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唐后主李煜词的悲剧性构成 内容摘要：本文重点是借助于李煜多样化的悲剧性文风表现，探寻李煜 词作的悲剧性构成。文章从李煜亡国之变的惨痛人生经历，难以启齿的个人人生落差，敏感的个性、特异的诗人气质和纠结的时代宗法观念四个方面入手追溯李煜词作的悲剧性来源。通过朝不保夕的生存忧患、无可奈何的满腹愁绪和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等三个方面着重反映李煜词作在多样人生缺陷下的悲剧性表现。借助于其个人情感和共性情感的情乳交融，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共性人生情感的升华，最终全域展现李煜词作的悲剧性构成。 关键词：李煜；词；悲剧性；构成 一、引言 公元978年，宋太平兴国二年七月七日，南唐后主李煜因作词曲《虞美人》，被指思念故国，因言获罪，在生日当天被宋太宗赐以牵机药鸩杀，终年42岁，李后主薨逝后追封吴王。李后主一个生错了帝王之家的伟大词人，以一己故国之悲写尽天下人世的无常之痛，因其在宋词上的开创性贡献，他被尊为“词中之祖”。在政治虽然失败，但是在文学上，特别是悲剧性词作上却取得了不朽的盛宴。我们寻访李煜悲剧性的词作风格，基本上沿袭着历史的脉络，就其悲剧性的开始一般起自国灭被俘到其去世这段时间。做皇帝时的李煜风流奢靡，无拘无束，词风绮丽多情，被俘后担惊受怕，心情抑郁，词作压抑而又沉重，前后落差对比强烈，这才使得其悲剧性更具时代意义和现实感。本文所要论述的就是李煜悲剧性词格的开创性贡献。 二、李煜词悲剧性来源 李煜词悲剧性表现和其个人性格以及独特的历史地位是分不开的。李煜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割据称雄走向结束的年代。这个时期北方强宋咄咄逼人，南唐国内危机重重，李氏皇族内乱不断，李煜在内忧外患中登上了南唐的皇帝宝座，接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他无可奈何也无力改变南唐的命运。在浑浑噩噩中把南唐引向了灾难性的深渊。家国巨变伴随着独特的人生个性，随着大时代的沉浮，一股悲愤充溢心间，于是一个身负悲剧性人格的伟大词人应运而生。 （一）亡国之变的惨痛人生经历 李煜25岁的时候做了南唐的皇帝。其实在这之前，李煜并不是想做皇帝的，或者是压根就没想过做这个皇帝，但是随着宫廷内斗和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的五位兄长先后死去，他已经没有选择。而此时北方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宋政权，此时的南唐被迫偏于一隅，成为大宋的一个附属国。即使李煜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整个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不可能提供机会给李后主重整山河了，何况李后主还是一个耳根子软，重用小人的无为懦弱之主。作为一个文学家，李煜无可奈何，愁思难解，只有借酒麻醉自己，整日与群臣吟诗推酒。公元975年（宋开宝九年），宋兵兵临城下，此时的后主哀怨尽出，这在他的《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归去》得以充分体现。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此词是李煜在凉城被围中所作。公元974年（开宝七年）十月，宋兵攻金陵，次年十一月城破。词当作于公元975年（开宝八年）初夏。全词意境全由“恨”出，写尽了围城之急，而自己无力抵挡，伤感无以言表。开头以初夏时节”樱桃落尽”寓国势之艰，危亡之痛，词人感宗庙将覆，樱桃难献，再到“落尽”伤痛颇深。接着“粉蝶”一句以粉蝶的茫然无知，仍是无忧无虑，嬉笑依旧，来反衬悔恨交加的心情。而后面的几句加深了亡国预感，特别是内景描写，“别巷”句人迹寥寥，一片衰败，渲染气氛，“望残”句，刻意描绘出凄然欲绝的惆怅之人面对寂寥之境的感况，而室内袅袅出升的炉香伴着美人的愁容。江山危矣，美人憔悴，怎能不让人瞻前顾后 “回首恨依依”，以“恨”回题。全词所发亡国将至之叹，哀婉动人。 后主肉袒出降后，于976年到达宋都汴京，白衣纱帽于明德楼下。太宗赵匡胤也毫不客气送给了他一个极尽侮辱的称号“违命侯”。此后李后主就过上了亡国之君的生活，整日以泪洗面。也正是这种亡国之痛的惨痛体悟，才让李后主在国势的艰难纠结中“脱困而出”，完全以一副哀怨的角色出现，在悲剧性的历史进程中，以悲剧性的人生续写了不少千古流传，感人至深的词作。 （二）难以启齿的个人人生落差 其实这一因素在正史中很少得以体现，但在后世的野史《太平御览》中可以窥见一斑。