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日，我想把书房安置在天安门城楼。什么？你真狂妄！啊，不是狂妄，且听我解释，我看中的是这方位，这高度。你若想把文章写得中国，写得炎黄，写得堂堂正正，炳炳麟麟……好，那末就请随我，把写字台搬来这城楼一隅。对于历史，这位置未免过于煊赫；对于你我，这只是一首诗。日月升降，不过是文章的标点符号；人潮聚散，不过是文气的回环流转。一代伟人曾在上面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声音至今还在五洲四海隆隆回荡。你我凡夫俗子，从不作非分躐等之想，但忝为文人，要的就是这气场，这轴心，这龙脉。三十年前，我是广场上人海中的一滴水；十五年前，我是登楼一啸的游客，而今，我想借它的廊柱迎四方祥瑞，八面雄风。岁月如流，你会发现世间变化最大的，不是沧海，不是桑田，而是观念，实实在在的人心。你会发现“人为社稷之本，天地之本”，正在逐渐从云端回归凡尘，落于实处。瞻前令人心雄胆壮，顾后令人感慨万端。当我登临，当我在城楼辟室纳气，储才养望，文学之于我，世界之于我，就像金水桥畔的华表一样切近。兴酣落笔，自可以驱遣雷电，挥斥风云；凭窗眺望，更不妨目尽今古，纵览河山。

也曾经有意，把书房安放在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那里位于赤道，终年万木葱茏，草欣花薰。我的书斋应该是茅屋，杜甫在成都、苏东坡在儋州住过的那种。所不同的是，它背倚青山，面临大海。吟过“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的杜甫，直面的不过是江河湖泊。苏东坡流放海南，是乘船穿越琼州海峡的，但他在儋州的住所“桄榔庵”，距汪洋浩瀚的南海还隔有一望无际的丛林。哪能如我这般，每天清晨，推窗，浩浩碧波就会从心田漫过；即使在夜晚，睡梦中，也会有汤汤泱泱洗涤肺腑，澡雪神经。枕边有凡高渴望的电流雷语，砚底有海明威丧魂失魄的大鱼，字里行间有哥伦布望眼欲穿的新大陆。远离尘氛，远离噪音，远离一切伪现代，假文明。当然有滂滂沛沛的豪雨，佐之以掀天揭地的台风，这场面还都让我赶上了。那是到达岛上的第二天，主人引领我们参观一孔千年山洞，进洞时分，身后还是阳光灿烂，待到转了一圈出来，洞外已是霹雳交加，风雨大作。我笑了，全然不顾同伴怪异的目光。如果不是妻子紧紧挽着手臂，说不定早就冲出洞口，和大自然一道尽情宣泄，嬉戏。

正是在岛上，我想到，有一天也不妨把书房短暂搬去南极，和科考队员为邻。热与冷，这是自然的极端考验，也是思维的交替盛宴。南极你没有去过，总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吧？那里没有道路，没有色彩，没有浪漫。冰天。冰山。冰原。白色阴谋白色恐怖包裹一切覆盖一切。然而，欲望是奢侈的，我希望我能单独拥有一处斗室，把严寒和一应干扰阻挡在外。任它风暴肆虐，雪片狂搅，我自保持灵魂的独立，与清醒。且在一个狭小的空间支楞双耳，睁大眼睛。我当看到，不，感到，万里外如一朵云霞燃烧的中国，中国的前尘，中国的今生以及后世。此时此刻，只要有一粒泥沙沉降黄河，只要有一片乌云飘过珠穆朗玛峰，只要，在宫商角徵羽的和弦中，掺进一缕杂音，我会立刻发竖髭裂，血脉偾张。我的笔，我在冰封雪锁中唯一能倚天而抽的长剑，霎时将寒光闪闪，锋芒毕露。啊，别担心我孤独，或是太累，天气晴朗的日子，我会走出帐篷，跋涉雪原，加入海豹、企鹅的行列。我会和它们用另一种语言交流，在人类已知的语音密码之外，在地球和太阳系的规范之外。

