向。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政治、经济视域下的宋辽金学术思想史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