历史上关于大、小周后之说一直是沸沸扬扬，比较通俗的说法是李煜在娶了大周后，又看上小周后，并且暗通款曲，这点在李煜的词作《菩萨蛮》中有所体现——“花明月黯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至于后面的《浣溪沙》、《一斛珠》更是表现的直直白白。如果单纯从感情上来说，李煜和小周后的感情还是很深的，虽然多少有那么点让人不舒服，但是作为皇帝，没人说，也没人敢说什么。李煜的个人诗人浪漫情感在此时是无拘无束，悠然自得的。南唐灭亡后，李氏皇族45人之多全部被带到了汴京，太祖在世时，总的来说对李煜还不错。太祖死后，太宗赵光义接班，赵光义这个人在历史上名声不好，特别是私德上。有野史说，赵光义当年游历江南时就看上了小周后，当年迫于身世，无法达成所愿，现在当上皇帝了，并且对方还是自己手下的亡国之臣，更是为所欲为了，几次单招小周后入宫。李煜深感倾巢之下亦无完卵，尤是悲愤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如果皇帝之位的失去对李煜这个本就不想做皇帝的人来说，只是一丝怅然，愧疚的话，那么夺妻之恨对于一个文人来说，特别是文人皇帝来说，那是奇耻大辱，悲剧性的文风由此溢然而出。 （三）敏感的个性，特异的诗人气质 李煜的理想是做个隐士，这从他的字号可见一斑。历史上李煜的号至少有七八个，比方说钟山隐士、莲峰居士、钟峰隐者、钟峰隐居、钟隐等等，从这些字号中我们可以看出李煜比较喜欢道家那种隐居生活，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用“清静无为”来治理天下，这在其《渔父词二首》中可以看出——“浪花有意千重雪，桃李无言一队春，一壶酒，一竿身，世上如侬有几人！”。“一棹春风一叶舟，一纶纲缕一轻钩。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是很骨感的，李煜的这种“赤子情怀”和五代十国那种“大争之世”的时代要求完全格格不入，这也就注定了李煜悲剧性人生乃至词作的必然性。 李煜自幼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人生阅历是肤浅的，在纷繁复杂的激烈宫廷斗争中，他想做隐士的独特“赤子之心”又在现实的纠葛下，养成了多愁善感、敏感细腻，性情率真且天性懦弱的独特诗人气质。他好读书，工书善画，他精通音律，文辞斐然，在文学艺术上有着旁人无法企及的修养。而这些随着亡国后巨大的现实落差，与其独特词人气质和艺术才华相结合，正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他的人生体验，他的满腔悲哀之情由此融入词中，一个悲剧性意味很强的词人李煜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作为一个天性不是政治家的政治家，他的情感流露往往是毫无掩饰的，且不懂进退毫无节制，这就在隐隐中注定了他的悲剧性。以他的《一斛珠》为例——晓妆初过，沉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罗袖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这是写一位唱歌的卖艺女的，短短六十余字，却把一个歌女的靥靥笑意、娇蛮情态心理描写的是淋漓尽致。她装扮精致却不施脂粉，在情人面前娇媚的伸出舌头撒娇，唱歌时轻启樱桃小口，饮酒时娇蛮毕现，连酒水沾湿了衣物也毫不在意，在微醉中斜靠绣床，把口中的红茸嚼烂，笑着吐气向情郎。词作通篇重在对歌女的的刻画，含蓄地表达了词人自己和歌女的关系，毫无掩饰，赤裸裸地把自己和歌女的微妙关系展现在众人面前。 作为一个皇帝在私人生活上也许如此戏谑无度，甚至是言辞轻佻，本也是自然，但是一旦融入个性，掺杂了政治性的东西那就是要命的悲剧性个性了[]。这首词很显然是李煜亡国前的作品，作为一个末代皇帝，他毫不掩饰自己奢华而又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自我放纵真实的个体情感，在位之时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是亡国之后，这种口无禁忌，随性而发的情感个性必然会危及到本就脆弱不堪的性命。 （四）纠结的时代宗法观念 在中国，自夏启代禹王天下以来，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宗法观念就固定下来，作为皇帝的李煜自不例外。在李煜看来大好江山是和他李姓宗族血脉相连的，是不可割裂的，而这一切仅在一瞬间毁在自己的手里。江山易主，宗庙不存，李煜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的，他要承担着比一般人更为复杂沉重的心理负担，其痛苦远非一般人所能明白。