去年秋天，当我登上纽约帝国大厦，在一个凭栏俯睨的顷刻，忽发奇想：嗯，这儿也可以安放一张写字台，一张属于我的、纯粹书生的写字台。帝国大厦建于一九三一年，高度三百八十一米，曾为纽约之最，也是世界之最。它的显赫尊贵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迨至一九七二，才被四百一十七米的世贸大厦打破。人性总是对最高充满神往，犹记当初，世贸大厦落成不到两年，它从帝国大厦头上抢得的冠冕，又被芝加哥四百四十三米的西尔斯崇楼一把攫走。二十二年后，吉隆坡的佩重纳斯闳宇，更以四百五十二米的绝对高度独摩苍穹。这游戏恐怕永远没有了结，据报载，我国的上海、台北以及东邻韩国也在摩拳擦掌，欲在更高的层面上一试身手。假如人力可以造山，真正意义上的山，我相信珠峰有一天也将屈居老二。然而，曾几何时，当我的双足踏上曼哈顿的街道，世贸大厦已不幸夷为平地，帝国大厦又重新出任纽约的制高点。血腥的联想，残酷的真实。三十四街在脚下。一百零二层在脚下。余光中一九六六年写《登楼赋》，立足点就在眼前这层顶楼。假设我把它的一隅辟作书斋，在这儿可以昼夜鸟瞰纽约，某种程度上也等于是鸟瞰西方。萨克雷当年无缘涉足的“名利场”，巴尔扎克当年未曾阅遍的“人间喜剧”，福克纳当年未能穷形的“喧嚣与骚动”，我将以我东方作家的敏锐与执著，继续书写。

如果我有第六张写字台，我愿把它安放在俄罗斯的庄园，最好是在圣彼得堡近郊，和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中学为邻。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托尔斯泰是威严的，高尔基是苦涩的，马雅柯夫斯基是生硬的，而普希金，清丽而又激越，堪堪充当我高年级的兄长。检点我知识航船的压舱石，《诗经》、《楚辞》之外，《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之外，《飞鸟集》、《草叶集》之外，赫然就有一部《普希金文集》。最是难得，那是我生平买下的第一部“天价”书，时代出版社出版，硬面精装，定价两块。若问，区区两块钱怎么就成了天价？要晓得那是一九五九，两块钱相当于我初中一个学期的学费。要晓得一九五八大跃进之后紧跟着是一九五九国民经济大滑坡，彼时我尚懵懂，天下大事不甚了了，但具体到自身，是已连两块钱的学费也筹措不出，不得不含泪中途退学。然而，借助某种孤注一掷的希冀，我却把半月的打工所得加在一起，从书店购回普希金的一套精神大餐。那真是疯狂的吞噬，非张乐平笔下的三毛不能深得个中滋味。“啊，美人，不要在我面前再唱，那悲哀的格鲁吉亚底歌吧：它们使我想起，另一种生活和遥远的岸边。”“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阴郁的日子需要镇静，相信吧，那愉快的日子即将来临。”——普希金给予我的，不仅是他温柔的慰藉，缠绵的想像，更有他天赋的自信，坚韧的灵魂。

假设我有第七或第八张写字台，我愿把它们分别安放在巴黎圣母院的阁楼与尼罗河畔的客栈。这选择不是绝对的，当然，我也可以把它们安放在富士山麓的茶室与罗马城的角斗场。天地有情，山川随处可作书房。万象通灵，入眼一切皆是文字。但是，不管我有多少五光十色的假设与选择，最后一张书桌，肯定是搁在我的故乡。最好是搁在老宅，就在堂屋的窗前。那堂屋是篱笆墙，稻草顶，窄小的窗户糊了一层白纸，临窗安放着一张褪色的条桌。记得老宅落成，是一九五三，九岁的我，已拥有五年骄傲的学龄：四岁，依祖父的膝下读《百家姓》，五岁至七岁，入私塾读《千字文》、《古诗源》、《幼学琼林》，八岁正式上学，也就在九岁那年，我幸运地分到了一张书桌。我最初的涂鸦之作，包括日记、书信、情诗，都是在它的慷慨支撑下完成。如今我不能奢求那张五十年前的书桌还安然完好，正如我不能阻挡祖父手建的数栋茅屋日后在侄男辈手里焕为砖混结构的两层小楼。所幸的是老家地址未变，方位未变，因而我的想像最终有所依托。可以预期，往后，在我厌倦京城浮躁与奢华的日子里，我会常常回到故乡，回到老宅旧址上的新居，无疑，只有在那儿，在生命和创作的原点，我才能获得穿透时间的清醒。我会比以往更加清楚我是谁，以及我应该如何感谢上苍，善待岁月，善待，上苍曾经从江淹手里强行缴走，而今恰恰轮到赐予我把玩操练的，这支金不换的彩笔！