某一瞬间触景生情，配合他无以伦比的艺术造诣，自然而然在表达悲剧性人生时，他的成就和给人的感触也是登峰造极的。这点在他的《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中显然易见——“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此词不难看出，李煜的悲、苦、悔以致负罪、惭愧、纠结感溢于言表。 小结：我们说李煜词作的悲剧性来源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着深刻地背景土壤的。惨痛的亡国现实，个人前后生活的巨大落差，加上本就敏感的文人气质，配上外环境传统宗法观念的重压，他已经不堪重负，他把所有的都加压在自己的肩膀上，顾盼生怜，悲情自生。 三、多样人生缺陷下的李煜词悲剧性表现 从政治上来说，李煜是一个碌碌无为、悲天悯人的亡国之君，但是作为文学艺术家，他以他的笔触，在灵魂的深处拷问着人生，以自己失国的惨痛人生际遇去体悟人生，用自己的词作写尽了人世的种种无奈和痛楚。在他的词作里，悲的意味下的多样人生缺陷是随处可见的。有朝不保夕的生存忧患、有无可奈何的满腹愁绪、也有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更有淡淡的失落和孤独，这些缺陷的人生情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情感世界中[]。而有着家国惨痛巨变的李煜以其细腻的笔触和旁人无以复制的情感把他们写出来，让人感觉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绵长和令人回味，让人情不自禁中为情所感，与之同悲、同忧、同愁，如此才有后人无以言尽的眼泪与之伴随。 （一）朝不保夕的生存忧患 亡国之君，脑袋都是寄存在自己的脖子之上的，稍有差池，就会人头落地。这是共性的中国历史规律，李煜也未能逃脱这个牢笼。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可以略知一二——“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整首诗寄予了失意人生无限惆怅、光阴易逝的无尽伤感。在暮春残景中转移到对自身前途的深深忧虑。一句“太匆匆”道出了作者去日无多、人生苦短的忧虑，“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更是表达了词人对目前境况的无能为力，而结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气呵成越发悲慨。“人生长恨”似乎不仅仅是抒写一已的失意情怀，而涵盖了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生命的缺憾，是一种融汇和浓缩了无数痛苦的人生体验的浩叹。更是词人对自己摇摇欲坠、朝不保夕人生的悲苦的嗟叹。 （二）无可奈何的满腹愁绪 政治上的失败已经注定了词人悲剧性的人生。词人无力改变，只能寄满腹愁绪，在无尽的感叹中却又无可奈何。以《浪淘沙》为例——“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廉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来，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词的开头就是愁容满面，哀嚎无力，单一个“只”字就道出了他是多么的忧愁和无奈。在李煜短短的生命里，他经历了很多的精彩，但更多的是无奈。在迫在眉睫的历史现实面前，他不能把握它，改变它，更多地是眼睁睁地看着，是无助、是无奈。在李煜看来，为了阻止悲剧性命运的到来，他抗争了，他争取了，他也忍让了，但是一切都像是注定了的，而他自己在历史的进程中又是那么的无力和无助，在彷徨中寄情于诗词，平添了许多凄凉和忧愁。而在这首词中，词人通过自己的生活的内心的苦闷来表达当前十分无奈的心境。尤其是写到“天净月华开”时，情不自禁想到秦淮河畔的“玉楼瑶殿”，如今只有孤单倒影映在河间，一切如同镜中花水中月，随风而散。那种物是人非，故人不再的感觉直逼词人已是愁绪满腹的心灵。这是经历过人生巨变后自然而然的心灵感悟，是一种情感的后天升华，是渺渺个体生命对命运无奈捉弄的彻骨无奈的阵喊。 （三）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 西方有句话叫“愤怒出诗人”。自来优秀的作品都伴随着个人强烈的自我体悟情感，而这些东西又是人所共有的，只是程度不一而已。而按照弗洛伊德“梦的阐释”的观点，所谓人的情感创伤更多地是一种经验性的创伤。“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使心灵受一种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是创伤的”[]。而这种情感创伤是一种不易消除的长久痛苦体验，他在我们的心底深深地烙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虽然时过境迁，但是一旦为某些情景激发，或是触景生情，仍会不时隐隐作疼。而这些往往在梦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在他的不少词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比方说《望江南》中的“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子夜歌》中的“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浪淘沙》中的“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等等。 之所以在李煜的词作中出现如此多的与“梦”有关的诗句，多是现实与理想形成巨大的落差的表现，更多地昭示了李煜内心深处难以抑郁的情感或是精神创伤。在梦中李后主心结难解难消，巨大的情感创伤在强烈的人生反差下形成了永久的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他无法说服自己坦然地面对这一切，他在纠结与痛苦中辗转难侧，也只有在半梦半醒中用凄美而又悲惨的词句去抚慰他那受伤落寞的灵魂，以此宣泄心中无尽的感伤。 （四）无以言喻地孤独和失落感 作为一个失去既有地位的皇帝，那份孤独和失落是我们常人所无法理解的。而在《相见欢》中他的孤独我们可见一斑——“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个“独”字，伴随着仰头望月那一幕，一种强烈的孤单感毫不掩饰地袭来[]。在李煜看来他的这种孤独是别人无法理解的，也是一种任谁也无法排解的“高人”孤独，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孤独已经抽离了现实的羁绊，一种超然物外，无人能理解的悲感、凄凉感由境而生。 皇帝地位的失去，让自己一无所有，甚至连性命都难以保全，一种无尽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在《浪淘沙》中他是这样表述自己的失落的——“帘外雨孱孱，风雨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通过梦境与现实的对比，强调已经失去的美好事物和美好的事情。回想当年自己南唐千里“无限江山”，莫名其妙中失去，自己变成了阶下囚，“别时容易”更多地是对自己的嘲讽，对没有保住大好江山带有一丝淡淡的忧伤，进而升华为无尽的忧伤。“见时难”多是对“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的诠释，一切都已经不可挽回了，自己终将成为历史的过去，那份失落是无以言表的。 小结：人格塑造命运，李煜无疑是人格的牺牲品。从性格心理学来说，李煜本身在性格上就有着缺陷，他偏向于悲情的人生感悟和诉说。朝不保夕的生存忧患、无可奈何的满腹愁绪、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无以言喻的失落和孤独这些纠缠着他，他无法走出性格的牢笼，最终他沉沦了，成就了悲剧。 四、情感升华下的悲剧性体悟 作为普通人，我们不可能体会李煜那种失国后巨大的心灵创伤，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对人生和命运的体悟中，去品味我们共有的无奈和忧伤。特别是当一个人经历过重大人生变故后，回忆那些映在灵魂深处的曾经的美好，李煜的词往往带给我们更为激烈的灵魂颤动。作为一个生错了帝王家的伟大词人，和北宋的徽宗赵佶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是天才的艺术家，但是却不幸沦为政治的牺牲品，留下让人千古不熄的遗憾和嗟叹。他们以他们别人无法理解、感悟的人生体验和直上云巅的艺术表现，写尽了人世的沧桑与无奈，这种愁思悲情在代代延续中，在不尽的遗憾故事中具有了广泛性的人性底蕴。而这些诉诸特定历史背景下特殊人物情感的词作已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成为共性意义上的人类的普遍情感，在一遍遍诵读中、在一次次体悟中溢出人类共性的精神芬芳。 而这些词作悲剧性的来源和表现，时过境迁，已经上升为人类感情中的一种特定情感----悲剧性情感。这是一种非宗教意义上的广泛精神现象，它体现的是对失意人生极限过后的一种终极关怀[]。而李煜的词从内容上来看以失国为界限，可以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而又暗有脉络的阶段。第一类为降宋之前所写，主要反映宫廷生活和男女情爱，题材较窄；第二类为降宋后，李煜以亡国的悲痛，富以自身感情而作，此时期的作品成就远远超过前期，可谓“神品”。此时期的词作大多哀婉凄绝，主要抒写了自己凭栏远眺、梦里重归的情景，表达了对往事的无限留恋。这些后期有关幽禁之人的词作何以为“神品”，何以引发普性的愁绪共鸣。我认为，更多地源于其精妙绝伦的文艺升华和心理传染。 （一）个体情感通过文艺的升华演变为共性的情感 在文艺理论家童庆炳看来“艺术家的自我情感与对象的人类情感相互搏斗、征服的结果，是艺术家自我与对象的相互突进。一方面是艺术家的灵魂突进对象，从而体验到对象的活跃的情感急流，把客观对象变成自己的东西体现出来；另一方面是对象的灵魂突进艺术家的情感世界，从而在艺术家的主体里，扩大了与对象相适应的情感因素，克服与对象不适应的情感因素，使艺术家的情感世界重新分明与再度建构，填补艺术家原有的情感建构的缺陷。这样，在无形中使艺术家的情感世界在艺术实践中得到了提升”[]。从这段话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道理，李煜的词作之所以引起共性的人类情感，更多地源于凄惨的人生经历所带来的深刻的生活体验，他在表达他的愁容满腹和无尽伤感的同时无意中触寻到人类的共性情感，并且运用极尽华丽与应景的词句在情感中找到了结合点，在介质情感的传递中，实现了个人情感和社会大众甚至是另类时空的观者情感的统一与融合，让平凡的词句变得不再平凡，变的真切动人。其痛彻心扉的人生体悟，以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为载体道尽了人世的苦难与无奈，点滴中闪现人性的光辉。他以炉火纯青的艺术表现力和独具匠心的词体构造，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情感诉说空间，在意兴的体悟表达中实现了自我情感与人类共有情感的交融，升华为共性情感。这也是李煜词悲剧性风格感染那么多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二）潜存的情感通过心理的感染发展为显性的普遍性悲感 从以往历史来看，无论是蜀汉的刘禅还是南朝的陈叔宝，很少有像李煜这样大发亡国之愤、之恨的人。虽然李煜有着其特殊的个人性格原因，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先天性的本能欲望，这种欲望越得不到实现，越和现实存在着差距，越是得不到，越是会激发人的欲望不止。反作用于这个人，他的人生反差也就越大，越能引起人们对作者本身愿望无法得到实现的同情。在情感心理上来说，越是悲剧的作品越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也越能引起读者的同情。虽然通俗意义上来说，中国并没有悲剧性作品，但不可否认，它并不能排除读者附加的悲剧感。这牵扯到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活动和生活的深刻了解和把握，知人论世，有时一部喜剧作品仍能引起人们感性的潸然泪下。 更深层次来说，悲剧也是一种艺术欣赏过程。在人们的心中，悲剧更多地是一种对人生不公和无尽苦难遭遇的控诉，它给了我们心灵上的寄托，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我们对缺失的现实的补偿，提供了一个我们能暂时寄托心灵的感性世界。同时悲剧也是一种被人们深深体验并得到美的享受进而传递给别人的一种情感体验，强烈的个人情感体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快乐的体验，它让人在生活的浸染中体会到生活的酸甜苦辣。 李煜独特的人生经历，带给了他不同于常人的特殊心理，由心理而发的那种痛彻心扉的词作向悠悠世人展示了他的苦难和不幸。李煜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是一个非常纯净和可爱的人，他用赤子般的情怀向世人诉说了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悲哀和不幸，他以一种真诚的态度面对自己灵魂深处的忧思，执着地探索生命的永恒和自在的人生。他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极富悲剧性的氛围。这种悲剧性的情感穿越时空，引起不同时代那些受害者、逆境者情感的共鸣。在国破家亡之际，一曲“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能在了无痕迹中激起读者家国故园之思，在“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中体味历史大潮下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带给人无能为力的痛苦和无奈。纯如王国维所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毅，其大小固不同也。”[] 然而道君皇帝赵佶的《燕山亭》中的“裁剪冰绡，轻叠数重……凭寄离恨重重者，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它故宫何处……”更多的是亡国背景下的沿途所行的触目伤情，抒发的是徽宗皇帝的一己之愁，有点自怨自艾，自怜自爱的意思在里面，而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中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更多的是古往今来伤古怀今的对生命苦短，韶华易逝的共性愁绪。这也就是说，李煜所写的词作，表达的词作意境更多的是人类共有的情感境界，在人类情感的表达上体现出某些相似性的因素，写出了人类共有的情感原型，触及了人类情感的某些原则性或是本质性的东西。“春花秋月”本是美好的事物，但是在词人看来却是“何时了”，自然引入悲苦愁绪中，这种“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情感，在通读中总能给人一种合情合理的似曾相识感，让人在不自禁的情感交融中，融入词人的场景，成为普遍的人类情感，而这种情感往往能引起后世甚至是当世之人的同情，并且本着同情弱者的心理，接受这种真情实感，在政治上，这种情感的传染杀伤力极大，这也是导致他被杀的间接原因。 所以说，在情感的传递上李煜并不是无病呻吟，或是徽宗皇帝那样牢骚满腹，而是不自然的个性流露。这种个性的流露是歇斯底里的，是不惜任何代价的，也因此他的情感最真诚、最真实，从而激发显性的普遍性大众情感，这是李煜这个悲剧性词人能激发起普遍显性共有悲情别绪情感的最大筹码所在，也是李煜在词作上最大的成功。 小结：在悲剧性的艺术传递上，李煜最大的成功在于他深刻洞悉了人情感中的软性部分，并且能够以恰当的语言艺术技巧方式传递于字里行间，让受众在阅读中身临其境地感悟认同那份情感。更为深远的是他所塑造的悲剧性情感，已经超出了词所能承载的情感范畴，演化为人类共性的事件情感体物之伤，穿越历史的烟云，为今人所共鸣。 五、结语 李煜之词从极尽欢乐到极尽愁苦，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忧郁的文人气质、惨痛的家国巨变、无以摆脱的宗族观念纠缠着他，也成就了他悲剧性的词风。在朝不保夕的生存忧患、无可奈何的满腹愁绪和刻骨铭心的情感创伤的人生裂变中，其人生的心理缺陷表现无遗，这也构成了其悲剧性的一个重要认知范畴。其悲剧性情感的人格性普遍转移和普世层面的情感共鸣，进一步放大了其人、其词和思想的悲剧性，在遥隔千年的无尽诉说中传递历史和现实，成就了无以伦比的完整性悲剧性词作之风。 参考文献： 1.李煜.李煜词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2.王国维.人间词话[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 3.(清)吴任臣.十国春秋[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年。 4.杨军.南唐后主李煜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5.姚敏.独自莫凭栏词话南唐后主李煜[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 6.张旭泉.李煜精品词鉴赏[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 7.勾承益.宋词感悟[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5年。 8.刘跃辉.南唐后主李煜若干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9.王小溪.论李煜词的象外之意[J].语文建设,2013年35期。 10.王爱军.李煜,命运毁在自己手上[J].环球人物,2013年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